谢晋就像一本读不完的大书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石川 时间:2023-06-29 点击:
谢晋电影（左起）：《女篮5号》《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
石川
2023年，是谢晋导演诞辰一百周年。
随着各种纪念活动的筹备和文献档案的一再翻阅，与谢晋导演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在我脑海里重新被激活。
我和晚年的谢晋有着十多年的交往，说起来，也算对他再熟悉不过。但有时看到文献上有关他的某些记载和描写，又会觉得恍惚。这是我认识的那个谢晋老爷子吗？这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印象在我脑子里交替回旋，就像在读一本大部头的书，眼看就快翻到最后一页了，却忽然发现还有许多章节竟然从未读过。就这样翻来覆去，循环往复，最终才发现，原来他是一本你永远无法读完的大书。
故乡情结如此深重
不久前，我再次来到谢晋的故乡——浙江上虞的谢塘镇。谢家祖屋现在是一座小型纪念馆。我在里面看到一段画质不太清晰的视频，视频里的谢晋正抹着眼泪，声音哽咽地对身边的乡亲说：“我是喝谢家塘（谢塘的旧称）的水长大的。”如果我没记错，那是1984年12月，谢晋回到阔别36年的故乡，为他刚刚拍完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举办首映典礼时拍下的一段画面。或许你会看到，故乡是谢晋的软肋，最容易撩拨他的情绪。他曾说，一个艺术家，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才能热爱他的祖国。如果一个人连家乡都不了解、不热爱，那就谈不上什么爱国了。
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谢晋又一次回到故土，他对乡亲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以家乡为背景拍一部片子，故乡的情，太重太深了！”事实上，他一直是这么做的。1964年，他拍摄《舞台姐妹》时，在故乡的曹娥江上取过景；1975年拍《春苗》、1983年拍《秋瑾》，都把上虞的白马湖作为拍摄地。20世纪80年代末，曾担任谢晋副导演的黄蜀芹正在筹拍电视剧《围城》，一时找不到“三闾大学”的外景，谢晋就向她推荐了自己的母校春晖中学。今天的春晖校园里，当年拍摄过《围城》的那几幢民国老建筑，被学校当成宝贝一样维护着。谢晋曾经不无自豪地夸赞母校，说母校的校园“比一所大学还要气派”。
谢晋人高马大，说话声如洪钟，被人说是“南人北相”，其实与他一直以来深感自豪的家族血脉有关。谢氏家族的始祖，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周宣王国舅申伯公，因战功显赫受封于“谢邑”（今天河南南阳一带）。古人以地受姓，申伯公在谢邑封侯，子孙就开始姓谢。申伯公也就成了谢氏家族的元世祖。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北方贵胄纷纷衣冠南渡。南迁的氏族中有两家望族，一家姓王，一家姓谢。到东晋，王氏后人出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谢氏，则出了“东山再起”这个成语所描写的在“淝水之战”中以弱胜强、获得“淝水大捷”的东晋宰相、太傅谢安。
按照谢氏族谱，谢安被后人奉为“东山谢氏”这一支族的始祖。算起来，谢晋是谢安的第54代“嫡长孙”。他本名“镇方”（治理一方的意思），别名“晋”（东晋的“晋”），号“淝捷”（淝水大捷的意思），都含有铭记祖先丰功伟业的寓意。谢氏一门，自谢安以降的历朝历代，又出了许许多多文人将相。譬如，东晋女诗人谢道韫（谢安的侄女，王羲之的二儿媳）；南北朝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当代的，则有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著名科学家谢绳武等。谢晋常常拿他这位大科学家亲戚开玩笑说，“他比我小20岁，论辈分，我却要叫他堂叔”。
1984年回乡时，谢晋首次登上东山，祭扫谢安墓。那时候，上山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谢晋不管不顾，带着一家老小，从没膝的荒草和丛林里攀爬上去。今天，谢安墓已成上虞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宽阔的盘山公路直通陵区。这里是谢氏一门的根脉所系。唯有当你双足踏上墓前的神道之时，或许才会领悟，为何谢晋的故乡情结如此深重。
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
谢晋这一代人，生于乱世，长于忧患。在漫长的生命岁月中，他逐渐养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他曾经说：“艺术家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像太史公写《史记》那样，要像屈原、杜甫、曹雪芹，一直到当代的巴金那样，对民族充满了责任感、忧患感和使命感。”翻阅他留下的各种文献，慢慢你会发现，他对历史总是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嗜好。用今天的话说，他就是一个妥妥的“历史控”。
有一年，剧作家李准和谢晋一起去西北考察。他看谢晋手中拿着一张破得就要散架的地图，于心不忍，就跑到新华书店，自己花钱买了一张新的送给谢晋。李准说，谢晋身上有一种“地理癖”，出门总要带着地图。每到一地，他总会问长问短，当地历史上发生过哪些大事，出过哪些历史名人。在李准眼里，谢晋总是把天下事当成自己的家事，用关心家事的心态去关注天下，如同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的这种“地理癖”，或许正是他作为传统文人的一种家国情怀的自然流露。
谢晋一生拍了36部故事片。把这些影片按照故事发生的年代串联在一起，你眼前就会出现一部几乎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比如，《鸦片战争》讲的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秋瑾》讲的是辛亥先驱的故事；《红色娘子军》的时代背景是土地革命时期；《舞台姐妹》则是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越剧姐妹追求进步、反抗压迫的故事；《啊！摇篮》是讲延安保卫战；《女篮5号》的故事发生时间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最著名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故事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讲到改革开放时期；还有《高山下的花环》，故事的背景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作品《女足9号》，讲的是20世纪末中国女足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
曾经，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认为谢晋电影过多地涉及政治。甚至有个别评论者认为，这是谢晋的一种“政治投机”。对此，熟悉谢晋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前主席马克·穆勒曾有一段论述说：“没错，谢晋的影片是有很强烈的政治表达。但那只不过是故事的背景，并非故事本身。谢晋从来不是在正面写政治，他是在写处在政治漩涡中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好人和坏人，那些受苦受难者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为什么西方人能被他的故事打动？难道他们流泪只是为了中国的政治？当然不是，他们是在为那些心地善良却历经苦难的小人物所感动，他们是对弱者产生了同情。这就是人性，不管东方和西方，这样的人性总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谢晋的影片才能被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
不得不说，马克·穆勒的这一见解，正好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谢晋的影片。这些影片无一不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映衬下，突显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把国家民族命运和个人荣辱结合在一起。透过他的影片，观众不仅能看到一个个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的情感与伦常故事，还能看到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在历史巨轮下所演绎的生生不息的爱与痛、生与死、牺牲与奉献、理想与讴歌。就像谢晋自己说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要用电影为自己的民族塑造形象。”这是谢晋非常鲜明的艺术追求之一。
谢晋曾引用一位文艺界前辈的话来说明《牧马人》的创作动机。那位前辈的原话是：“一个艺术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要用他手中的笔，对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发言。”这句话被谢晋视为自己电影创作的座右铭。它的意思是，人们为何要拍电影？好比有些人拍电影是为赚钱，有些人是为艺术而艺术。而谢晋拍电影的目的，是想通过电影对种种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1994年夏季，距离香港回归不到3年了。谢晋的老友、《红色娘子军》的编剧梁信，给谢晋写了一封信。梁信在信中说，“香港回归指日可待。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电影不能无所作为”。这封信唤起了谢晋内心一股巨大的创作冲动，他决心响应老友的吁请，开始筹拍历史巨片《鸦片战争》。
1995年全国两会，谢晋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争取到一个大会发言的机会。他讲的主题是，作为电影工作者，在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关头，决不能无动于衷，必须要有所行动，必须要拍摄出过硬的电影作品，来奉献给这一伟大历史时刻。正是在这次大会发言中，谢晋公开表示自己打算“在古稀之年，再当一回先锋，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筹集一个亿的投资，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运作，为低谷中的中国电影，闯出一条大投资、大制作、高回收的新路……实在不行，也要给后人留下点经验、教训，让后人踩着我们的脊梁，走出一条电影体制改革的新路”。
谢晋的发言语惊四座、振聋发聩，有人将之比喻为齐白石的“衰年变法”，也有人好心提醒他要审时度势、谨慎而为。谢晋却答道：“如果不是香港回归，我就不会拍《鸦片战争》。因为电影要赔钱，公司会破产。但是，我们总不能空着手去迎接香港回归！”最终，在谢晋的运作下，《鸦片战争》成为首部投资过亿的国产影片。这些资金全部来自民间集资和银行借贷。同时，又通过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内首次尝试项目股份制公司的运作形式。为此，谢晋将自己的三处房产作为抵押，亲手将三张房契交由公司董事会保管。
《鸦片战争》的拍摄，非常清晰地展示出谢晋电影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意识。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犯过许多错误，但‘爱国’这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没有丝毫含糊。”
没有诗意就没有意思
谢晋晚年曾对人说：“我这个人拍戏，总希望搞一点诗意的东西。没有诗意，干巴巴的，就没有意思。”
谢晋的成长环境，让他自幼饱受中国传统诗书文化的熏陶，为他的文化艺术修养铺垫了一层厚重的底色。尽管，他也不断接受某些西方文艺、西方电影思潮的影响，但传统文化与古典美学，毫无疑问是支撑谢晋文艺思想的最坚实的柱石。
谢晋一度非常自信，说《红楼梦》没人能比他更熟悉。他读过不下几十遍，对每个主要人物都烂熟于心。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旅美作家白先勇来到上海，与谢晋聊起自己的小说《谪仙记》。谢晋说，书中的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红楼梦》的影子——李彤像林黛玉，黄惠芬像薛宝钗，雷芷苓像李纨，张嘉行像史湘云……一席话，让白先勇惊讶不已：“你是怎么看透我的心思的？我写小说时，的确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评论家这样说过！”
其实，这就是中国人文传统在谢晋身上留下的烙印，它或许是抽象的、无形的，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下意识，但最终都会透过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表现手法流露出来。譬如《红楼梦》里一边是宝钗的洞房花烛，喜气洋洋；一边是黛玉焚稿，凄凄惨惨。民间有句俗语，叫“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说的就是对比手法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比平铺直叙更为强烈的审美效果。谢晋也非常擅长运用对比手法，不仅在《女篮5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中以“前后对比”凸显主人公的命运变化，还在《芙蓉镇》中运用以胡玉音为核心的三对夫妻、六组男女关系，来凸显人性的善恶、忠奸、真假、美丑的价值堆叠。
再如《啊！摇篮》中，大战前夕，男女主人公就要各奔东西。为了渲染离情别绪，谢晋不去正面表现人物如何话别，而是用战马跟在主人身后依依不舍的神情，来投射男女主人公的心绪。
谢晋还常常讲起《舞台姐妹》里的一个细节：戏院唐经理心里在打月红的鬼主意。只见月红坐在桌前练习签名，唐经理上来搭讪，月红矜持着假装不见。唐经理就用手中的折扇，朝着月红轻轻一扇。微风撩起纸张的一角，月红只好抬起眼角，望着唐经理浅浅一笑。他觉得，这个画面中的人物关系、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是很难用文字捕捉到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喻。而这恰是电影最独特的表现力之一。在他看来，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贵含蓄”，应该被视为电影艺术的最高美学标准之一。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