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留给我的印记

来源:朝花时文 作者:张持坚 时间:2022-07-27 点击:

送别阿姐后,我的脑海里不断涌出她留给我的印记。
记得有一年春节到金山给阿姐和姐夫拜年,大家闲聊起我小时候的事。阿姐说,姆妈没想到会怀上你,用绳子使劲勒肚皮想流产,但最后没能如愿。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家里已有两男四女六个孩子,最小的男孩还不到两岁,负担实属不轻。可我还是不管不顾地来到这个世界,增加了家里的负担。承担重负的,除了父母,还有作为长女的阿姐。
我自小印象中就有阿姐的忙碌身影,她总是在家门口的木盆里洗衣服,在架起的大洗衣板上洗刷被单,或是楼上楼下拖地板。她干活时不声不响,默默地埋着头,很投入,舍得出力、不怕吃苦。有一阵,阿姐查出肺部有炎症,要吃一种名叫“雷米封”的药。因需要长期吃,亭子间一个柜子的抽屉被空出来,专门放一瓶瓶“雷米封”。服药后阿姐身体有所好转,可惜体检仍没能过关,耽误了高考。她后来说,当时她已想好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当一名广播电台记者。即使在这样的遗憾中,她仍在家里帮母亲忙前忙后。
我上小学后有件事一直记着。那时有一种叫“的确良”的新面料上市,挺紧俏的,价格也不便宜,阿姐设法买了块浅蓝色的布料回来,给我和东哥各做了件衬衫,让我俩“时尚”了好一阵。
阿姐结婚后住到徐家汇老街姐夫家,和婆婆一起生活。房子破旧简陋,周边环境也杂乱。那时我家住在永嘉路一条石库门弄堂里,在周围花园洋房的比照下,我觉得自家居住条件并不好。可和阿姐的居舍一比,我们的住房好很多。尽管这样,我没听阿姐说过一句牢骚话。后来她下决心搬到市郊金山参与大型石化企业的建设,主要原因是那里能分到新建的有独立厨卫设施的住房,而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市区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左一为作者)
1969年5月,18岁生日才过了两天的我,要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务农。家里最小的孩子要到离家最远的地方去,家人不免担忧和难舍。虽然家人对东北并不陌生——孩子中的老大195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吉林长春一家军工企业研究所已有多年。不过黑龙江比吉林还要往北,去的又是农村,家人对东北的那些有限的认知就不够用了,想象不出那里会是怎样的苦寒。长春是省会城市,生活物资供应已很匮乏,母亲只要得知弄堂口的泰来食品店有肉罐头供应,总要“抢购”一些囤着,一有机会就托人带给大阿哥。不难想象,黑龙江农村的条件一定更加艰苦。临行前,家人为我做足各种准备。
阿姐也是。她多次从金山赶来,那时的交通可不比现在,一路上要换好几趟车,花不少时间,她给我带来吃的、用的,包括当时堪称珍贵的全国粮票等等。总之我没想到的他们都替我想到了。家人都不善言辞,他们把对我的不舍都体现在默不作声的行动里,给我温暖,也给我激励。之后我每年回家探亲,阿姐都来看我,说着“你离家这么远,我们够不上,只能靠你自己”之类的话。我听得进,往心里去。两年多后,我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来获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路艰辛却有收获。家人始终关注着远方的我的每一步,渐渐地不再为我担忧。



 
记得我担任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副社长后给阿姐写过一封信,不是说自己有什么成绩,而是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因为在父亲病重期间和后来母亲骨折长期卧床期间,三位在上海的姐姐、东哥和嫂嫂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悉心照料他们,姐姐和嫂嫂还用手指为长期卧床的母亲通大便……可家人们来信从不写这些,只报喜不报忧。这使蒙在鼓里的我有了一个相对清静的环境,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上——直到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我的工作环境有很大一部分是家人们为我创造的。
1994年,我面临去向抉择:是调到上海工作,还是抓住黑龙江的另一个工作机会。何去何从?我与家人商量,他们都劝我回上海。我没有犹豫,听从了。我父亲去世早,母亲年近八旬,盼望着小儿子能回到身边。于是,离开上海25年后,我带着小家庭回来了。姐姐们和哥嫂都很高兴,母亲更是如一块石头终落地似的舒心。
后来母亲查出重疾,有一次我在医院陪护时泪涌不止。阿姐看到后宽慰我:“母亲晚年是有福气的,孩子们都在身边,你的回来使她的心更加安宁。”那些情景历历在目……我觉得阿姐没有走远。在我心里,我们依然相亲相爱着。
 
(刊于2022年7月24日 解放日报朝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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