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版纳记事》及读后感(上)
来源: 知青情缘 作者:张康明 时间:2021-12-23 点击:
读罢上海云南知青、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诸炳兴撰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版纳记事》一书,恰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心潮激荡,感慨万千,热泪盈眶。想到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本书的。我信。因也有泪随笔流的体会,于是我写下这些挂一漏万的介绍文字和读后感。
《版纳记事》一书共有文章46篇,写的是炳兴在云南景洪农场13年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悟:
烈日下循环往复的艰苦劳动,物质匮乏到喝玻璃汤的日子,枯燥单调无味的业余生活,设法改善物质生活的种种无奈、尴尬和令人苦笑不得的场景,初到农场时知青间较为纯洁的人际关系、快乐的集体生活和满腔热血献身祖国橡胶事业的激情,与淳朴的老职工和傣族打交道的趣事,对受审查人员和犯错误知青的认识或暗中帮助,知青之间在艰苦环境下产生的没有丝毫铜臭味的纯洁爱情,一些知青在恋爱和婚姻中遇到的生离死别的或感人、或凄惨的结局,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自费为知青团聚寻亲的感人故事。在前途迷茫、彷徨、绝望的日子里……篇篇文章饱含深情、亲情、激情,是炳兴的肺腑之言,是炳兴的切身感受,是炳兴对13年版纳经历和返城几十年生活的思考结晶和人生总结。相信作者在写作中一定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既时常愤懑酸楚,也时而激情四射,既暗自欣慰莞尔,也莫名泪目双眼……
上山下乡运动历经十年,炳兴却在边疆待了13年。13年中他既在生产第一线体验过,又在营部机关工作过,所以比一般知青更多地了解知青在农场初期、中期、末期的生活、学习、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状况,清楚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处理过程,所以在他的《版纳记事》一书中全方位地讲述了知青在农场的经历,显示了与有些知青题材书籍内容较为单一的不同。
以下主要选择炳兴与农场老职工、现役军人、老职工子女、农场艰苦生活、知青婚姻情感、知青调皮捣蛋、后知青时代等方面的文章给予粗略介绍。
诸炳兴的著作《版纳记事》《多彩生命》共60万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初次踏上社会 感受人间冷暖
知青回城后,一个连队的知青一年中总有几次见面,而与那些曾经也是朝夕相处的农场老职工则少有见面的机会,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与他们交往中的点点滴滴则不会忘记。那时刚到农场的知青才十六、七岁,不少人还是小毛孩一个,个别的只有锄头柄高,根本不知道一辈子是怎么回事,
迎接他们的是缺油少肉的困难生活、超出体力承受的繁重劳动、没有娱乐活动的业余生活,几乎每个知青在收到第一封家信的时候都潸然泪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青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开始了与老工人、教导员、连长、小队长、老职工子女、救命恩人等人的接触和交往,这是他们初涉社会最初接触的人群,这样的接触必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炳兴现在还与原营教导员保持联系,这在知青中委实鲜见。对于绝大多数知青来说,一生中第一次接触现役军人也许就是从兵团开始的。在《南联山兵团之情》《终身难忘南联山》两篇文章中,炳兴细述了与原营教导员在网上神交往的故事,使一个在当时知青眼中被神圣而又神秘军装包裹的兵团老军人的内心倾诉和对知青的情感倾泻而出,跃然纸上。教导员说知青们17岁左右离家,从优越的大城市来到穷乡僻壤,住进四面通风,没有门窗的茅草房,他们爹妈能放心吗?农场没有澡堂,连张手纸都买不到,他们受不了啊。自己也有三个与知青年纪相仿的女儿,见到这些孩子,热泪只往心里流。有几年农场随意捆绑吊打知青成普遍现象,教导员在他的电脑中写道:当时我很清楚他们是对现实不满,心理丧失平衡,做出冒失荒唐举动,但要我将他们押送到团部怎么可能?我曾经和罪犯面对面打交道那么多年,我没有骂过娘,也没有动过手脚。我怎么能对这些娃娃使坏?事实证明,在整顿打架之风中,六营没有一个知青被打骂、被关押,这是实情,在师团有案可查。
炳兴从2013年元旦起,就在自己的博客“晚秋子歌”上连续发表教导员撰写的题为《我最连心的是知识青年》1—7集,字里行间表露了教导员对知青遭遇的同情和无奈,引起了知青们的广泛共鸣,都说郭教导员是个可敬的老人。
在《悼连长》一文中,他把在艰苦岁月中与连长争强斗狠、捧腹大笑、同甘共苦的场面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农场时的无数个清晨。连长震撼山谷的点名声。让才十多岁的孩子在酣睡中惊醒。连长的吼声与父母对儿女的亲昵呼唤形成强烈的对比,那时该是多恨连长啊。连长带领知青爬山涉水,从山上砍来木料,将大家的茅草房改成了砖瓦房。炳兴那双曾是拿画笔的手在劳动中起了血泡,只好带上手套,被连长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知青探亲回去“进贡”连长巧克力奶糖,连长却说知青把烧焦的奶糖送给他。营领导要借调炳兴去营部工作连长死活不肯。舍不得炳兴离开连队……返回上海后偶然得知连长因一场再平常不过的脉管炎疾病去世,炳兴久久地想到:如果早点知道一定会想方设法接连长到上海治病,也许现在连长还健在。因为连长总归是我们到云南的第一个相处的“父母官”——连长!因为你与知青间有着剪不断,离还乱的在梯田上、胶树下,广阔天地结下的“恩恩怨怨”。
在《怀念小队长》一文中回顾了与小队长交往的一些细节:队长因个子小,坐在驾驶室不易被人看到而成为笑话;在月光下与小队长一起喝(可能过期的)奶粉,不一会就奔到厕所里稀里哗啦;跟着小队长经常过吃香喝辣的好日子(边疆交通落后司机到哪儿都能得到招待);返回上海时车子难找,小队长亲自驾车把炳兴送到昆明,而且坚持不收炳兴给的车费。
当炳兴有一次一个人因中暑昏倒在流沙河渡口边的时候,是老职工周传连把他背到房间,并给予土法施救,不然炳兴极可能小命不保。炳兴从昏迷中醒来握着老周粗糙的大手,热泪盈眶,千谢万谢老周的救命之恩。多年后炳兴返回农场,却只见到老周的儿子(老周已去世)。至今,炳兴一想到那个中暑被救的情景,内心就无法平静,泪流不止。
一个曾经跟着炳兴学画画的老职工子女江小勇聪明好学,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返回云南经商。经商期间,小勇经历了被骗(60吨水果被以次充好)、被绑架、船毁人伤的巨大跌宕,但依然不向困难屈服,终于在房地产市场上取得不菲成绩,闪出了别样的光彩,炳兴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
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场长虽还未定性,但多数人已唯恐躲之不及,更没人敢去给他送一份他该得的一条鱼(那时一条鱼是非常珍贵的)。耿直的炳兴大胆地请示领导,说明情况,然后冒着酷暑把鱼送去,让平时刚直不阿的场长泪流不止。
这些令炳兴感恩和难忘的故事,在《救命恩人周传人》《澜沧江小勇历险记》《送鱼》等文章中都有感人的描写。
现在,知青都回城了,但曾经与知青朝夕相处的那些人多数在农场。知青们聚会时经常会说起与他们接触的往事,有感激的、有感慨的、有开心的、有好笑的、也有极个别有记恨的,但半个多世纪以后,留下的只有感激感慨和开心难忘的了,有矛盾有纠结的早就随风而去了。炳兴在以上的文章中的那些典型的记载,轻而易举地就把知青读者拽回到了农场的日日夜夜和生活琐事中,真切、实在、可信。
(诸炳兴知青时代的画)
患难度日无期 人性品格毕现
尽管西双版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光照时间长,水稻可以一年三熟,但耕种方式原始,物种单一,基本没有机械化,加之当时极左思潮泛滥,单身者不能种菜养鸡,否则就要被批斗,所以一到雨季天常因山洪暴发,十几米宽的小河瞬间就变成几十米宽的激流,冲平河边的蔬菜地而使一连人都没菜吃。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农贸市场,也没有商店,有钱也白搭。很多农场地处夹皮沟,满眼是原始森林,离县城几十公里,没有交通工具,成为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条件异常艰苦。除了有些已成家的老职工家里有一些自己腌的酱菜,做的豆豉,种几颗菜,养几只鸡外,多数知青只能喝“玻璃汤”和“九(韭)菜一汤”(即一大锅清水中放上几块盐巴或一把碎韭菜)。至于吃肉也是靠连队自己养猪,老连队有时一两个月能吃上一次,新建连队就只能几个月吃上一次了。所以“捧着金饭碗讨饭吃” “吃肉犹如过年”成了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绝妙讽刺。那时知青都二十岁上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劳动强度又大,缺菜少油不见肉,实在受不了,于是一些令人发笑和辛酸的事情就经常发生了。
如今,如果有谁因吃顿肉而洋洋得意,一定会被贻笑大方,小青年则更会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在炳兴那个年代却是常态。那时候如果传出连队将要杀猪的消息,全连每个人都会脸挂笑容,高兴几天。炳兴在吃《病猪肉》一文中披露了那时的情景和自己的一次洋相。一天炳兴因被厂长叫去吃饭而偷着乐。吃肉时实在太辣而满头大汗,不停地喝水,后来干脆跳进水塘给自己降温。第二天才知道昨天吃的肉是“米线猪”,是不能吃的病猪,厂长因怕吃出事就多放了辣椒。炳兴哭笑不得,还不好给别人说。
因为酒肉一家,于是找酒、喝酒、以酒解愁、以酒交友的故事就多了起来,尤其是那些喝着喝着就喝出泪水来的故事更成了铭心刻骨的记忆。这些真实的场景在《醉中秋》一文中被描绘得活龙活现,淋漓尽致。一个皓月当空的中秋夜晚,炳兴与酒友刘排长和小钟三人用胶杯代替高脚酒杯,模仿内蒙人大碗喝酒的彪悍形象,碰杯呐喊。久违的肉味在嘴里泛起,小米辣却把他们辣得张大嘴拼命吐气,大汗淋漓,不得不大口地喝凉水。月光下,大口喝酒,大声划拳,酣畅淋漓,痛快无比,直冲云天,肆意的情感无拘束地在月夜流淌人性的野性在月光下膨胀。三个酒友各自“斗私批修”“坦白交代”,吐露自己不为人知的私事和心事,胜似兄弟。炳兴说那样的情景至今哑然记忆犹新,令人神往。然而,那样的穷欢乐,掩饰不住知青对前途的迷茫,月光下“低头思故乡”,炳兴靠着竹笆墙,不禁泪洒衣襟,尽管月亮在他的眼中已成叠影,但他依然豪爽碰碗、糊涂喝酒,似乎忘记了自己、亲人、故乡,更忘记了痛苦,直到日光渐明,酒友们把他那赤膊的身躯从隔壁菜园子抬出来,他依然手捧胶碗不认输。那晚,他把“中秋”喝醉了……
那年头有些知青常犯偷鸡摸狗的事已不是新闻,然而偷猪却是奇闻。在《鱼被偷了,猪又去哪儿了?》文章中,被称为“小克勒”的一个上海知青蓄谋已久地经常谎称睡眠不好,骗得不少安眠药,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与其他三人顺利实施了偷猪计划,把吃了安眠药的肥猪抬到山上宰了。农场保卫科穷尽当时的技术手段,折腾了几个月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破案。谁知没多久“小克勒”因为老婆需要营养去偷鱼被抓,那晚场领导让炳兴负责审讯看管。被包粽子似地五花大绑的“小克勒”的双手因浸过水的棕绳逐渐干燥收缩勒进皮肤已成棕黑色,他哀求炳兴为他松绑,炳兴冒险照办了。在炳兴的感召和老乡的情分下,“小克勒”坦白了如同侦探小说般的偷猪经过。炳兴很清楚报告给上级后“小克勒”的凄惨下场和自己乌纱帽大小的变化,但他绝然放弃升官良机,让这段“精彩”的故事烂在肚子里,直至几十年后才在这篇文章中披露。
对当时的艰苦,如今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但那些没吃的窘况在那时是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当捧着一碗,面对一碗“玻璃汤”的时候,有些知青只好厚着脸皮去老职工家讨些酱菜下饭,有些知青上山找些野菜,有些知青用从上海带去的固体酱油加些味精对付着吃饭,也有些知青则去偷老职工家的蔬菜和鸡,因此使一些知青与老职工的关系紧张,也发生了一些知青被捆绑吊打的事情。
一些老职工家拖儿带女,全靠那几颗菜,养的几只鸡是为了给女儿坐月子用的,可一夜间没了,那种愤怒和火气是可以想象的。但在炳兴的文章中也有感人的记述。有个连队的几个知青三番五次,绞尽脑汁,终于偷得一户老职工家“壁垒森严”的丝瓜。谁知第二天丝瓜的主人上门来说,看来我再怎么保护丝瓜也没用,丝瓜是为你们栽的。我家也有五个孩子,本想种些丝瓜改善生活,其实你们知青更可怜,从今天起这个瓜棚就送给你们了,以后不要半夜三更“摘”丝瓜了。主人的一番话既让知青们惊讶不已,更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性光辉,也让知青们羞愧难当,唤起了他们人性尊严的回归。他们将心比心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决定不去偷丝瓜了,自己开荒种菜(1976年后允许单身者可少量种菜)。
现在知青聚会,有些人也会坦白一些当时旁人不知的不雅行为,大家在笑骂之后都会瞬间沉默,想想边疆十年的艰苦艰难艰辛和无奈彷徨悲观,心里真不是滋味,也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深感歉意和不安。
炳兴的笔触在描述知青生活困难的时候,不简单停留于艰苦生活的细节叙说,更把笔端的落脚点放在思想方面的逐渐演变、反复、彷徨和人性的情感上,让读者不仅了解版纳知青的不易,更让读者了解知青的心路历程。在《冒险炸鱼》、《有酒还要下酒菜》、《朋友来了有好酒》等文章中都有他对农场艰苦生活耐人寻味的记载和思考。
生离死别造孽 古道热肠感人
那时由于业余生活枯燥、回城无望、知青们需要互相照顾,情感需要寄托,再说正值情窦初开的青春期,有些知青就谈起了恋爱,结婚生子,也出现了个别知青未婚而孕的情况。这些现象放在今天都不算什么事,但说什么事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时有些农场规定知青不许谈恋爱,未婚先孕更是伤风败俗天大的事情,要处分的。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知青大返城到来,尤其在已婚知青中出现了各种至今都让人心酸伤痛,催人泪下,甚至是生离死别悲剧的故事。
在《阿妹堕胎记》一文中,一对未婚先孕的知青男女为掩人耳目使尽各种土方法堕胎,人累个半死也无效。那时知青很团结,几个人在一起讨论如何堕胎(实际上谁也不懂),并守口如瓶,不外泄消息。炳兴因在当地函授学习过一些医药知识,也参与其中。结果堕胎不成,男知青还被开除团籍。可以宽慰的是,俩人没有你责我怪,结婚后感情甚笃。
《她在返城前离去》一文讲述的是:上海知青小明的爱人小玉怀孕生产时,因卫生所的医技水平和条件有限,加之小玉平时营养实在太差,身体虚弱,面临着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的两难选择。小玉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求你了,宝宝是我和我爱人唯一的结晶,我不想失去她们,一定要帮帮我,
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她又对小明说:我爱你,这辈子爱,下辈子也爱,可是心,好痛好痛。没多久小孩出生了但却没有哭声,没有生命迹象。正在全力保大人时,大人也停止了呼吸……没多久的一天傍晚炳兴遇到小明,他穿着破旧不堪的工作服,像乞丐一样。小明看着当初同坐一列火车到版纳的炳兴,终于憋不住了,他抬头对着天空,声嘶力竭地大喊:“妈妈,我要回家!”这时炳兴真想抱着他,为这可怜的母子俩大哭一场。
当时,类似于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却落得悲惨不已的结局。知青好无奈啊!
更让人泪目、感慨和欣慰的是《沙红不是“孽债”》一文。1971年初,上海姑娘阿凤因离沪前与男友小朱偷吃禁果而怀孕,但自己并不知道。到农场后她怕受处分,悄悄地把伤筋膏药贴在肚子上,做剧烈的运动,但都无济于事。男友知道后正好趁兵团又到上海招知青也报名来到了版纳,被分在离阿凤14公里的一个连队。1971年12月27日,阿凤分娩当天,小朱来到阿凤床前,看着心爱的人和胖胖的女儿,却不能给她们任何帮助,两眼相望,泪如雨下。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显得那么的无能为力。由于当时的规定,没有结婚证是不允许“非婚同居”的,小朱只能当天走夜路回去。那个年代,一天三顿白米饭和茄子、南瓜,有时甚至断菜,喝盐巴汤,小孩生下来,阿风没奶,唯一的指望就是盼着亲人星期六来看望自己,带点在傣族那里加工的小米粉过来。可那时兵团规定去其它连队探望女友,必须持有营部开出的证明,如果没有又被举报,营部就会派执勤排去抓人,因此每次探望成了急切期待又心烦意乱的事。一次小朱去营部开证明,因为时间早没能开上,为赶时间又怕遇上熟人只能绕路翻山越岭偷偷摸摸去看望正在坐月子的阿凤,想不到正好被连队一领导发现并报告。幸好小朱在知青朋友的帮助下,从屋后爬山摸黑逃了回去,使营部来人扑了个空。
可以想象,一边是要与自己心上人和嗷嗷待哺的儿子多待一会,一边却要防止被人抓,那是一种怎样的不舍、悲催、愤恨和无奈的心情啊!那天,小朱一天没进食,回到连队已是半夜,想到自己的忍辱偷生,无法照顾心上人和孩子,他抬头问苍天:“我到底作了什么孽?”他曾想过从山顶一跃而下,一走了事,但想到阿凤泪汪汪地抱着女儿等着他去送米粉……产假到期,领导催上班,万般无奈,他们决定把小孩送人抚养。经人介绍,他们把小海云送给当地一对结婚多年没生孩子的爱尼族老乡。老乡来领孩子那天,介绍人又给阿凤讲清约定:永远不能反悔,永远不能往来。面对骨肉分离的那一刻,在场的女知青们都忍不住内心的疼痛嚎啕大哭起来。哭声回荡在山谷,震撼着知青们颤抖的心。
小海云(后养父母为其改名为沙红)被抱走,小夫妻俩天天以泪洗面。后来他们正式领了结婚证,一对苦思冥想的恋人终于过上了虽苦有爱的日子。可每当夜深人静时,夫妇俩思念女儿的心情总是激荡于心,挥之不去。1978年底知青大返城开始,阿凤夫妇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让女儿留在版纳。一天天未亮,两人悄悄来到了沙红的养父母家,守候了许久,趁人不备拉着女儿就跑,谁知还是被人发现。许多人从家里拿出器具,差点动真格,阿凤夫妇无能为力,只能罢休。沙红后来考上了云南思茅卫校,1996年毕业后在农场开了一家私人诊所。1998年的一天,有一个认识沙红养母的阿姨正好去找沙红看病,有意无意地告诉了沙红她亲生父母的事,沙红哭着要阿姨告诉她亲生父母的电话。拿着亲生父母电话的沙红心乱如麻,但28年的分离再也不能等了,无与伦比的母女之情冲破了一切,她毅然拨通了上海母亲的电话。一些简单的问候后,电话两头留下了阵阵的痛哭声,久久不能平息。没过几天,在上海火车站,沙红泪如雨下,声音哽咽,一头扑向妈妈的怀里……那天晚上,想起骨肉分离的伤心事,全家人都抱头痛哭,阿凤边哭边向女儿解释,当时实在出于无奈,否则我们死也不会把你送人的,你要你要原谅我们。沙红懂事地说:妈,你别说了,我听说了,我理解的。这天晚上,阿凤要沙红陪她睡觉。28年了,沙红再一次回到妈妈的怀抱,母女俩紧紧地依偎着,无限的幸福和感慨让她们夜不能寐,整整聊了一夜,热泪浸透了娘俩的枕巾。
沙红后来还是回到了云南,她说上海是好,还有亲生的父母弟妹陪伴,但人不能忘恩负义,我要陪伴把我从小养大的爱尼族养母,这样我才心安理得。她还盼望自己出生后两个月内帮妈妈抱过她、照顾她、为她流过泪的知青阿姨们去她家做客。
知青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但知青的情谊会在有情人心中永志不忘。2013年炳兴回版纳时还专门去采访看望了沙红夫妇。
炳兴把《沙红不是“孽债”》一文放在“上海知青网”和自己的《晚秋子歌》博客后,又引出了一段令人感动不已的故事。2014年9月,一位与他素不相识的上海女知青冼见悠(化名)看了这篇博文后留言,希望能与炳兴见面并帮她寻找失散40年的女儿。
冼见悠1970年6月到云南兵团,1973年与上海男知青贺生(化名)相恋生情,导致怀孕,于1974年3月产下女儿,为此冼和贺都受到了严厉处分。冼的家人生怕她成家立业后永久留在边疆不能回城,急发电报“母病危速回沪”。冼不可能把孩子带回上海,但不回上海又怕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万般无奈中把女儿送给了当地驻军医院一名叫许云的护士长。1978年底知青大返城后冼见悠四处打听孩子,才知道到孩子早已离开云南。自此,夫妇俩踏上了寻找孩子的旅程。可女儿还没找到,丈夫贺青却于2010年突发脑炎去世,临死前还惦念着离别快40年的女儿。如今,冼见悠年过60,虽有一对子女陪伴,但一想到那孩子就心如刀割,想与亲生女儿见上一面的愿望与日俱增。
热心善良的炳兴在了解情况后,于2014年9月30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女儿,你在哪里?》一文,同时又将文章在“上海知青网”发表。随后又将此文转至中央一台综合频道倪萍主持的“等着我”节目组汤识理总导演。但由于年深月久,部队医院多次迁移,孩子仍未有下落。2014年10月14日,炳兴正在西双版纳,突然接到“等着我”节目组想把冼见悠寻找女儿的过程录制成节目的电话,马上返回上海,把这段时间来搜集到的资料整理出5条有价值的线索,编写了《女儿,你在哪里?(2)》,并在2015年1月底将此文在自己博客和“上海知青网”上发表。文章发表后,马上得到许多热心网友和知青朋友的关注。经过对众多线索的分析归纳,一张寻人大网从云南撒到了河南。
(本文作者张康明是1968年12月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一营一连的上海市徐汇区知青。)
(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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