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知青长篇小说《金牛河》（下篇）
来源: 留美学子 作者:顾月华（策划·整理· 时间:2021-11-12 点击:
嘉宾点评
李洪华
本次嘉宾是李洪华，他是江西瑞昌人，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当代文学学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版专著《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中国左翼文化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嬗变》《古典韵致与现代焦虑的变奏》《生命意识与文化启蒙》《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研究》等5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工程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江西省文化艺术基金项目等各类项目20余项，先后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等多项。
他讲的题目是《金牛河》与知青文学及其它。
李洪华写过多篇关于知青文学的论文，他评论长篇小说《金牛河》是杨剑龙先生对自己当年亲历过的那段青春岁月的诗意回想。作者以牧歌笔调和学者理性为特殊年代的知青岁月和乡村生活谱写了一曲激越的生命交响，那浓郁的山野风情、鲜活的人物形象、真率的冷暖人生、悲悯的人道情怀和舒缓的叙事节奏，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鲜明特色。
解读《金牛河》的叙事文本，李洪华指出我们不能忽视创作主体的两个身份，一个是曾经的知青身份，一个是当下的学者身份。前者决定了“写什么”的问题，后者影响了“如何写”的问题。如果从知青视角进入小说文本。由于这里涉及到“知青”和“知青文学”的话题，关于前者，大家耳熟能详，李洪华在此暂且悬置“知青”不谈，而对“知青文学”稍加展开，谈谈他的一些理解，与大家交流，由此直入主题。
李洪华说通常而言，学界所指称的“知青文学”，是指由知青描写知青生活的文学。这里的“知青生活”，即知青文学的叙写对象，既指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由于人生经历、社会地位的相同，知青作家具有相同的群体意识和创作心态，他们以特殊的“知青视角”，试图在真实反映与他们生命进程同步的社会生活的同时，对特殊年代的历史、生活和人性作出揭示和反思。
从文学史进程和思想艺术特征来看，作为文学潮流的知青文学主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洪华认为“知青文学”大致可以归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前者如卢新华《伤痕》、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后者如叶辛《蹉跎岁月》、王安忆《本次列车落点》等。
然而由于后知青时代的知青书写大多属于非典型的知青叙事文本，所以通常并不把它们纳入“知青文学”范畴来讨论，譬如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老井》，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
因此，李洪华从知青文学的角度来看，杨剑龙的长篇小说《金牛河》显然是后知青时代的非典型知青叙事文本，是对知青文学的拓展和超越。因其叙事的视角并不限于知青视角，知青人物已退居次要位置，知青年代的乡村人物及其生活故事成为作者叙写的中心。
李洪华简述了《金牛河》的故事，“它主要描叙了上个世纪70年代赣北山区金牛镇一群撑排工的生活故事。作者以人物小传的形式描叙了牛汉国、麻大哥、大老李、宋海清、小张等几个外乡撑排人的过往历史和现实生活，牛汉国从战斗英雄到农垦场长，再到撑排老大；麻大哥与村长女儿相爱不成，流落他乡；大老李在文革批斗中不堪欺辱，假装自杀而逃往异地；小张是为了挣钱盖房取媳妇来到金牛河撑排的；上海知青宋海清也在牛汉国的带动下加入了下放地的撑排队伍。
在这些过往历史的回叙中，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鲜明，跃然纸上。牛汉国豁达大度、重情重义；麻大哥精明叛逆、粗俗好色；大老李质朴中掩藏着狡黠；小张单纯里流露出坚定；宋海清文雅中不失执着。
这群来自外乡的撑排工常常出没山林，飘行水上，敢爱敢恨，重情重义，在金牛镇的青山绿水间合奏出了一组激越的生命交响，其中趟口放竹和下河撑排充分体现了他们狂放不羁的生命力。”
李洪华指出在这竹排的放竹撑排激流里，潜藏着排毁人亡的危机。正如牛汉国所说，“山有山路，水有水路。不认山路，会迷路，不识水路，会断路”，这些在与大自然的生命博弈中获取的生存经验，既彰显了作者对排工们生存智慧和顽强生命力的赞美，又流露出对他们生活艰辛和命运无常的悲悯。小说几乎以原生态的形式再现了排工们粗鄙不羁的一面，却又不乏患难与共和舍身成仁的民间真义。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撑排时相互帮扶，争趟口同仇敌忾，遇危难挺身而出。这种重情重义的民间仁义在排工头牛汉国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金牛河》让我们听到了外乡的排工们在金牛河的青山绿水间谱写了激越的生命交响，演绎出浪漫的山野风情。而姜阿翠、梅梅、婷婷、姜疯子等小镇人物的生活遭遇，则昭示着平凡人生中的现实苦难。在姜阿翠的生活遭遇，体现了一个普通农村女性在人生苦难和精神虐杀的夹击下走向毁灭的悲剧。
一个平凡乡村女性用因果报应的传统逻辑来诠释人生的苦难，但是姜阿翠与牛汉国也在相互观关照中产生了相濡以沫的爱情。然而还是被黄书记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他们设下陷井，而受到催残和扼杀。另外一对16岁的双胞胎姐妹与父亲况铁匠相依为命，是“美丽”和“纯真”的化身。她们“长得水灵灵的”，像“两朵并蒂莲”，“成为山村小镇的一个景观”。涉世未深的她们，对美好的爱情和生活充满憧憬，但是最后被迫屈服于权贵的淫威。在姜阿翠、梅梅和婷婷身上，人性的“真”与“美”遭到令人颤栗的毁灭和摧残，金牛镇秀丽的自然和宁静的生活背后潜伏着震撼人心的悲剧。
《金牛河》中的山野风情和小镇生活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显然政治运动并没有成为小说表现的主体。事实上，作者是把政治风云寓于乡村牧歌之中的，小说的重心是在排工们的撑排生涯和小镇人物的生活风习上。
关于评论杨剑龙这部小说，李洪华说：解读《金牛河》，当然不能忽略作者的学者身份。近年来，一批原本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走出书斋，“以笔为旗”，介入当下，创作出一些融理性思考和感性表达的“学者小说”，把匡时济世的情怀转化为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并内化其小说特有的精神品质。杨剑龙先生正是这一学者“越界”写作的代表。在一般人看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常常是眼高手低，长于说教，短于创作，因为理性束缚了他们的感性，书斋囿限了他们的想像。然而对于杨剑龙而言却并非如此。他不仅像其他多数学者那样，以严谨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孜孜以求，而且还把理性之思融入诗意想像，以文学创作表达生命感悟，彰显人文情怀。”
他总结出一句重要的话：《金牛河》正是这样一部以“历史之思”彰显“学者小说”理性的长篇小说。
小说中，作者以独特的知青视角对当年在赣北山村亲历过的青春岁月进行了诗意回想和历史沉思。但是，人生苦难并未成为小说的叙事主题，《金牛河》扬弃了一般文革叙事的“苦难伤痕”的基调，也超越了一般知青小说“青春无悔”的主题，而是把视点下沉到生活的断层和人性的深处，既在往事的回溯中重新唤起我们对边缘乡土的诗意回想，更在历史的沉思中深入探究特殊年代的人性幽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以知青为视角却不以知青为主体的长篇小说的价值更主要在于，它给我们敞现了诸多特殊年代乡村世俗生活经验之外的诗意与哲思，并因此提供了超越新时期以来知青书写的新经验。
《金牛河》对文革叙事和知青小说的扬弃与超越显然与作者的主体身份密不可分。作为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杨剑龙对于曾经亲历过的青春岁月和乡村社会有着迥异于一般知青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沉思。小说中，牛汉国、麻大哥、大老李、宋海清等排工们的山野人生既粗鄙不羁又生气淋漓，既表现了对民间生存智慧和顽强生命力的赞美，又流露出对他们生活艰辛和命运无常的悲悯，并以此彰显出学者小说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姜阿翠、梅梅、婷婷、姜疯子等小镇人物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悲剧，既展现了特殊年代平凡人生的现实苦难，又揭示了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者的人性畸变，并以此探寻背后的深层历史文化成因。
在谈及“为何”及“如何”书写这段知青往事时，杨剑龙先生说，当年的插队生活“使我接触到另一种人生”，多年以来，“这段生活始终烙在我的心帆上”，“我总想用怎样的形式写下这些”。
经过十年的思考、沉淀和尝试，他最终认为“用长篇小说来写出这段生活是比较合适的，长篇小说容纳生活的厚度和容量，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现这段生活”，“文学创作是一种作家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与思想观照生活的过程，作家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作家对于人生的深刻体悟与思考，都通过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予以生动地展示，任何以他者的眼光与思想来诠释生活的，无论其似乎多么深刻，无论其似乎多么生动，它只不过是充当了别人的喉舌。”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学者的“理性自觉”促成了《金牛河》超越了知青小说自叙传式的感伤书写，把沉思投向了更深广的乡村大地和社会人生，并因此提供了新时期以来知青小说和文革叙事的新经验。
当然，杨剑龙先生的小说创作不局限于曾经的知青生活和乡村体验，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和叙事幅度，譬如《清明时节雨纷纷》《凝望与叹息》《消失了的朦胧》《最后一班校车》等大学叙事系列，这些学院人物故事的本色化书写不止是表现了学院生活的质感和温度，而且彰显了学者小说特有的知识蕴含和书卷气质，丰富了小说的审美空间。
此外，还有《租赁男友》《性别投稿》《喷嚏》《牙痛》、《卡拉不OK》《看手相》《十指梅花》《郝先生的绿背心》等现实题材小说，作者不但以生动的笔触活画了不同人物的丑恶嘴脸，更以批判的眼光揭示了日常生活背后的积习沉疴，这些融文化内省于现实批判的现实小说以其特有的思想力度显示出学者小说的个性魅力。
苏炜
接下来的自由发言，第一位是苏炜的发言，他也当过知青，写过知青三部曲，是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歌词作者。在纽约和各地都演出过。苏炜在海南岛当了十年的知青，从15岁到25岁都在海南岛的知青生涯里面度过，他说我们都在苦难中掘一口深井攫取岁月的甘泉，其实就是我们在苦难中获得我们的精神资源。苏炜说我常常强调人生大于政治，而青春大于意识形态，我们知青一代人与土地和民众结下的深刻的联系大于所谓的政治认同和所谓的国家政权权力的认同。
苏炜发言又说到杨剑龙老师刚才对知青命运的感悟( 也包括那段放排工的精彩视频和故事)，深深拨动了我心中的那根弦。因为是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作者，很长时间我曾被卷入知青话题的争议中，质疑点主要在: 为什么你说知青生涯是“岁月甘泉”而不是“岁月苦水”? 杨老师今天的讲题，也让我回想到当初写的这一段歌词: 在苦难中掘一口深井，掘取岁月的甘泉-----也就是让知青生涯和历练，成为我们今日和未来的一种精神资源。
这让我想起苏东坡在流放海南北归时写的那句诗: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我今天稍作功课，发现东坡这句诗在历史上也曾引起过争议，有人认为他“ 尾句太过，无省衍之意”；但更多的评议，是赞赏东坡的胸怀和度量，曰：“了生死，轻得丧，天人也。”
所以，听了今天杨教授的演讲，我愿意重复我以往回答记者询问时引用华盛顿DC知青歌友的一句话: 从知青生涯里品味人生，你可以品成一个祥林嫂，沉迷在絮叨幽怨不已的伤痕倾诉之中；也可以品出一个苏东坡，以积极旷达的富超越性的面世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和未来。我从今天杨老师的知青话语中，也同样读出了苏东坡。
有人留言说非常赞同杨教授的这两句话，细节是历史的尊严，细节是文学的真实。
叶周
叶周发言说：“杨教授所描述的生活，是属于我兄长们所经历的。对于他们的阅历我既羡慕，羡慕他们拥有这样一段可以使他们创作出许多好作品的生活宝藏。我也庆幸自己不曾遭遇这样艰苦的生活。但是对于杨教授作品中描述的硬汉式的人物我还是由衷钦佩的。今天杨教授的演讲有一个特点，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理论的教授，在创作时他强调的是生活的积淀，创作的激情；注重独特的感受，生动的细节。他强调不被理论的框架局限，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个成熟的作家曾经说：写有感情的，不写有想法的。意思就是说要写感动自己的真实生活，而不是按照某种理念去构造生活。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杨教授的演讲也是恰当的。这也是我进行创作时力求遵循的。”
当场有人留言说，请杨老师谈谈知青之于中国农村农民的认识情感与张望。
杨剑龙应答说：我们这一代人对农村的人是跟我们在农村生活的这些年有关的，其实中国是农业社会，我们到农村以后就真正认识了农民，认识了农村，也认识了中国社会，所以加快了城乡交流，从某种角度我们反思知青这样一种作为一场运动，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其实从某种角度知青是把城市文化现代文明带到了乡村，然后又把乡村文化农村文化带到了都市。这个大迁徙过程中间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至今有不少曾经在农村时候当过小学老师，包括我当过小学老师，在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中间，我们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我教过的孩子有的甚至走出了大山读了大学，也是知青当时做出的一些奉献。
策划人 顾月华
我策划这场极光文学最后一次讲座来谈知靑文学，是由于我对两千多万知青的下放生活一直有深厚的关切与同情，毕竟他们是经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他们都在最好的青春，那些岁月热血沸腾令人回肠荡气，所以这实在应该大书特书，留下足迹的。杨教授这本书写得很深刻，我们很欣慰在极光文学系列中最终出现了知青文学。我觉得杨剑龙说的“知青”是我们这代人身上的烙印，是我们青春的伤与痛、爱与恨。这烙印两个字用在这里，可以看到鲜血的痂痕。
主持人南希最后说：感谢杨剑龙教授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像植物一样生长，又像植物一样扭曲过。像植物一样有它的色彩，这种色彩不是人工合成的颜料能够画出的，它是饱蘸着历史的沧桑，人类的记忆，和个人情感，凝聚而成。这种波澜壮阔的东西，需要用小说的形式保存它。每一代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历史记下来，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作为历史的见证，更是作家的光荣责任。
最后，我想用美国作家安•兹温格的一句话作结语——“当一条河伴随着你成长时，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对杨教授来说，那条伴随他成长的河流，名叫“金牛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那条母亲河，让它的水声，陪伴我们的一生。
极光讲座第二十八讲最后在杨剑龙的歌声中落幕：
我们这一辈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
上山练过腿
下乡练过背
我们这一辈
学会了忍耐
理解了后悔
酸甜苦辣酿的酒
不知喝了多少杯嘿哟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
熬尽了苦心
交足了学费
我们这一辈真正的尝到了
做人的滋味
人生无悔
极光文学系列完美收官，谢谢大家！后会有期！顾月华2021-10-28 11:58pm 纽约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