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连载之二）

　第一章 参加造反为过瘾

　进入六连，就进入一种焕然一新的环境。那里是我进疆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站，那里撒下了我的青春，那里有我纯真的爱情，那里也播下我爱情的种子，是生我子女育我子女的地方。农业连队里的人最醇厚，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那里的人最亲切，因为他们的思想最纯真没有争斗。那是我最值得回味无穷温馨之处，让我至今也魂牵梦绕。

　连队里上海知青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和我一起进疆的战友，还有1964年9月份进疆的一批知青，其中有老毛、小毛兄弟俩，郭润、郭仁兄弟俩，以及著名音乐家、歌唱家的女儿蔡英。还有两位特殊知青老绍和林松，他们的地位比我们还低，是真正阶级斗争的受害者。老客帮也非常纯真，其中包括我们的连长人称夏宝的，一个国民党陶峙岳起义部队的战士。还有大胡子和他的爱人姜玉花，一位真正的三五九旅革命战士，因脾气暴躁而失宠，从一个营长一直跌落到战士。还有纯洁而洁白如玉的维族姑娘李新英和他的父亲李保民。

　连队里同样也有各种造反团体，由于大家命运相同，不分高低贵贱，只分老客帮和上海知青，形成了两大对立派系。在这里没有了狗仔，所以我能参加一个造反队，让我过了把参加造反队的瘾。我参加的是“只争朝夕”造反队，这一造反队就是梅氏兄弟和另一个上海知青组织的。组织成员大部分是上海知青，而唯一的老客帮就是大胡子。和大胡子朝夕相处慢慢地了解到老客帮并不都是那么愚昧无知，也并不都是个个欢喜耍赖，满口脏话。尤其是和大胡子的爱人姜玉花接触时间一长，就知道这些人是非常纯朴，又是及其的仗义。姜玉花，1953年参军进疆的山东知青，暂且称呼山东知青吧，因为在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提议之前。1953年这批参军的山东女青年，怀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雄伟大志，来到了边疆屯垦戍边。她说：“我们进了疆以后才知道是为了解决三五九旅这些老战士的个人生活问题。”这时大胡子插嘴了：“为了解决个人问题。每个人打仗十几年，从十几岁小伙子，一下到二三十岁，还没有一个安家落户，你叫谁谁不揪心？”姜玉花叙述了她们这批山东女青年的辛酸泪史。

　 她们这批女青年参了军后，被告知需要到边疆去保卫边疆，大家兴高采烈地坐上火车到了兰州，又辗转坐上汽车千里迢迢地来到了乌鲁木齐，最后被分配到各个团场。这时她们刚刚知道自己将要嫁给这些老战士们。她们有些女青年又哭又闹，寻死上吊，但都不济事。山东女青年先由师级干部挑，然后才轮到团级、连级分配，战士基本无门。有哪个干部看中某某，接踵而来的就是媒婆、劝驾的不亦乐乎。只要你稍微松动点一下头，明天就是你的结婚喜日。姜玉花说：“我就是不喜欢攀附权贵才嫁给他的，至少我现在活得很实在。”

　我们参加造反团体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过把瘾。至于该打倒谁该保谁与我无关，谁执政我们都得吃饭干活。而那些个造反团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上海知青的造反团体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尊严，为了上海知青能有一个生存空间。老客帮的造反团体目的是保住自己的盘根错节的现状。两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矛盾的激化就是武斗。在这对立形势当头，大胡子提出我们该退出组织了。小毛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再加上他们和那位上海知青头头的意见分歧，同意这种做法。从此，我们就一心一意地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两派的对峙所有人都不去生产了，只有我们这些逍遥派老老实实地跟着连长在地里干活。地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十来个人干活。我问连长这能干到哪年哪月？他说总会有办法的。我们的连长夏宝，从陶峙岳起义开始当连长，当了一辈子的连长。由于他计算劳力特别有一套，做什么事都是不慌不忙的，条条有理，所以大家都叫他夏宝。

　第二章 上海知青多遭殃

　劳动艰辛条件苦，有人偷吃摸鸡犊。

文革混乱脾气涨，上海知青多遭殃。

1967年的秋天，两派对立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农田里也开始割黄豆了，由于黄豆是和玉米混种的，只能全靠人工收割。大田里清清凉凉，一望无际的玉米田里，只有我们这几个逍遥派在劳动。9月20日是大礼拜的休息天，新疆建设兵团在农忙时实行大休息日，即每个月只有三天休息，10号、20号和30号。这天早上我想到团部商店去买些日用品，老毛也想托我带些东西。那天正是武斗最激烈的一天，小毛思考了很久，他劝我不要去，再艰苦一段时间。正好林徐也想去，劝也劝不住，他以为自己是逍遥派，老客帮不会打他。结果不到三四个小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后来，他的眼睛就瞎掉了。这个瞎子的模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抹之不掉。

小毛以及他的哥哥老毛是影响我一生的战友。小毛沉着干练，比我小一岁，却表现出少有的老练。你说一句话他就知道你将说的第二、三句话，前前后后考虑的头头是道，活像一个诸葛孔明再世。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我懂得了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把握好自己的前途。

　第二天上班，地里人突然多了起来，而且都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在这场械斗中失败了。在家闲聊的人也成清一色的老客帮，而且还美名其余的堂而皇之的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不，武斗打到家里来了，所谓的打狗队（上海知青称之为“狗大队”），天天一个一个连队转，房间里只要有上海知青不上班，就被拖出来拳打脚踢。就连我们这些逍遥派也难幸免，所有的上海知青的造反团体都被强令解散，只留下老客帮的团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队。不久，一天早上上海女知青盛康华起床后感到右眼皮直跳，吃过早饭一位老客帮说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说是把《打倒王恩茂》改成了《打倒×××》，把王字改成了毛，后面字迹模糊不清。团保卫部门立即前来侦察，拍照取证，下午就把盛康华揪了出来，游街示众，然后五花大绑的送到了团部。接踵而来的就是皮鞭、吊砖，人身的侮辱和玷污。过了没有多久，又把“只争朝夕”的头头五花八门的绑了去。

　在团部我的好友周顺也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我的好友高寿松也不见了踪影。更为寒心的是我的老哥，一个与世无争的逍遥派，陶峙岳起义部队的战士李保民也被揪上台交代特务罪行。老李绝望了，一夜没睡，喝着酒向我倾述自己的痛苦，我陪着他，安慰着他。第二天一早，老李不见了踪影，我们赶紧找他，结果在二斗五农的渠道里上吊离我们而去。她女儿李新英哭得死去活来，对着她这养育她的养父绝望的喊道：“爹！你为什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我们几位好友为他默默地准备了葬礼。木工房的陈君特地为他赶制出一副上好的棺材。

那天的天特别阴沉，阴森森的寒风凛冽，像是为一位慈祥的老者送葬，老天爷为其鸣不平。马车载着沉重的负荷向博士山脚走去，马车上老李的妻子和女儿哭得昏天昏地，马车下我们几位好友沉默地扶着棺柩，静静地为其哀悼。车到了目的地，老马为其长嘶了一声，我向着这位老友一声祈祷：“老哥，你走好！” 下葬的时候，又刮着些风，挖穴时，风把沙土扬起来老高。好友们抢着挖穴，李新英和她妈都悲悲凄凄地站在一旁看着。等把棺柩打开后每个人看了最后一眼，把它往穴里放时，李新英就控制不住地要往穴里面扑，一边喊着，“爹！你别走，你走了我们怎么过？……”大家伙把她拉住了。

第三章 我的音乐我做主

　1967年的冬天是阴沉的，大家都躲在火墙边，一边嗑瓜子一边打牌，谁也不愿意出去，生怕下一个不知轮到是谁。小毛、老毛兄弟俩已经有了女朋友，躲到了她们的寝室里去了。宿舍里冷冷清清，只有我和李昌，曹狗熊以及曹阿杜几位打牌的上海知青。我望着油灯发呆，琢磨着久久困扰我的烙铁问题，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烁过。我试着将烙铁头放在油灯上面烤，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出现了，烙铁头上的焊锡化了，也不氧化了，温度刚好适宜焊线路板。我赶紧在线路板上焊零件，可惜没有一会焊锡就冷却了。我把烙铁头尾端绑了一个手柄，再放在油灯上烤，反复试验了多次，终于摸索出一套油灯上焊线路板的方法。这年冬天，我终于把我的小单管收音机装好了，戴上耳机听到了我久违的音乐。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精神上的痛苦。在长达十多年的封闭中，对一个爱好音乐又无法听到喜爱音乐的有志青年，这种折磨恐怕不为一般人所能够理解。时逢动乱年代，除了“红色歌曲”再无任何古典音乐可听，其心境可想而知。当我听到那渴望而久违的音乐时，就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那种喜悦兴奋之情，实在无以言表。我的人生我做主，尽管包含了很多的艰辛，但是想成功就得含辛茹苦。贝壳夹杂着沙砾在体内的折磨，终于造就了珍珠的璀璨光芒！生活的再苦再累也是自己的，别人又岂能担当得起。

　 挂上耳塞，音乐响起。我的世界从此多了宁静，少的只是世俗的纷扰。我的音乐我做主，所有的音乐都包含着音乐家的心境，唯有用心体会方能于之产生心灵的共鸣！在音乐中，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存在，其他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可是总有取下耳塞的时候，取下时又面临一切，所以渐渐的学会了勇敢的面对，好的坏的一并接纳，然后化解排除，这便是人生！

　　这时我向我的父亲求救，希望他能够支援我，我想装一个六管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他还装了一个价值80元的六管收音机，连同零件在1968年的春天一起寄给了我。我们的寝室顿时生机盎然，收音机整天不停地唱着，唱着那八大样板戏。不久，小毛给了我一个信息：“火腿，有位姑娘想和你谈朋友，你喜不喜欢和她谈？愿不愿意和她谈？”我问：“是谁啊？怎么那么神秘？”他说：“这人名声不好听，盛英”噢！那个说只嫁给工资80元的小姑娘，是冲着我这80元的收音机来的。我说：“我思考思考。”

　我的家庭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金陵大学高材生，曾经受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工资170元，是一个非常殷实的家庭。可惜我母亲不会料理家务，家里是出了名的里弄不卫生户。难道这小姑娘是冲着这170元来？我让小毛回话，先让她来谈谈看，是什么意图。

　和她第一次交流中，她的一番话把我征服了。在她的叙述中我得知她的父亲批斗中因不堪忍受虐待而含冤自杀。这让我倏然升起了一波涟漪，一种对老哥李保民一样的敬仰。使我刮目相看这位姑娘，同情这位姑娘。我们恋爱了。

　每天晚上我带着收音机和她一起穿梭在沙枣林里，在这静谧的环境，我陶醉在音乐和爱情中。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我向她介绍了这首曲子的内涵和创作过程。

这是柴可夫斯基1880年旅居在意大利时，收集了当地民间音乐素材完成的。乐曲一开始就奏出带有随想气质的主题，它采用了威尼斯船歌的形式……。你听，这是双簧管吹出的意大利民谣《美丽的姑娘》，多么迷人的旋律呀……。我一边欣赏着音乐一边跟她讲解。可是她听了后一片茫然：“我怎么听不出什么东西？”

很多年以后，当我和我爱人谈起这件事时，我爱人笑着说：“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痴迷音乐啊！”

第四章 牛鬼蛇神轮番批

　1968年的夏天，我母亲给我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我父亲被揪出去批斗了。组织批斗的人却就是我的好同学曹一霖，说父亲用封资修的毒草怎么怎么地毒害蛊惑，接着父亲被隔离审查，反动学术权威，工资被革，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我赶紧把存款寄回上海，以解家中燃眉之急。厄运接踵而来，一天盛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送了回来，把我赠送她的收音机送了回来：“我不想和你谈恋爱了。”“为什么？”我问。“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谈了。”“噢！我懂了，为了那170元。”她什么也没多说，就走了。反正我对恋爱已麻木，80元来80元走，无所谓。就这样，三个月的恋爱史结束了，我成了当代的“吉塞尔”。从此，我对爱情失去了信心，不想在这上耗费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爱人出现，才扭转了心态，我爱人称盛英是“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女人！”

很快经过我大弟的努力，170元的工资又争取回来了，我的担子轻松了许多。时值八月底，周顺、盛康华这批“牛鬼蛇神”正在我连打土坯，一天五六百块不但消耗着他们的体力，而且折磨着他们的精神。并且造就了周顺今后的成就，使他最终成为一位高级教师。突然，专政机构不知从哪儿把失踪的高寿松绑回来，并且被判了刑。公判这天我们早早的到团部，一批“牛鬼蛇神”们全都揪上高台陪斗。十点钟高寿松被押上了台，我看着那台上被剃了阴阳头的高寿松，那满面蜡黄的脸被揪得老高老高，我望着这位肺腑之交满是满腹心酸，泪水梗噎着喉咙。大会公判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行，判了十四年的牢狱之灾，1973年平反，从此他销声匿迹，远离了我们这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远离这炎凉世态

　　紧接着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为了改善连队住宿条件，迎接新一轮上海知青结婚的高潮，夏宝决定由我们班组建工程班组，盖建新营房。一天我们在施工休息间隙，回到我的宿舍等着听我的收音机。可当我摸到被褥后面傻了眼了，我的手半天抽不出来，大家还以为我被蛇咬了。我紧张地说：“我的收音机不见了。”大家都在说：“是谁开玩笑拿去听了，问问看。”结果一个连队问下来，谁都不知道。接下来夏宝脸变颜色了，他非常慌张地说：“我们连有窃贼。”首先怀疑的就是他们俩，老绍和林松。排摸下来老绍不具备作案条件，疑点集中到林松头上，他有口难辩，本来就结结巴巴的他就更说不出口，只会在那里生闷气。接着又排查了其他人，都无功而返。我的这个80元的收音机跟着那80元经济头脑的女人销声匿迹了，好在不久，我自己的六管收音机也装了出来，淡漠了这场风波。

秋天到了，为了紧跟形势，我连组织了一场忆苦思甜的演出《收租院》排练，迎接十月国庆。这次排练由演出队解散下来的杨喜德负责，杨喜德人称洋鳖，是我团第一对结婚的上海知青，一生以幽默著称，他的夫人林小妹是个豪爽又开朗的人，经常赢得我们开怀大笑。杨喜德组织了由蔡英、王峰、王小生为首的主要演员，以我、小公鸡、周岳飞为首的器乐伴奏。我再给洋鳖介绍了李新英，此时的李新英还没有从丧父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演出的效果不尽人意，还没有发挥出维族姑娘的特有专长。倒是一位四川来的大学生知青脱颖而出，成了这场演出的总导演，主角。

　东风劲吹的风暴席卷着新疆大地。这年冬天，林彪派了一批军队干部下到了我们兵团各个团场，我们上海知青的冤假错案得到了伸张。盛康华终于回来了，周顺也出来了，周顺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和洋鳖这里，看望他的老战友，诉说他的心中的苦难。我对他幽默地说：“这下你可减肥了，力气都比我大得多。”我和洋鳖还有小妹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为他接风洗尘。而小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不满意，一直在埋怨我为什么接待他，现在是什么形势，你敢接待这些牛鬼蛇神？我说：“没有关系的，这是老战友，我总要尽地主之谊。”紧接着所有的知青都放了出来，而牛棚并没有因此取消，却关进了我的老友窦振英、周英一批老领导，包括赵国胜也成了牛鬼蛇神。牛棚里一批一批的牛鬼蛇神轮番登场，像是一场总也演不完的神鬼之战，硝烟弥漫，充斥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而在另一个政治舞台，一个又一个小丑也轮番登场，首先是那批许世友部队转业过来的复员军人，一个个牢牢的坐稳了各个连队的第一把交椅，以及团各机关的重要岗位。和我们上海知青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孙培元，坐上了和上海知青有着命运关切的劳资科第一把交椅。吴锁福当上了我连的指导员，与夏宝平起平坐。和我一起进疆的小知青杨紫浩，当了我们排的排长，而调皮捣蛋、大字不识的王海友，却当上我们班的班长。更为惨烈的是这批人在批斗周英时，强迫周英跪在沙枣刺上。周英强忍着疼痛，对着他们发出撕心裂肺的痛骂“什么玩意儿？？？”一时间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都匆匆地坐上了政治的浪口风尖，又匆匆地离开舞台。这场闹剧维持了不到两年，以林彪的失败而告终。

1969年的春天，一直沉默了很久的上海知青工资评级悄然在连队里拉开了序幕。自从上海知青的三、五、八供给制待遇结束以后，一直没有把这事落实到位。现在以百分之二的名额评定上海知青农工二级的人员，在当时那么激进的场合下，大家都相互推让，谁都想拿到这多了四元的二级工资，但谁又都不想把自己推向浪口风尖。经过多次的追逐，这个名额却幸运的降临我的头上，而大家都一直异口同声地认为“只有火腿最合适。”连夏宝也认为非于建元莫属了。别人28.84元工资，我幸运地得到了32.96元的二级农工工资。

这年春末的一个休息日，天刮起了大风。早晨陆鹭寝室的朱颜跑到四班寝室门口，拼命敲打四班的门叫道：“王鑫、王鑫，陆鹭不行啦，肚子痛得直打滚。”我们整院的男知青全吵醒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奔向陆鹭寝室，惊动了整个连队。这时小毛沉着的指挥大家，“王峰你去叫指导员，老牛，赶快去套马车。”顿时，安静了下来，不一会马车来到了院子，上边铺上了褥子，王鑫把陆鹭背了出来，放到了马车上。这时指导员吴锁福也来了，吴锁福拉上马车，带着王鑫直奔卫生队。

不到半个小时马车又回来了，而且马车上又多了一个小生命，我们连队知青的第一位后代，就这样在这风声鹤唳的早晨诞生了。我们听着吴锁福讲述一路上的见闻，他说：“我们马车走到了二斗一农桥边，陆鹭突然想小便，马车停下来，王鑫扶着她去沙枣林里，不一会我听到沙枣林里一声孩子的哭啼声……”

第五章 在疆六年返故里

1969年，我们第一次回上海探亲，这是我们上海知青最向往的大事。一晃五六年过去，思亲的心越加强烈。年复一年的中秋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赤子之心盼望遥远的故乡，故乡的亲人思念着远在他乡的亲人。这一年，连队大批大批的上海知青轮流回上海探亲，我们一批被安排在六月底动身。连队为我们一行六七个人开出了介绍信，到团部劳资科孙培元处开通行证。这个孙培元真是在我们上海知青身上发了一大笔，他的妻子原是我爱人所在排的排长，和我们同一天进疆的上海知青。我们的夏宝把一部分娇滴滴的女知青抛到八连去了，由她带队。

　拿到通行证回沪探亲，不亚于多年后的调回上海的心情。赤子之心急盼回归故里，当天下午我和喇叭、朱志文、陈亦非等一起登上去阿克苏的汽车。我们是怎么来的，又是这样的回去，火车带着嘈杂的人群回到了上海。上海北站的出站口，似乎永远都是水泄不通，我的大弟早早地等在车站月台上，伸着脖子大声地问：“你们是52次吗？是从新疆来的吗？”当得到肯定地回答后，又一节一节的车厢找。“哥！”他看到我了，“大弟！”他帮我拿起行李，我脸上露出久别重逢的泪水。回到家中，母亲在焦急地等待，见到我说了一句“建元！”就已泣不成声。

黄渡路亚细亚里是我生长的地方，也是李白烈士被捕的地方。我家就住在弄堂进门第二家，是我父亲单位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我家住在一楼、二楼，恽家住在一楼、三楼。自从有了文化大革命，我家只有了一楼的一间，强行住进了两户人家，从此，安静的亚细亚里变得吵吵闹闹。

　这次回来我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离开牛棚，二是追根寻源。我母亲也叫我去父亲单位想想办法，能够叫我父亲回来。我带上我父亲喜欢吃的糖果，坐了三趟公交车，赶到了在漕河泾的519厂。厂革会热情地接待我，希望我说服我父亲老实交代特务罪行。啊！一个受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劳动模范突然之间变成了特务？我把带的东西交给我父亲，希望他能够诚恳检讨，争取早日出来和我们团圆。我没有给厂革会满意的结果，无功而返。

　7月20日我瞒着母亲带着大弟和我堂弟乘车去了靖江，到老家去看望我的奶奶了。奶奶在上海被打成“地主婆”要揪斗她，只好带着户口投奔我小姑姑。小姑姑见到我们非常惊喜，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她告诉我们奶奶因为怕城里揪斗，就住到乡下她妹妹家了。我们三人睡在表弟床上，一晚上，我表弟问这问那，问我新疆好不好，新疆是个什么样子？新疆种不种水稻？我都一一的回答他。第二天我们一行四人徒步走到八圩，去看望深爱着我们的奶奶。7月大伏的靖江，没有一丝微风，我们顶着烈日走到八圩，见到奶奶和我的四姑奶奶。我奶奶根本想不到我会去见她，因家庭矛盾我被我母亲由何姓改为于姓后，我奶奶感到非常失望。这次我这个大孙子能够冲出世俗的眼光去看她，给了她极大的欣慰。天太热了，一到奶奶家我们四人就跳到奶奶家门前的池塘里去游泳，傍晚我们又到长江里去游泳，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在长江里游泳。长江的水，家乡的水，哺育了我们何家一代又一代。我祖父在靖江城是出了名的书香门豪，不知什么原因而家道中落。

晚上我问我奶奶，为什么我母亲和你们那么对立？她什么也没有说，满脸无奈和惆怅地对我说：“过去的事别再提了。”第二天我带着奶奶回到了小姑姑家，我奶奶和我小姑姑母女俩有着说不完的话。这天下午两位儒弱的小伙子，大弟和堂弟都生病发着高烧，这可把我老中医的小姑父急坏了，赶紧给他们抓药打针。奶奶也急坏了，小姑父说：“不要紧，这是大热天出汗后猛地去洗澡引起的，出了汗就会好的。”果真隔了一天，两位又生龙活虎地和我去游泳去。那天下午，表妹也从插队的农村回来，大家沉浸在热烈又喜悦的气氛中。

　接着几天我们游览了靖江的一些名胜古迹，走访了几家亲戚后，离开了我的家乡靖江。这也是我唯一到我故里去的一次，在以后的日子里有多少次经过靖江，都没能驻足好好欣赏家乡的风景。

　第六章 会友拜师技艺升

　回到上海后，和小毛、老毛、郭润、郭仁等我连知青游览了复兴公园，在那里我们留住了青春的瞬间。

　接下来，就去看看我的老同学，我的知音小凯。小凯和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好朋友，提起我们成为好朋友的经过，还得从一首歌说起。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下课了，我正在教室里吹口琴，吹的是一首叫做“夏令营之歌”的曲子 ：34555551233333......，小凯在旁边听着，随着琴声，他轻轻地唱了起来：祖国遍地是阳光 ，我们生在幸福中......我就问他:“你会唱这支歌？”他说：“会唱呀，我也会吹口琴，不过没你吹得好。”他又告诉我他还会拉手风琴。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一起做功课 ，一起玩耍。 不久，我们双双的进了学校的口琴队。在口琴队里，我吹口琴，他拉手风琴，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有一段时间，我国著名口琴演奏家石人望先生来口琴队讲课，我们就一起去听课。记得有一天晚上一阵大雨之后，我和小凯去听课。一路上，我们飞奔着，高兴得双脚尽往马路边的积水里踏，随着啪啪的响声，水花溅了我们一身，那真是个快乐的童年时光啊！是的，每当我和小凯见面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不约而同地提起这首“夏令营之歌”，它是一首永远值得我俩品味的歌……

我和小凯又见了面，相互问长问短。当时小凯正在热恋中，他的未婚妻热情接待了我，让我到她家中去做客，我们还到西郊公园去留了影。

一天，小凯突然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晚上过来。是谁呢？让我好奇。殊不知这将是差点影响我一生命运的人，如果我的命运走另一条道路的话。晚上，在小凯的引荐下我见到了我一生教我级别最高的老师，著名的音乐家、小提琴家盛中华。这让我真正的受益匪浅。首先是她独奏让我们欣赏那禁锢的音乐，那些在长达十多年的封闭中，对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又无法听到喜爱的音乐，这种折磨恐怕不为一般人所能够理解。她演奏了新疆之春等小提琴曲，又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她的高超演绎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每天晚上她都会演奏一首曲目给我们欣赏，当演奏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跳弓乐段时，我第一次打断她的演奏，要求她把这段跳弓再演奏一遍，我好看出其中的诀窍。第二天白天，她就开始手把手地教我指法、弓法，纠正了我自学时一些不正确的演奏姿势。她教会了我泛音、和弦。这天晚上她又独奏了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让我见识这和弦、双泛音等高超的演绎技巧。在她的指引和教导下，我的演艺技巧、演奏水平也在突飞猛进，以至于回到新疆后我的同行都对我刮目相看。

　这一段时光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刻。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师生情谊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哼起那优美的曲子，会想起那优美的跳弓，想起那让人心醉的双泛音。多年后，当我去音乐厅观赏她的演奏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时刻。她指点了我小提琴迷津，指出了我的缺陷，让我在小提琴技艺上出现了突飞猛进。以至于探亲回疆后曾在团演出队沙家浜剧团任小提琴手。

第七章 吴小姐意外亡故

前些日子我托小凯替我买一架手风琴，他去了好几家乐器商店，终于买到了一架非常精致而美丽的手风琴，在我要回新疆之前交给了我，我把它带回了新疆。

很快就到了要回新疆的时候，中国人的户口政策迫使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离开家乡，不得不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作无效的往返，无功的损耗

　　52/53次列车（返疆是54/51次列车），俗称强盗车，它牵动着每一个新疆上海知青的心。它载着我们满怀期望的回到上海探亲，又载着我们一次一次失望和迷茫返回新疆。它给了我们希望和愉快，也给了我们痛苦和悲伤。它看见每一位上海知青的生活过程，又看见每一位知青拖儿带女的来回奔波。它承受着我们的生活重担，又承受着我们心灵负担。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乘上它离开上海的时候，留在上海北站的是阵阵哭声、悲伤和无奈。

　很快我们回到了连队，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伙房里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寿面。吃过中饭不久我们的吴小姐突然闹肚子疼，他的女友一位女知青悠悠问他：“吴小姐，怎么回事？要不要去卫生队？”他强忍着疼痛说：“不用，一会就会好的。”可过不了多久他就疼得直打滚，这下悠悠急坏了，赶紧去找吴锁福。大家急急忙忙套好马车，把他送到卫生队。不久来消息说吴小姐得了胃穿孔，需要手术输血，叫连队组织力量参加输血。一下子我们上海知青都跑了去，一验血，我和盛康华都是B型血，符合病人的血型。我们俩每人300CC，为吴小姐输了600CC血后静卧在手术室边，只听着吴小姐一声一声的吼叫。这时护士袁玉华走了出来，去拿麻醉药，同时告诉我们吴小姐得的不是胃穿孔，是肠梗阻，手术太大需要全身麻醉再开第二刀。不久里面安静下来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主刀老客帮苏医生走了出来，对着吴锁福和我们宣布手术非常成功。我们进去看了吴小姐一眼，脸色煞白，眼睛直翻白的躺在手术台上，给我一种揪心的感觉。

　我们出来后，门口聚集了很多人，见我们出来小猪罗、老K挤上来问我：“吴小姐怎么样了？”我说：“苏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开了两刀……”悠悠听到这里唰的哭了出来说：“小姐，你挨了两刀？！这能受得了么？”吴锁福安慰着她，又吩咐马车把我们两位输血者送回连队。可到了第二天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吴小姐走了。就这样我们一位秀秀丽丽的吴小姐走了，他的女友悠悠哭得死去活来。一起医疗事故送走了我们的好友，让他永远地留在了新疆，永远地留在了博士山脚下。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可他父母却给了我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真切的感谢我为他们的儿子输血，可还是没能挽留住他们儿子的生命，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回上海到他们家做客。

第八章 七一之年多变故

当年从沪赴天山，青春奉献多艰难，

回忆当年各样事，酸甜苦辣滋味全。

　带回来的手风琴给我们演出增添了色彩，我的小提琴演技让大家目瞪口呆，也博得大家的赞赏。因此，我仍以小提琴为主，而手风琴也就成了绰号叫阿福的演出工具。一天，我拉小提琴，阿福拉手风琴正在为演出排练，吴锁福在看我们排练。突然，盛英闯了进来骚扰我，弄得我和小毛下不了台，连吴锁福相劝都没有用。一连几天的无理取闹，弄得我们非常尴尬。而在这时一位美丽而大方的上海姑娘来到了我身边，遏制住这场风暴，她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大玉，她美丽、端庄、贤惠，一位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上海知青。我妻子有位好友，为了一顿香喷喷的饱饭，抛弃了自己的知青男友，嫁给了老客帮。而我妻子在老客帮的包围之中，始终坚持她的立场。

自从有了她，我的青春焕发了光彩；自从有了她，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她是在我危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和我一起承担生活的重担；她是在我困惑的时候来到我身边，和我一起患难与共，厮守终生。她无微不至、无私奉献、默默无闻地陪伴我一生。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们海腾厂厂长亲自为她颁发唯一的贤内助奖。

紧接着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父亲因为在隔离期间不接受批判，态度恶劣，尤其让那些头头难以容忍的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呼喊反动口号而被判处十年的牢狱之灾，到底是什么口号？谁也不知道。从此家中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大弟被插队到黑龙江，大妹被母亲发配到河南，剩下小弟小妹整天和我母亲忍饥挨饿，过着地狱般的日子。而在这个时候，我的妻子大玉和我一起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把我们微薄的工资一半供给给他们，但这也是杯水车薪。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大弟工资，他每月的平均工资是66元，加上其他一些补贴可以拿到八九十元。他每月可以给家中四五十元的补贴，这对于一个每月进账从170元一下子跌倒零的家庭是多么大的奢侈。和我的补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差距，这也给我以后带来了隐患。我给家中补贴五元、十元，已经是极尽全力了（我因此反倒成了一位最穷的上海知青）。大弟甚至在冬天别人不干活的时候，他去参加伐木队伐木，挣钱贴补家里。

1971年的夏秋，祖国大地正处于地摇山动的时刻，而我们四团地处边境、消息闭塞，仍处于平静的状态。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为了迎接十月国庆，团里早早的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成立了交响乐团《沙家浜》剧组。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剧组，我和牛兄、小马、张斌为小提琴手，子祥为大提琴手，阿福拉手风琴，还有笛子、二胡等，由周顺担任指挥。在排练的过程中，周顺慢慢地看出盛中华教出我的一些小提琴演艺风格。在一次我和牛兄、周顺的讨论中，牛兄说：“火腿，你的手指抬得太高了，这样会影响演奏快速跳弓的。”周顺说：“火腿的演艺技巧是斯卡拉蒂风格，这种风格的巅峰境界就是双泛音。而这种风格的最大缺陷就是手指会不知觉的抬高，影响发展。而牛兄的演艺技巧是克莱斯勒风格……”，“有一次，克莱斯勒演奏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时，用口哨替代双泛音，人们真认为克莱斯勒会拉双泛音了。”

《沙家浜》是由一位“红色干部”姚主任的妻子老月亲自领导和导演，排练非常顺利。一天这位姚主任突然心血来潮的来看我们的排练，排练结束以后直接问我头发那么长为什么不剃剃？他不知道我是最穷的上海知青，我的头都是找人免费剃的。而且我很喜欢留我父亲的头型，一种高级知识分子的头型。我对姚主任说：“我这头不是很好吗，知识分子的造型。”他当即气愤地说：“你什么知识分子，一个臭农民，明天你回去吧，不要来了。”整个排练剧场霎时寂静了下来，人们都吓得不敢吱声，生怕把这位“红色干部”得罪了。事后老月埋怨我说：“你怎么能和他顶嘴呢？他就是这个臭毛病。你先干着吧，等我慢慢地和他沟通沟通。”紧接着剧团将小提琴组安排为第一、第二小提琴组，将我安排到第二小提琴组，以减少演出时和他正面接触。

时值正是“九一三事件”，但九一三事件的风暴还没有吹到我们这小小的四团角落，一切都还是风平浪静。老月非常欣赏我的演艺技巧，说有朝一日出头就是一位天才的小提琴家。排练到最后一天彩排的时候，团里所有的主要领导都来观看检查我们的成绩。这次我又被这位姚主任看到了，当着众多领导的面，他下令排练中途停了下来，勒令我滚出去。我气愤、我愤恨，怎么有这样无礼的干部，我发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拉小提琴了。

就这样，我告别了小提琴，也就此改变了我人生道路。我爬完了这座山。在这座山上，我被人踢下了山，开始要爬另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