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杨延修的百年红色人生
来源:上海爱建集团 作者:杨建华、杨昆华 时间:2021-08-12 点击:
1911年，父亲杨延修出生在江苏泰州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7岁辍学来沪，14岁进入洋行当练习生，后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
1933年，杨延修等5位有志青年合资创办了广大华行。1937年至1938年间，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被中共南方局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任副总经理。图中前排左起：卢绪章、田鸣皋、张平；后排左起杨延修、郑栋林
在这特殊战线上，广大华行成为党的重要钱袋子。在潜伏的十余年里，他们扮演着并不爱的角色“资本家”。周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如履薄冰，生死博弈，能让他与他们坚持到底的信念，只有一个：救国。
在前赴后继的革命道路上，父亲终于亲眼看到了理想中的“新中国”，并为之奋斗终身。遗憾的是，与他一同奋斗的战友们，有的却再也没有能够看到。
秘密使命的背后，是“提着脑袋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
父亲等人熟谙经营之道，通过不断开拓业务，使广大华行迅速积累了大量资金。但另一问题又出现了：经费是赚到了，但如何把“经费”安全交到党的手里？
尽管广大华行是党的最隐蔽的第三战线，其表面上仍是一间股份制企业，需对公司股东负责。如果账面上经常出现大笔“凭空消失”的资金，又无法说明去处，必然会引起董事会的怀疑。他们为党提供资金，不仅要战敌特、斗黑帮，还要“轧账”，账面要做到天衣无缝。既要对得起董事会，又要应对国民政府的稽查、特务的侦查，还要完成党的任务，这是很不容易的。
1939年至1941年，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杨延修等人创办的广大华行被周恩来选定为第三线机构，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图为1940年4月，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全体同仁合影，前排右一为杨延修
用自己的出生入死书写红色金融传奇
1940年，广大华行改组成为股份制公司，同时开始担当党的经济调剂。广大华行认识到，实业发展要依靠金融。为了提升融资能力、保值增值经费，1942年，经党支部认真研究分析，广大华行正式进军保险业，以作为进军金融业的前哨战。
当时，搞银行难度太大。保险公司的组织和业务比较简单，所以，他们决定先搞保险。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卢作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人在官场拥有强大的号召力，且旗下拥有民生轮船等多间公司，成为广大华行的最佳合作人选。
起初，卢作孚只同意广大华行占有49%的股份。但周副主席（注：指周恩来同志）指示，“你们一定要平起平坐。”为了在投资比例上旗鼓相当，父亲等人费了不少功夫。经多次洽谈，尤其广大华行拿出10万美金帮民生公司解决订船外汇欠款困境后，卢作孚最终同意双方各出资一半，合作成立民安保险公司。
1943年年初，广大华行和民生公司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各筹资50%成立民安保险。同年11月，民安保险正式开业，卢作孚任董事长，杨延修被推举为常务董事。
开业之初，卢作孚便将旗下的民生公司50余艘轮船的运输险业务全部交给了民安公司承保，促成了民安保险赚得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为保险业的后起之秀。
随着业务的发展，民安保险公司又在昆明设立了分公司，在成都、贵阳、西安等地设立分支代理机构，同时托广大华行并通过民孚公司，开辟国外保险业务，影响越来越大。后期，民安保险还先后向大安保险公司等数十家企业进行了参股投资。
抗美援朝的时候，其他人都不敢做保险，只有它（民安保险）是红色的，所以它就敢做保险，连华润的保险都给它做。结果越做越大，注册资金做到了1000万，成为华商保险业最大的一家公司。
2009年，太平保险、中国保险、民安保险三大品牌统一整合为“中国太平”品牌，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广大华行在敌后方创立红色保险，为后来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的诞生铺垫了红色基因。与此同时，1942年广大华行还通过法币、美钞兑换，资产增加4倍；投资建业银行，使党的运行资金占资本总额的44%；团结、联络上海市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建源钱庄、鼎丰永金号、大伟行等相互协作，不仅促进业务发展，还解决了钱袋子的燃眉之急；支持、资助“保联”“银联”活动，巧妙营救“保联”同志，而这些同志却不了解广大华行背景，只觉得他们比较新派；出资帮助了地下党主办的大安保险公司，渡过注册难关，助其业务开展；在香港开办南洋商业银行，证券业务、外汇兑换也很成功等等。
从“接收大员”到“接管大员”
抗战胜利后，重庆广大华行迁回上海。父亲以国民党上校参议的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的身份抢滩上海，为广大华行回归上海寻找立脚点，并先后创办上海广大药房和中心制药厂等。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他离开香港去北平向中共中央社会部报到，参加由刘少奇领导的接管天津市的调研工作。后随解放大军南下，踏上接管大上海的征程。
两次抢回上海，前一次是“接收大员”，后一次则是“接管大员”。
1945年9月上旬，山城的人们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欢乐中，父亲已奉命抢先赶回上海筹建广大华行总管理处。俞松筠这时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卫生局局长。广大华行通过他的关系，让父亲临时在该局挂了一个科员的头衔，作为卫生局接收人员，加入上海市政府接收大队，搭上由重庆到上海的第一班轮船。
滇池路74号中孚银行大楼，原是广大华行上海分行的办公地址，但只有两间办公室，远远不能适应广大华行的需要，所以父亲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新的办公地点。父亲在与张平的岳父孙文俊会面时得悉，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英籍负责人刚从日军集中营释放出来，经济拮据，生活困难，急需美金现钞。孙文俊原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经理办公室职员，同英人经理关系密切。由他介绍，父亲与亚细亚火油公司经理谈妥，只预付2000元美金，就以低价承租下亚细亚大楼底层办公用房。
亚细亚火油公司创办于1903年，与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是垄断旧中国石油市场的三大外商企业，规模仅次于美孚石油公司。该公司所建亚细亚大楼，是一幢7层高的欧洲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大厦，位于中山东一路1号，面临黄浦江，气派恢宏，在外滩洋行楼群中数一数二。
抗战胜利后，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参议的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身份抢先赶回上海，以低价承租了上海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底层，作为广大华行从重庆迁回上海后的办公地点。
亚细亚大楼的办公室以往都是由著名外商企业或大银行所租用，广大华行总管理处和民安保险公司、民孚企业公司搬到这里办公，不但与国际金融、贸易界交往便利，而且也可以大大提高企业形象，衬托出广大华行的实力和地位，为后来广大华行开拓业务创造了良好条件。
10月间，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也到了上海。亚细亚大楼门口挂出三块金闪闪的中、英文招牌：广大华行及其所属的民安保险公司和民孚企业公司。
1948年7月，因为曾与广大华行秘密联系过的一位地下党干部突然被捕，父亲奉党组织紧急通知撤离上海，转道台湾会同张平一起前往香港。那时广大华行总行已全部搬至香港。
1949年3月14日，父亲乘坐华润公司“东方号”轮船秘密离开香港，途经天津，而后南下到丹阳参加集训后，参与我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
1949年3月14日，杨延修乘坐华润公司（95%资本金来自广大华行）“东方号”轮船秘密离开香港，途经天津，而后南下参与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
上海解放前一天，5月26日清晨，父亲随着接管的队伍，冒着蒙蒙细雨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后换乘吉普车开进市内。干部和勤杂人员乘坐的军用车，在开进市区时，司机误入闸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幸好及时在四川路桥堍躲避，才免受损伤。当夜，父亲住进了金门饭店（现为金门大酒店），这里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接管干部联络站。
第二天早晨，当父亲发现来自外地的10多位同志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吃上饭，他让广大华行设在广东路的广大药房里的两位伙计，踏着黄鱼车买了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招待他们。广大华行的职工们得知他们和蔼可亲的大老板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穿着军装，带了警卫，成了军管会的“接管大员”，又惊又喜。有人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他人那么好呢。”
1949年5月至1958年间，父亲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成员，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市商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等。
在此期间，在陈毅市长和潘汉年、曹荻秋副市长及许涤新部长等人的领导下，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守职尽责，在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发展国营商业、贯彻对私改造政策和搞好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党培养了一批忠于党、精业务的人才
新中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广大华行的同志们在外贸、银行、保险、工商管理等多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广大华行原总经理卢绪章（时年68岁，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陪同邓小平会见五位著名老工商业者，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广大华行原副总经理、父亲杨延修在上海和海内外工商界人士创建了全国第一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并担任首任党组书记和副董事长。
1979年9月22日，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正式成立。刘靖基当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延修、吴志超为副董事长。
广大华行还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楷模。通过诚信合办的成功企业，团结了一大批工商业人士。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感动了不少人。在旧上海证券交易所被称为“四杰”之一“怪杰”杨长康，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得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商会社会童子军的队友，又是共产党员，十分钦佩。当新中国被封锁时，他毅然拋掉全部股票，买了一条船，装了一船货，开到天津，送给新中国。
还有两个事例，可以加深我们对广大华行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当法西斯国家成为强弩之末、国际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了适应战后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批准广大华行派人去美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计划。广大华行选派舒自清带着20万美元去纽约建立分行，成为美国第二大药厂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总代理，并与杜邦、摩根等财团做成了进口化工、钢材、五金等大笔生意，还向美国出口大豆、桐油、猪鬃、肠衣等土特产。不久，广大华行总部接到舒自清来自美国的报告：美国分行生意总额1000万美元，利润200万美元，净资产翻了10番……在那时这是很了不起的巨大收益。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因此声名大振，办公地点搬到了华尔街120号。
由于广大华行纽约分行（华尔街120号）的开拓，更多西药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广大华行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中国的总代理。
上世纪四十年代，基辛格所在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毗邻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他在那时就已经熟悉了广大华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复交后，已经是国务卿的他，多次到中国时，会见了广大华行美国分行的老朋友。赞誉广大华行，当时能在华尔街开设分行，实在了不起。
广大华行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大力发展中国毛皮公司，继而开拓东京、伦敦、香港等城市和印度、南洋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共开设了20多个分行和办事处，到1948年底资产达数百万美元，成为有一定实力并在国内外享有信誉的企业。
1948年11月，当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党中央指示结束广大华行，主要干部到解放区学习，准备南下工作。1949年3月，周恩来、任弼时密电，香港广大华行仍予保留，并与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领导，广大华行的党员干部除舒自清、张平留在香港工作外，其他同志都回内地参加接管工作。广大华行将属于党外人士的股份发还给股东，而中共党员的股份、红利和奖金全部上缴党组织，所有资产全部并入华润公司。广大华行至此完成其历史使命。
曾和广大华行共建中心药厂的国民党头子陈果夫，当时曾特地带病参加中心药厂奠基典礼，一时间轰动上海滩。但上世纪五十年代，陈果夫路过香港看到华润大楼，想到：广大华行结束，并入了华润，而且还是华润的主要资产。他气愤地说：“广大华行这些小赤佬，真厉害，把我都骗了！”
一生“出淤泥而不染”，身后墓碑设计成“荷花”
从错划右派到“文革”，在20多年的坎坷逆境中，父亲尽管受到了种种折磨和屈辱，但他坚信党的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坚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热爱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反右派斗争期间，杨延修为工商界同仁讲真话，自己反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下放到国营召楼农场劳动改造。“文革”期间也历经坎坷。1979年2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发文对杨延修错划右派问题作出改正结论，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
“文革”结束后，1979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发文对父亲错划右派分子问题作出改正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级别待遇。父亲重新工作后，还分别担任了：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五届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机关党委成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第五届常委等职务。在工商联工作中，他积极利用解放前同事、朋友的老关系，动员港商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爱建公司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也倾尽全力，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扮演“大资本家”时，父亲时常需要宴请宾客，酒量极佳，是人人皆知的“酒林好汉”。为了应酬客人，父亲可以喝掉2斤白酒，还要抽烟。解放后，当再也不需要应酬时，父亲便很快就戒掉了烟。
尽管一生为国家创造了无数财富，父亲始终保持朴实无华的品质，从来不愿占用党的经费。他乐于助人，心系慈善，默默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考虑到要为党工作，不能把党的钱拿来花。所以他自己的生活习惯很好，十分俭朴。父亲虽然搞了一辈子的金融，他挣来的工资经常用于接济亲戚、战友与朋友，或者捐助给有需要的人。
在邻居们眼里，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老伯，平易近人，喜欢主动与居民打招呼。当看到小区健身场地的器材缺乏，他还捐赠了一批健身器材。
有一次，父亲回泰州看到家乡学校没有电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上海后，立刻嘱咐我们采购一批电脑设施，亲自送去学校。在世时，父亲捐出20万元个人积蓄，在家乡扬桥中心小学成立“杨延修教育奖学基金”，用于奖励扬桥中心小学优秀师生。离世前，父亲还心系学校，特地嘱咐我们再捐20万元。
除了在社区乐善好施外，杨延修还资助家乡江苏泰州两所学校，提供助学基金及教学用品，并设立奖学金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他不希望我们过分注重物质生活，希望我们好好念书、好好工作，所以我们家里人都是医生、教师这一类救死扶伤、教书育人的职业。
2009年2月18日，98岁高龄的父亲来到青浦福寿园枕石园，他积极参与过问一同抗日的童子军四烈士墓地落成。他执意出席仪式，终于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事。
2017年，父亲逝世，享年106岁。依照老人家的意愿，墓地最终选择了福寿园，与他牵挂的战友们可以朝夕相伴了。他的墓碑设计成荷花，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他和他昔日的老战友们一同长眠于上海这片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红色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