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上山下乡

我们这一代知青人，现在都过了或就要到了古稀之年，知青群体即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如何给知青历史定位社会上众说纷云，我们知青群体里也是有着不同的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的深入，是该给我们青春年华一个明确的回答，铭刻下知青应有的历史定位。我们曾写过几篇谈上山下乡的看法，和一些人也有过争论，今天最后一次总结我们冷静的思考，让历史去结论这个问题吧！我们认为一切思考和看法，都不能脱离五、六十年代的实际情况来谈，否则就是不尊重事实的胡说。下边就从粮食、就业、政治三个方面，站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上，谈一下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一、粮食不够吃是上山下乡的重要原因

  知青这一代人，都是出生在新中囯建立的前后时间段里。新中国是建立在落后、战乱、被列强压榨瓜分的旧中国基础上，“一穷二白和人口众多”是面临的最大现实。“百业待兴”但让人民有饭吃是共产党头等的大事，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热情高涨，1950年粮食全国总产量达到1.32亿吨。当时全世界粮食的总产量是6亿吨，全世界各国的人口是25亿，人均粮食240公斤。当时并不知道我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传统的说法一直是4.5亿人，解放后就算有5亿人口，人均粮还是264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数。人年均264公斤粮食并不多，仅仅是饿不死人的水平，这说明那时全世界的粮食都不够吃。

  1953年为了制定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中国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6.01亿。这个结果着实叫中央领导同志吓了一跳，因为在这个人口的基数上，每年增长2%就是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在和平年代里人口增加的速度会更快，粮食危机会随人口的增加日趋严重。1953年粮食产量1.67亿吨、人均278公斤粮食，这也是个低水平根本不会有储备。要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就要求粮食产量每年必须增长2%以上。增产2%也仅仅是保持住现有水平，可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当年部分地区遇到灾荒，灾区的粮食供应马上就紧张，这时就有人趁机倒卖粮食谋取私利。共产党最痛恨这种盘剥百姓的资本主义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政策，这是粮食短缺时无奈的也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有人批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说不符合市场经济是错误的。如果粮食不够吃，先让一部人多吃点或借机谋利，那就会饿死另一部分人，这绝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情。

1954年粮食产量只增加1.59%，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能力，想让粮食不断增产会越来越困难，周总理提出要建立起现代农业生产。1955年由于农村合作社集体经济的大发展，粮食产量达到1.84亿吨增产7%、人均粮食299公斤。一年的高增长代表不了今后也会高增长，粮食的增产不会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农业需要一个长期发展规划才行。在毛主席起草《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说：“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这部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标的《纲要》，在第三十八条中说：“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纲要》第一次提出上山下乡这个名词，号召城市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建设新农村，强调这是非常必要的国家政策，是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纲要》把为什么要上山下乡说的非常清楚，简单的讲就是国家需要。为了让中国人民吃饱饭下乡去务农，为了工业发展去参加农业生产。这几十年关于上山下乡的动因要说法很多，不能把当年非常必要和极其光荣的国家号召，说成是错误的。凡是与《纲要》号召中所说相悖的提法，都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歪理斜说。

1958年粮食产量1.98亿吨、增长1.32%，可人口却增长2.03%，粮食供应形势仍然严竣。毛主席深知科学枝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性，这一年他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发展《纲要》和《八字宪法》指导中国农业发展了二十多年。1958年由于工业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由15%上升到20%以上，加上城市人口本身的增长，城市粮食供应开始困难。五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需要五个农村人口养活一个城市人口，变成四个或不到四个农村人口，就会打破相适应的比例平衡，城市粮食供应就会更加紧张。这一年最值得称赞的是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王震将军建议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军踊跃报名为子孙能吃饱饭，奔赴黑龙江开发北大荒。他们的顾全大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十年后大批知青下乡做出表率。今天当年官兵们开荒建起来的大农场群，一年粮食产量就相当于七十年代两个黑龙江省的年产量，每年上交的商品粮可就可供一亿多人口食用一年。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叫中国人重新陷入到饥饿之中，粮、油、蔬菜、副食品严重短缺，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吃饱饭成了高于一切的重要事情。有人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人祸造成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派斗争的后果，饿死了三千万人。对这种右派言论我们这里不做反驳，事实会证明这些说法的荒谬，人祸怎么能制造出自然灾害呢？我们认为重工业轻农业、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失调、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浮夸风盛行等问题加重了饥荒的程度。毛主席1960年批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提出要稳步发展。中央制定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周总理调整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合理比例，组织二千八百万城市人口“下放”返乡去务农，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又了支援农业生产，这些下去的人要比上山下乡的知青要多出60%。毛主席曾说：“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人、苏联六个半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人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可不行。”我国农村落后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城市就承载不了太多的人口，没有农业这个基础，工业发展也就没有保障。“八届九中全会”上不但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糸，还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这一切都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

1964年经过调整恢复了农业生产，粮食产量1.875亿吨，这一年又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到六月人口是7.23亿。人口比1956年增长15%，粮食产量相比反而减少，人均粮食只有266公斤。农村人口逐年不断的增加，耕地却无法跟上人口的增加，这样国家收购上来的余粮不断的减少，城市人口比重还在18.2%，城市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小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问题又摆上日程。1月周总理、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两个文件。知识青年(知青)这一名词，就是来源于这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青年下乡从事农业生产，规划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五年计划。人均266公斤粮食是指原粮，加工出食用的成品粮只有186.2公斤，平均每人一个月只有15公斤粮食。这里边还要包括饲料和工业用粮在内，还有“瓜菜代”的成份，一个月不到三十斤粮食还没有副食是不够吃的。三斤饲料才能换一斤猪肉，饭都不够吃半斤肉票很难维持，耕地少种粮就不能种油料，每人半斤油就更难保证。每年人口增长大于粮食的增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很危险，让知青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实属无奈也很有必要。减轻城市粮食压力争取时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唯一的出路。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一个落后小山村大灾面前不等、不靠、不要，党支部带领社员凿山挖坡，把七百亩四千块土地改造成大片梯田，粮食增产了七倍。农业学大寨产生巨大作用，调动了亿万农民改变家乡面貌的奋斗精神。

1968年是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一年粮食产量2.09亿吨，比1967年减少800万吨，人均还是266公斤原粮。人口却比1967年增加2200万人，一年就相当于增加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粮食形势更加紧张。这一年“文革动乱”刚刚平息，大批“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呆在家里等待分配，城市里根本就业不了，上山下乡就成了唯一出路。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是毛主席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自我认为。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里的“很有必要”，就是1964年周总理、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的决定》中说过的“非常有必要”。《决定》说：“非常有必要动员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毛主席把有非常必要这句话重新强调为很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是毛主席不忘的，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心愿。12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才是实情，《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因为城里没有闲饭可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为国家分忧，响应号召牺牲个人利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务农。城市里的一减、农村里的一加，为国家赢得时间终于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

经过多年兴修水利，解决了大面积干旱难题；进口多套化肥整套生产设备，解决了肥料不足问题；学大寨激起农民战天斗地的热情；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74年粮食产量2.75亿吨，增产3.75%，人口9.05亿，人均粮食303公斤。终于实现粮食增产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的速度。1975年粮食产量2.85亿吨，增产3.25%，人口增加1.7%，又超过人口的增加速度。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和多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从此粮食危机过去，中国人民再不会为吃饱饭而发愁。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决了吃饭问题。他还高兴的说：“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是毛主席时期全国人民奋斗二十年(56年至75年)，解决了中国人民吃饭问题，这里边也有我们一千七百万知青作出的贡献。

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时，邓小平说：“那个时候条件不允许，现在可以回来了。”邓小平是1964年决定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决策者，并有“老插”之称(主张插队落户)，他的这句话是实话。没有闲饭吃是在城里呆不下去主要原因，知青返城时只是有了城市户口和粮食定量，大部分返城知青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城市难民和找不到工作，恐怕多数知青都经历过。知青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饥饿的阴影，事实充分说明粮食短缺，是我们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最重要原因，其次才是不能全部升学和在城里无法就业的原因。

二、城里无法就业也是上山下乡的原因

“一穷、二白”是新中国成立时最显著的特征，刚建国时工商业占不到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以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在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才开始工业化的进程，国营工业、商业才快速的发展起来。但底子太薄城镇毕业生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全部解决。五十年代江南地区的中、小学毕业生，有些因找不到工作而去请愿，刘少奇同志亲自去江南处理请愿事件。他回来后就给中央写报告说：“农村和农业对于中、小学毕业生就业的容纳量是巨大的，要求积极组织帮助他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城镇毕业生就业问题，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也是旧社会留下的长期难题。隨着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在校的中学生由一百多万人，发展到六十年代的一千多万人，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更加突出。难到国家就不能快速发展工、商业去解决就业问题吗？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是很快，国家底子太簿又没资金和枝术，很难支撑经济更快的发展。基数太小就是翻上几翻也没有多少，事实说明全部解决就业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有人总是笑话“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当年就是急于求成脱离了实际，结果快速度却造成被动的局面。毛主席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党中央冷静思考后制定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合理比例发展经济，制定1961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你要是讲实事求是的话，就必须承认这段历史时期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很多城市职工和居民被“下放”返回家乡务农，城市人口从25%下降到18.2%，可城市就业仍旧紧张。底子薄必须量力而行不能冒进，发展工业需要粮食来保障，更需要资金和枝术来支撑，这些问题只能逐渐的稳步去解决。都说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中国1957年到1964年期间，每年财政收入在200一400亿元人民币之间。用这么少的资金，却建立起我国初步的工业化体系，还清所有国内外债务，搞出原子弹和导弹，建设一大批重要基础项目。一分钱掰成八瓣来花，创造出“少米也要有炊”的奇迹。到老三届大批下乡的1968年和1969年时，年财政收入分别才是361亿元和526亿元，这么少的资金扣除日常支出，又能有多大的投资能力呢？就是今天每年收入近20万亿元，粮食产量6.15亿吨年年有余粮，城市人口发展到55%以上，每年大专院校毕业生有800多万，就业压力仍然需要下大力气才能确保。想想当年的经济条件，就应该知道在那段困难的情况下，就业的压力该有多大。1964年就是因为解决不了城市就业问题，中央开会研究大批知青下乡问题，准备每年组织一百万知青下乡，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当年邓小平在会议上说：“知青到农场去补助1000元，一年要下去100万就是10个亿，国家没有那么多钱，插队落户一个人补200元，我提倡插队落户。”那个时候既没有粮食也没有资金，邓小平说的话是实际情况。连去农场补助的钱都没有，投资建工厂资金也就更加紧张，只能号召知识青年学邢燕子、侯隽自愿下乡务农，为国家眼前困难分忧，为祖国今后发展来承担历史的责任。

老三届大批下乡是从1968年开始的，那时“文革”刚走出混乱，中学生回到学校搞教育革命没有课程可上，老三届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六、九届”学生没上几天课，也到了要毕业分配的时候。开始中学毕业分配是四个面向，面向升学已经没希望；面向工厂和基层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多数只有面向农村到祖国最需的地方去。老三届高、初中六个年级约有七百多万人，加上“六、九届”毕业生就更多，全部解决就业根本不可能。只能照顾家里有困难的和每户留下一个人，大多数人只能面向农村上山下乡去。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1964年中央就制定出上山下乡十五年规划。六十年代初、高中学校里的学生，最终只能有5%的人可继续升学，因此“文革”无法继续升学受影响的人，只能是极少数人。因“文革”工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城里减少就业机会也会使部分人受到了影响，但多数城里中学毕业生还是得要下乡去务农。这就是老三届和“六、九届”中学毕业生们，面临的现实局面。这是知青个人无法选择的历史时期，也别怨天恨地，谁让我们成长在国家的艰苦时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更应该为国家分忧，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共同利益。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十分困难的，很多事情不如人意是客观存在，我们一些所谓的专家人士不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找种种理由否认和歪曲上山下乡的作用。法籍华人潘鸣啸写过一篇文章：“经济问题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说“文革”期间从农村招工800万人，是与知青下乡形成无效的对流。他认为既然能从农村招收这么多农民，说明城市没有就业困难，也就没有必要让知青下乡去。潘的说法造成不小的影响。城市里就业困难的情况，我们老三届的人都亲身经历过，看着不断有新建的工厂和商场，可先期毕业的学生还是无法都能就业，到我们毕业时候就业就更加紧张。经济不但要稳步发展，还要协调平衡的全面发展。发展经济是个复杂系统工程，搞好各项基础建设才能快速发展。从1968年至1976年我们下乡的期间里，为了解决铁路运力不足，建成湘黔、成昆、宝成、焦枝、津沪复线等铁路干线；为了解决电力短缺，修建富春江、刘家峡、葛洲坝等大小水电站和火电厂五万多座；为了抗旱保丰收兴修水利，建成汴河、青铜峡、丹江口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各地修建几万个大小型水库；为解决能源严重短缺，新建胜利大型油田、扩建大庆油田、铺设输油管道和建设炼油厂；为解决人民吃饭和穿衣问题，动用43亿美元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并建起工厂快速投产；为了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大、小三线”，上马“二汽”等大、中、小项目几千个；80%的县里都建立起水泥厂等等。这些项目都是经济发展必要的基础建设，绝大部分项目都不是建立在城市里，一定要征用农村的土地来建设，使大量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失去土地。政府必须把失去土地的村民，转为城镇居民并解决其就业，否则你让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存？1971年以后粮食紧张情况开始缓解，城市建设也开始扩建用地，很多城中和城边村因建设需要并入城区，村民也就成为市民也得解决就业，不然叫他们何以为生？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职工的子弟，都是农村户口不吃商品粮，中学毕业都是就地分配成为农场职工。农场和兵团职工属于国营二本帐的农业工人，在招工统计上也是属于招收农村人口。1968年至1976年里，农场和兵团子弟就业，加上农村来的复员兵就业，全国就会有百万人以上。潘鸣啸是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一书提供的资料，那是1966年至1976年十年总共招了800万农民工，平均一年80万人。这十年期间知青下乡有860万人，两种对流的规模大体相当，但作用和去向有着截然的不同。知青下乡缓解城市粮食供应和就业压力，务农是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吃饱饭的大事情，为国家渡过困难时期赢得了时间。知青下乡不是向农村甩包袱，知青下乡给农村带去给了生气、知识和“新鲜血液”，加速了落后农村的改变。北大荒大农场群在写建场史时，各农场都对知青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插队落户的知青也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为改变落后农村当会计、赤脚医生、搞科学种田等都做出过贡献。一些泪痕文学中的“偷鸡摸狗”和遗弃“孽债”现象，只是个别现象代表不了下乡知青的主流。农民把土地交给国家搞建设，为国家工业发展和必要的基础建设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给点钱不管死活，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计，必须考虑农民的利益，必须解决失去土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何况多数农民都是在本地就业，不会增加城市太多的负担。保持合理平衡的发展，即要创造必要条件也要保证城乡人口比例基本稳定。潘鸣啸所说的城市不存在就业困难，上山下乡和招收农民工是无效对流是错误的，是不尊重事实的胡说。知青下乡和征地招工的对流，为国家赢得了时间渡过艰难时期，为今后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作用，是别有用心人看不到的。

还有一种错误论调说：“上山下乡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逆行运动，不搞城市化建设把人往农村赶”。还有人说：“领导人不懂经济济，不搞第三产业和旅游业去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城市化是要以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基础的，脱离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历史事实，空谈什么“历史潮流”是没有意义的。落后的农业连吃饱饭都保障不了，又没有资金怎么搞城市化建设？中国的领导人不会蠢到不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更不会蠢到脱离现实和发展规律去办事，党中央制定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稳步发展方针是正确的。周总理说 ：“没有农业基础，工业就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毛主席说的更简单明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可不行。” 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要视农业发展水平和资本积累来支撑，不要站在今天生产力的水平上，笑话当年为发展农业和经济的艰苦奋斗，饿你几天就不会胡说八道了。饭都吃不饱、又没有副食工资还不高，怎么能扩展第三产业和搞旅游呢？在艰苦奋斗的时期里，是要讲先生产、后生活的，是要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面貌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知青与工农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依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改造成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上层建筑政治思想意识是要讲，以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中心。要求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共同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人与人在生产的过程中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绝不充许看不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业，反对看不起农民的资产阶级思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可能马上消失，社会主义思想也不可能马上建立起来，两种思想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新中国建立是“万象更新”和“一穷二白”并存，社会上还存在着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因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还有一定社会基础，看不起农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

毛主席一直提倡和教育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必须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美国总统“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阴谋，寄托在新中国下一代人的身上，毛主席就更加重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把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但看成是解决眼前困难的临时措施，还看成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长远大计。毛主席对青年人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刘少奇1957年在长沙与中学生代表座谈时，号召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他批判那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国家前途的“聪明人”，提倡学习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傻子们”，希望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1965年2月中央召开知青安置工作会议，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接见全体代表。周总理在会议上讲：“把城市青年后备劳动力和闲散劳动力动员下乡搞农业，其目的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要使这三个差别缩小、消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移俗的大事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说的非常清楚，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当年的政治号召，千万青年人的激情和奉献，到了今天怎么成了“否毛”的牺牲品，谁给你们的权力！

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壮举，为十年后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出了榜样。毛主席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军总动员踊跃报名，为子孙能吃饱饭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去开荒。这里边有老红军、老八路、战斗英雄、军队干部、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等。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甘愿去吃苦，建成了今天的“北大粮仓”和创建了北大荒精神。亿万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年年耕种，他们辛勤的汗水保障了城市粮食供应，勒紧腰带为工业发展积累了资金。农民的辛勤劳动建设着社会主义祖国，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学习。我们知青成长在国家的困难时期，在城里就业不了又没有闲饭可吃，难到就不该应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分忧吗？一千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一定的贡献，尽管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其主流是知青用稚嫩的肩膀为国家分担困难，其本质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奉献。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所以应该给予上山下乡运动充分的肯定，给知青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

现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很乱，在否定毛主席和建国前三十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下，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被“污名化”。昔日为国分忧的光荣，今天却被说成是政治的牺牲品和遭遇人间劫难，是个磋跎岁月。下乡的艰苦成了泪痕文学家的素材和成名台阶，他们的作品就像今天方方日记一样，只有悲衰和悔恨，就是没有艰苦奋斗和奉献的精神。我们有些知青也跟着埋怨党和政府，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个人的前途，怨天恨地的对共产党不满。难到回到旧社会，你就会有前途了吗？难到全国人民都在为将来艰苦奋斗时，你坐享其成就幸福了吗？不能与在“文革”中受冲击的一些人那样，总觉得党和人民欠你们的，并以此谋取个人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让生产资料私有制重新发展起来，贫富差距越拉越悬殊，现在讲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越来越少。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把原来的“以民为本”，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变成了“以人为本”，个人的利益神胜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很有必要，是没有人再相信了，只剩下知青们的自我怀念。没有当年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高速发展的基础 ，不能坐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上，嘲笑和指责当年艰苦奋斗的人们，这很不道德！

知青一代人中，很多人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糸在一起，成长为钢铁战士，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偶像。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也是把个人的追求和祖国、人民利益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是一群有利于人民和祖国的“傻子”。明白这一点就要坚定的无怨无悔，不要怕“冬妮娅”那些资产阶级的嘲笑。当我们回首上山下乡往事的时候，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们曾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承担过责任，知青的一生中就有了光辉的一页。
2020年6月18日

作者：
高非（北京知青，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四团18连）、
薛克建（哈尔滨知青，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四团18连）

图片：来自网络
 

责编：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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