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5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陈利明时间:2020-08-04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4）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担心政策多变的疑虑，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至此，党中央已连续3年印发了3个专讲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深得人心。3年来，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农产品商品率达53.3%，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又增长14.5%，粮食增长5.1%，农民收入增长14.7%。包产到户这一措施推行的前几年，即从1979年至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5.4%，平均每年递增7.9%，比1978年以前的26年平均2.7%的增长速度高出1.8倍。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取消了。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后来邓小平赞誉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异军突起”。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即农业的状况大有改变。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

由于我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农村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至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减少太多，粮食产量全国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一些人又对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又借此责难：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胡耀邦倡议，将中央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到10月份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1号文件下达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增长，农民纯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5个中央1号文件如实记录了我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斗争中诞生，又在斗争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众所周知，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激发了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开创了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1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而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5个“1号文件”的制定和实施付出了艰辛和心血。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人民欢欣鼓舞。

在城市各行各业为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的大好时刻，1983年2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十分精彩的报告，号召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逐步开展城市经济改革。在报告中，他着重阐明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没有改革，也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胡耀邦说，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或对或不对的标志。

他说，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他希望全党同志和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正如胡耀邦所说的“全面系统地改”，农业要改革，工业、商业也要改革。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人们将这一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形象地称作“包字进城”。十二届三中全会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总结历史经验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划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

1985年春天，百花争妍，群芳斗艳，北京西郊一个幽雅、僻静的院落里，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7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等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这是中央对“七五”计划的总体指导方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重要内容。

7月上旬，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进行逐字逐句的认真讨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尔后中央将《建议草案》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经八易其稿，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为目标，用5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中央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对此，胡耀邦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了精辟的阐述。

他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经预料到的。中央既然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因噎废食”。

1986年11月，胡耀邦在上海考察时，又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是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

他说，改革和开放，就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是我们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两个法宝。我们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还有许多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困难面前怎么办？多想办法。各种各样的办法中，最重要、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开放。他主张在工作中更放手一些，更大胆一些，更有创造性一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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