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遗言及最后的谈话
赵丹病重后的1980年夏，上影厂派了厂办副主任张万春长驻北京，处理阿丹的医疗及家属生活安排等事项。9月底，张万春来电告急，厂长徐桑楚亲往北京并指派我和第二创作室的总制片主任吴绍炜随行，处理赵丹病中及出现不测时的问题。因此，我对赵丹逝世前后的一些往事十分了解。
我们到达北京的当天，就到北京医院探视了赵丹。随后，我们一起到病室外面听取了张万春的情况介绍。离开医院前，徐桑楚厂长吩咐张万春，有什么情况要马上给他汇报。不少事情我是从万春同志的汇报和宗英亲口叙述中了解到的。
当时，万春同志的汇报中，最重要的是华国锋主席来探望阿丹的情况。1980年8月1日，华国锋同志来北京医院201病房探望赵丹。华主席走进病室后，向赵丹伸出了手——国家领导人与艺术大师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赵丹忍不住说了：“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不好向老百姓交待。”华国锋再次握住赵丹的手安慰他：“养病要紧！”
接着，文化部电影局陈荒煤局长也来看望阿丹，并询问阿丹有什么要求，阿丹表示他“有些话想跟乔木谈谈”。
由此开始，赵丹将他想跟胡乔木同志说的话讲给宗英听，黄宗英详细地记下了全部谈话内容。当时，《人民日报》辟了一个“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专栏，阿丹谈话的内容，是冲着这个主题来的。
荒煤很快向乔木同志作了汇报，乔木当即作了安排，他与贺敬之同志一起来到北京医院，听取阿丹的意见。
阿丹看见两位领导来到面前，感到十分高兴，他得到了向党吐露心声的机会，怎能不兴奋、不激动。
黄宗英解释说：“赵丹有些话想跟您说，但他的身子很弱，由我代他说吧。”在得到乔木同志的认可后，宗英就根据笔记本上记下的话向乔木作了详详细细的汇报。
谈话进行了好几个钟头，每读完一段，宗英都停下来问阿丹：“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还要补充什么？”阿丹点头示意后，宗英再讲下去。
阿丹这次谈话的主旨是：“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他以一位艺术大师所特有的坦荡胸怀，像对亲人一样地向乔木同志道出自己的喜悦与忧虑。他说：“看到‘改善’与‘搞活’的讨论颇为高兴。”但“积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往往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名义下发生的”，为此，他向乔木呼吁“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并强调说，他“对此有些忧心忡忡”。
那天，宗英替阿丹的汇报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十分尖锐地提到：“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了，演员身上怎样打补丁都要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八台戏，难道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要注意）的教训吗？”
乔木曾几次插话，一次说：“很好，很好，让宗英整理出文字来发表吧。”另一次说：“讲得很直率、很好，阿丹在重病中还思考这些大事，真是难得。”
根据乔木同志的提议，宗英很快就整理出一份稿子，立马就被《人民日报》取走并发表在10月8日的专栏中。我觉得这是阿丹在经历了五十二载艺术生涯之后，用生命发出的呼吁。两天后的10月10日，阿丹便离开了人间。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来看，阿丹是把乔木同志当作可以倾诉的对象，当着一位可以信赖的党的文艺领导者才说出了他思考已久的想法的。这些想法证明了他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文艺家，在改革开放中党的文艺政策的实践，已经证实了他的呼吁是多么的正确。
阿丹就是这样的人——在党的领导人面前，他会掏心掏肺地诉说自己的想法。尽管经过对《武训传》和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曾经使他恍惚了一阵，但到了1957年，在《炉边夜话》里，还是怀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心情，发表了如何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意见，并因此而受到了“说话不够谨慎”的指责。紧接着的反“右”、“拔白旗”、反“右”倾等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率真而诚挚的“本性难移”，到了1961年的创作会议期间，他虽然作了声明说：“除非毛主席发个牌子，上写‘此人说话不算数’，否则我不讲。”但声明归声明，他还是憋不住要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而且不讲则已，一讲就必定淋漓尽致，不打半点埋伏，对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实行艺术为主等问题发表了很精辟的见解。周总理和陈毅元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取了阿丹的发言。
在他将要离世的时候，他一本初衷，甚至用“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种极其尖锐的语言，求得乔木及文艺界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视与思考。
赵丹生命中最后的谈话
关于骨灰的处理，是阿丹亲口交代中说得一清二楚的。当时他说：“骨灰一半送日本，葬在聂耳旁边……一半撒在柳州的柑橘树下吧。”
阿丹的遗嘱是在10月4日和10月5日的两次谈话中留下来的。我们听了万春与宗英的介绍，看了宗英的亲笔记录。
4日清晨5时许，阿丹就醒来了。
黄宗英像往常一样坐在病床旁，拉着阿丹的手。
阿丹突然问：“阿佐呢？”阿佐是他的小儿子赵佐。
宗英告诉他：“刚睡下，你听，打呼噜哩！”
阿丹说：“可怜，熬了多少个夜了。他还是孩子，你，也睡一下吧。”
宗英说：“听不见，我耳朵不好了。”
阿丹摸着宗英的头发说：“妈妈（指宗英）、爸爸（指自己）还是好人啊！”
宗英说：“是好人，顶好顶好的人。”
阿丹说：“爸爸真诚、质朴，没有曲里拐弯，更不会阴谋诡计。朋友们、同志们喜欢我。尽管我得罪过好多人，过后，他们想想阿丹还是好的。”
宗英连连点头。阿丹接着又说：“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是幸福的。夫妻虽有小矛盾，因都想着自己的事业，个性都强，也不会生活，但艺术上是有默契的。对你艺术上（我）是尊敬的。孩子好，家庭是快乐的。”
阿丹嘱咐宗英：“办好（我的）画展，（我）一生的画要经过大画家过目挑选。除在京画家朋友外，（再找）亚明、富华、蔡耕、汤漾。（要将）从16岁到现在的作品（都选一些），（可以说明）阿丹也是个画家。把‘天下都乐’放（在画展的）突出位置。人活着或是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
他又说：“希望能出画刊。问问组织上能不能搞我的艺术生涯五十年？从默片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试镜头。早期影片《小玲子》、《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儿女》都还有可取之处。解放后（拍的片子）最喜欢《李时珍》、《烈火中永生》。后事具体怎么办？（可找）丁峤、金山、（张）光年、老袁（指袁文殊）、（黄）宗江商量。”
巧的是，这一天黄镇（时任文化部部长）同志与袁文殊（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赶了个大早到医院，他们成了阿丹与宗英谈话的见证人。
第二天即10月5日早晨，赵丹又一次醒了过来，赵桔告诉他，前一天童大林夫妇来看望他。阿丹说：“一切都拜托他们了。”并且说，不必开追悼会。接着，他再次留下了他的嘱托。
对于身后事，阿丹说：“不开追悼会、（丧事）不要（放）哀乐，我喜欢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
赵桔知道她爸爸曾因一曲“春天里……”而风靡全国，便问道：“要放‘春天里’吗？”
阿丹虽处于垂危状态，但他十分理智，十分清醒地说：“那太过分了，我喜欢贝多芬。”
关于骨灰的处理，阿丹说：“骨灰一半送日本，葬在聂耳旁边，（而且）日本艺术家是和我心相通的、甘苦与共的。《未下完的一盘棋》①是不能拍了，友谊长青，很多外国朋友是理解我的。一半撒在柳州的柑橘树下吧，（我）艺术上第二届青春是（在）柳州（创作的）②大量字画，（办画展时）当然要选（柳州创作的作品）。”
他还说：“（我的）遗体（让医院）解剖，使后来生我这样病的人减少痛苦，这在医学上、哲学上都是无所谓的事，可能亲人想象起来受不了，让桔桔决定吧。”
最后，他说：“谢谢华东医院、北京医院和所有给我看过病的大夫。（谢谢）方圻夫妇、宋慕玲大夫、马海德大夫，所有护士，还有司机。”这时他抓紧了黄宗英的手，望望孩子，用他余下的精力说：“孩子都是好孩子，我舍不得桔桔，”说着，流下泪来，随即又补充说：“感谢组织给我治病，买药……”说完，闭上了眼睛，他累了。
宗英见状，没有多说什么，只告诉他：“即将公审‘四人帮’，国恨家仇，党和人民给你报。”
听了这话，阿丹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以上所记述的就是阿丹在两天中陆续留下的话，所有这些话语，是这位病魔缠身即将谢世的人民艺术家对亲人、对事业、对党、对人民的灼热的心声。
7日中午，夏天和康泰来看他，他已不能说话，找来一张纸，在上面写道：“夏天兄，分别了，望保重。”
9日晚，阳翰笙同志来探望阿丹，这时距阿丹辞世还有七个小时，他见到翰老，眼睛里露出惜别之情，由于翰老是他生平最敬重的文艺界老同志之一，他几次想张口说话，却吐不出一个字来，他再次示意拿来纸和笔，用左手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几个字“翰老保重，为我们大伙！”这九个字寄托着他对翰老的希冀；这九个字表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关心着从事艺术活动的同伴；这九个字还表明，阿丹是“大伙”中的一员而不是“四人帮”诅咒他的、诬蔑他的高居于众人之上的精神贵族。
这两张纸上的十八个字，是阿丹用尚存的一息留下的又一遗嘱。
阿丹想演“鲁迅”和“周总理”横遭干涉
我们不妨引阿丹两首诗中的诗句对他的一生作些“点滴”补充。在被“四人帮”关押了五年零三个月后的1973年春，他写了一首诗“自嘲”，诗曰：“大起大落有奇福，十年囹圄鬓尚乌。酸甜苦辣极变化，地狱天堂索艺珠。”到了1977年的国庆节，他又以“国庆”为题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话是“等闲磨水淬筋骨，抖擞须眉画英雄”。这些诗，是赵丹坎坷一生和他艺术追求的生动写照！
除了“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他五年多，他还在1940年到1945年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一关就达五年。但是，牢狱只关住了他的身躯，却关不住他上下求索的一颗艺术良心。1945年出狱以后，他先后拍了《丽人行》、《遥远的爱》、《关不住的春光》、《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与《武训传》。1949年5月上海解放，赵丹说：“我们的时代到了！”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这一年的秋天，他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0月1日，他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观看了开国大典。
但出乎人们预料的是，他的得意之作《武训传》遭到了严厉批判，接着，他主演的另一部优秀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又受到了“围剿”。此后，赵丹在银幕上消失了四年之久，直到1954年，才参加了《为了和平》的摄制。
以此为新开端，他先后拍摄了自称为“一生中最满意的作品”之一的《李时珍》以及《海魂》、《林则徐》、《聂耳》和《在烈火中永生》。然而，在他的艺术人生中，却充满了遗憾和无奈，也就是他诗中说到的酸楚、痛苦与辛辣！
我记得在1960年到1961年间，赵丹留起了鲁迅式的胡须，穿起了一件竹布长衫，着了一双老北京的布鞋，手执一把折扇，摇摇晃晃地来到大木桥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厂部。他在自己家中挂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还调整了厅内的陈设，他已完全沉浸在当年鲁迅的生活之中。
他刚进大门，传达室的小王就打趣道：“鲁迅先生来了。”他放慢了步子，问：“怎么，不像？”
听到他嗓音的人们，从靠近大门口的几个办公室内一拥而出，我也在其中。他一见来了那么多人，更加神气了。他一边踱着方步，一边打量着众人，一边问：“像不像？”
有人说：“像！”“真像！”有人起哄：“我当是谁？原来鲁迅先生来了……”
阿丹仿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摇摇晃晃地走向“鲁迅组”办公室去了。那时，这个摄制组已经成立，酝酿阶段下组的成员如导演陈鲤庭等人经常来这里开会，讨论未来的工作。
但是，几经周折，《鲁迅传》的摄制工作被“暂停”下来。不久，批判“夏（衍）陈（荒煤）路线”的运动开始，张春桥来天马厂召开会议，听了有些人汇报的情况，便严厉指责“鲁迅组”是裴多菲俱乐部，是一个“烂掉了”的摄制组，这是一种“上纲”上到顶点，“上线”上到极致的批评。于是，这个戏也就翻不了身了。这对阿丹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为了让鲁迅先生的形象在银幕上重现，他花了多少心血呀！
粉碎“四人帮”之后，阿丹扬眉吐气了，在他的心里，存放了亟待释放的创作激情，他希望，将自己的艺术——从地狱里、天堂中求索而得到的“艺珠”贡献给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我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一天上午，阿丹与我在漕溪北路天马厂办公大楼的走廊中迎面相过。我是扬州人，他也是在扬州出生的，因为这层缘故我们相见时他总会与我用扬州腔谈几句话。这次，他又用扬州人的“市骂”“妈妈的”开场，然后带着几分神秘的口吻说：“有好东西看不看？！”
我与他一起走进第四创作室办公室，他从容不迫地掏出几张照片在大家眼前一晃，待我们定睛一看，不禁齐声欢呼起来：“像！”“真像呀！”这是他应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在《大河奔流》一片中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试妆照。这几张照片有正面、有侧面、有半身和全身的，人们将照片传来递去，真诚地发出“啧！啧！”的赞美声。
这时的阿丹，好像在为大家的赞美作注释：“我可熟悉总理了，我有过多次接触他的机会，我最有资格演好总理……”
的确如此。
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除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宣布加上“劳动人民”的桂冠。在赵丹的心坎里，总理是一位文艺界的“知音”，当他听到总理那番动情的话语，内心感动极了。
然而，在这样一位他极其尊敬的长者面前，他以自己的真诚和坦率，竟敢于和总理“当面锣，对面鼓”地进行争论。
那是1962年全国电影讨论会上，赵丹与总理争得“不亦乐乎”，以致总理不得不说：“你阿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某人也是一家之言嘛，两种观众可以同时并存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你阿丹可以完全不同意我周某人的看法，坚持你自己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这是作为艺术家的权利嘛。”这事传到厂里，人们在称赞总理的风度和雅量时，不免要责备阿丹“过分”了，然而他却对人们说：“我在总理面前可以‘童言无忌’的！”
最最“无忌”的话要数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的那一次了。那是“文革”的前夜，正是风雨欲来之际，他当着参加座谈会许多知名艺术家的面，“堂而皇之”地对总理说：“您是不是跟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说，替我阿丹讨一张免斗牌！”这句话一出，让在场的艺术家们吃了一惊，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但我们的总理只微微笑了一笑，若无其事地说：“又来孩子气啦！”把紧张的气氛缓解下来。
对阿丹“知根知底”的总理，与阿丹之间在精神上有一种特殊的联系，而聪明如阿丹者，对总理的人格魅力当然五体投地，他说能演好总理是有根据的。
然而，阿丹却被汪洋告知，上面决定不让他演总理了。我们后来知道，某领导说了句：“赵丹怎么可以演周总理！”文化部电影局只好将赵丹换了下来，这对赵丹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呀！先是鲁迅、后是总理，为塑造好这两位伟人进行了呕心沥血准备的阿丹，真的是欲哭无泪呀！
阿丹没有因此倒下来，他继续为自己走上银幕而奔走。他曾经数度找时任上影厂厂长的徐桑楚要求给创作任务，他自己努力提高艺术素养为重上银幕创造条件。1980年，他以《地狱之门》为名出版了他艺术实践的总结，并打算总结他的表演经验，成立一个艺术研究小组。
1978年，他来到柳州，作画、留字近二百件，他年轻时曾就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在许多外景地都曾作过画（我就保存了他在《李时珍》摄制组时所绘的一幅黄山图）。他将柳州时期的美术创作称之为他的“艺术上的第二届青春”。这以后，他准备在《未下完的一盘棋》中饰演江南棋王况易山，但这个剧本一直在修改，他在深度昏迷后，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一盘棋》，剧本还粗糙，要坚持……”他已应邀准备在《王昭君》中饰演匈奴王，阿丹对此也念念不忘，在昏迷中他断断续续地说：“……形式……内容……《王昭君》是女主角的戏……”可见，演戏已与他的灵魂、他的生命融合为一体。他在进入深度昏迷状态时，却丢不下两件事。我大胆地为他的话解释一下，我以为：他希望作家把《一盘棋》的剧本改好，要作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清楚地知道，在《王昭君》一片中，匈奴王不是主角，但他决心做一片绿叶，去衬托女主角这朵红花；他还认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十分重要，他要在表演艺术的天地中，去追求这种“统一”的美。这一些，都是这位大师在临终前许多思考的一部分。
人们深情怀念阿丹
赵丹于1980年10月10日凌晨2时40分停止了呼吸。10月14日在八宝山火化。10月27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主办的悼念大会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这里，我要举几件事来说明人们对这位大艺术家的关注之意、怀念之情。
阿丹逝世的消息，由新华通讯社发出快讯。这消息让国内外热爱阿丹的人无限悲痛，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悼念这位艺术大师，其中特别让人感动的是：
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在电文中说：“深切哀悼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之一赵丹先生逝世。我相信伟大业绩今后仍光芒四射。”法国朋友雷吉斯·贝热龙来电说：“世界电影界为他举哀，我与中国全体电影界朋友怀着兄弟之情，分担他们的哀痛！”上海书法家郑迺冼用隶书写了一首挽诗，诗曰：“文坛忽报巨星沉，难却哀思老泪淋；鬼蜮黑牢撑傲骨，人民银幕映丹心。频游点染传神笔，又听弥留忧玉音；生死都为天下乐，高山流水照胸襟。”广东有位叫李妮的小书法家，为赵伯伯写了一副挽联：“影坛千里眼，艺苑一完人。”而音乐家瞿希贤写给黄宗英的慰问信，则感人至深。信中说：“在赵丹同志创造的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两次入监狱、多种波折、艺术家、革命者、思想战士……）形成可爱的、可敬的、可亲的阿丹。让我们忍住泪，奏起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看哪！在高高的乐声中，他又睁开了明亮的眼睛，微笑着告诉我们，他没有离去，只是化成了光和电，不论在晴朗的白昼，或是雷雨交加的黑夜，他都将陪伴我们。”
上面所举的这些，不过是百多件唁电、唁函、挽联、挽诗中的少数代表而已，可见人们心目中的阿丹占据了一个怎样的地位。
遗憾的是，因10月8日的文章引起了一场风波，在悼念活动中产生了一些影响，有人曾提出要将电影局赶制的纪录片《他活着》一片中他饰演周总理的照片拿掉，不要再提“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被京、沪两地的文艺界领导以“阳奉阴违”的办法巧妙地在放映时保留了这几张总理试妆照。可是，阿丹骨灰希望一半安葬在聂耳身旁，一半葬于柳州的遗愿却难以落实了。
阿丹离开我们已经32个年头，但他为艺术而奋斗的种种情景，他的人品和艺德，他创造的众多艺术形象仍然活在人们心头，就像那个短片的片名《他活着》，又如宗英在他去世时说的“他去拍夜戏了……”
注释：
①赵丹演过聂耳，了解聂耳，尊敬聂耳，他俩在艺术上心是相通的，聂耳孤身葬在异国他乡，他要陪伴聂耳，把骨灰的一半与聂耳为邻。
阿丹有很多日本朋友，从中岛健藏到高峰秀子、栗原小卷、德间康快、森繁等，他曾计划中、日合作拍摄电影《未下完的一盘棋》，主演江南棋王。
②1978年春，阿丹来到柳州，住在总理曾经住过的小红楼，并创作国画《荔枝年年醉红楼——周总理住过的地方》。
这一年，他在柳州作书画近二百件，所以他称之为“艺术上的第二届青春”——电影上虽青春不再，但从书画中又获得艺术青春，反映了他在无奈中的执着追求。
陈清泉（曾任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