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北大荒五十年 建中国最美家庭农场（中）
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朱晓军 杨丽萍 时间:2019-02-09 点击:
北大荒知青夫妇口述：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
朱晓军 杨丽萍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
朱晓军 杨丽萍
摘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3
林莉：什么时候谈的恋爱？1972年，北京缺少师资，来农场召老师那年。知青刚来时不让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马上斗你，开会整你。有一次领导在会上批评大家，一个知青站起来质问，你闺女多大？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大家一算，敢情18岁就结婚了。知青火了：“你怎么18岁结婚了？我他妈都二十五六了，还不让谈对象！”打那以后就允许了。
葛柏林是八连的知青，1971年调到了十连，这样我俩就在一个连了。他是统计，我是农工，我们是老职工介绍在一块的。
第一印象？我当时觉得他特别土，穿一条带补丁的裤子，补了两个膝盖，平常不爱吱声。不过，我发现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看得比较透彻，有头脑。
葛柏林：我跟林莉谈对象前私下里没有接触，只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外号叫“林大浪”。
开始也有点误解，后来一接触这人不错。她体育挺好，在学校100米、200米（短跑），铅球、跳远都是第一名。她又泼辣能干，能和男的剽着干。能干就招人嫉妒，尤其她的领导觉得她威胁太大。知青里也钩心斗角，不把你踩下去人家上不去。她性子比较直，有些事情看不过眼儿，就跟领导对着干，领导还不收拾她？那帮女的就贬她，叫她“林大浪”。其实，她是挺正统的一个人。
1975年，她回北京探亲，说哪号从北京回来，坐火车到齐齐哈尔，拐到拉哈，让我到拉哈车站接她，去查哈阳看我父母。拉哈车站到查哈阳约60里地，那60里地没有直达车，有时候坐毛驴车，有时候坐“小蹦蹦”，有时候坐马车，截啥车是啥车，没车走路。我头一次赶到拉哈没接到她，我就有气了，不来拉倒，就回来了。我妈说，可能晚点了，你怎么这么心急就回了？我说，第二天再去接吧。第二天又没接到她，就等，等半天，等到晚上也没等到她，我又回来了。回来后，她就打来电话了，说西安的老舅来了，晚回了几天。第三次去接，我才接到她。
三请诸葛亮，接了三次才接到她。老爷子老太太见林莉圆脸儿，高挑身材，倒是挺高兴。晚上，她就住在大炕上。她住了十多天，回农场我们就领证了。准备了两桌饭菜，老职工和知青们送个茶缸、毛巾、玻璃杯啥的。结婚时，我已二十七八岁了。
我父母给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我家那时真挺困难，欠公家900多块钱。我父亲以前老出差，回浙江回杭州，战友又多，他挺爱装的，吃饭就掏钱，住旅馆也掏钱，该报销还不报销，革命嘛！那时候，吃一个烧鸡大概才18块钱，徒工一个月工资也就18元，他拉下900多块钱的饥荒，多大一笔数字？一直压着我们家，我妈说做人要有志气，吃咸菜也不能欠账。
4
葛柏林：家庭农场第一年就赢利了，毛收入11万元，当时一个人工作一辈子才挣4万元多点儿。
有些人就红眼了，说葛柏林的家庭农场沾了连队多少多少光，于是农场就派计财科科长等人来查账。查来查去，农场一分钱没找回去，还给我们找回1万多块钱，当年毛收入变成了12万。连队给我们一亩地摊了20公斤的豆种，谁家撒豆芽呀，一亩地播那么多种子，再说播那么多它也不长，不结豆儿啊。本来我和连队有约定，我们给队里干零活，凡是10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账了，算义务劳动。连队的森林着火，我们去车去人扑打，拉个大犁，打了一道防火道，都没跟他们要钱。
他们说政策变了，把我承包的2000亩次生林收回去了。我来气了，那块地就不要了，给连队了！你不老怀疑我们占便宜吗？我们躲你远远的，找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荒草甸子重新开荒，重新种地！
1986年，我们搬到别拉洪河边的荒草甸子。别拉洪河是满语，有大水漫岗，河水一圈圈之意，又叫圈河。
四周好的地，水大淹不着、涝不着的，让连队开垦了，我们开垦的是人家不稀开垦的低洼地。没地方住，我就买块帆布，往拖车一搭就是棚子，五六个职工住在拖车上，住不下就搭上下铺。我和林莉也找块破帆布搭个小棚子，猫腰住进去。外头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下小雨。没地方做饭就外头搭个锅台，林莉光着脚丫子在外面做饭。没有自来水，就把泡子（通常不和外界的其他河流或湖泊连接，是死水，而且一般不会很大，水也不深）里的水烧开了喝，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污染。
后来，盖一间25平方米的小砖房，林莉有了厨房，不用光着脚站在泥水里做饭了。
1987年，我们新开垦的地里种上大豆，豆苗长势好啊。
为赚外快，我们去二道河农场修路，挣了10万块钱，挺高兴的。回来一看傻眼了，家里2000亩地都涝死了，当年颗粒无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接下来几年，家庭农场被贬得够呛，有人认为家庭农场挖了社会主义墙角，雇人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家庭农场的粮食不许随便卖了，必须卖给农场；化肥、农药不给指标了，自己想办法。我为了发工资，偷偷去寒葱沟粮库卖豆子，路上被抓住，分辩了几句，对方拔出了手枪。承受不了政治和经济压力，家庭农场十有八九垮掉了。跟着我们干的技术水平高的职工都走了，又招了一批，没过多久又走了。工资不高，条件艰苦，寂寞难耐，经济上没出路，政治上没前途，谁跟你干哪。
1990年，农场只剩我和林莉了。我们吃野菜蘸大酱，喝泡子里的水坚守着。我得了角膜炎，红肿着眼睛行走在齐腰荒草；又挨了雨浇，发起低烧，躺了3个多月不退烧。
农场给我做工作，说赶紧洗脚上岸吧，别陷得太深，别赔得啥也不是，赶紧把地卖了，让我回去当个副场长。
林莉：本来可以不遭这个罪。我有三次返城机会，放弃了。
第一次是1972年。北京中小学教师紧缺，招一批高中知青返城当老师。那机会难得啊，知青大返城前很多人都想走，有的干部子弟门子硬，当兵走了。没关系的豁出去了，工作不要了，户口不要了，赖在城里不回来了。他们宁可扫大街，扫大街的活儿也找不着，你是逃兵，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人家不给你安排工作，只好当无业游民，父母认养了。
负责招考的是我家亲戚，基本定了招我。那机会多难得，可是我和葛柏林谈对象了，没有走。家人埋怨不？反正不高兴是真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本可以复习复习参加高考，离开农场，也放弃了。要考能考上不？我觉得应该能考上，我那会儿当老师，（知识）扔得不多，不像他们干农活不接触课本。我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当过，中心校校长也当了好几年。
第三次是1979年，我爸退休，让我回去接班，工资关系都办了，我没走。有孩子了，我走了，他和孩子就扔这儿了。或者各回各地儿，他回佳木斯，我回北京，可是长期分居也不是个事儿。我还比较注重感情的，所以就选择留在这儿。接班的名额给了我妹妹，她顺当回去了。
葛柏林说，你看知青上山下乡大帮来的，如果随着大帮回去，住房没法解决，工作没法解决，二十多岁三十几岁，回家吃爹的吃妈的，也不是个事儿。再一个，上山下乡将近10年，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学的是农业，回去了用不上。我回去了或是当老师，或是干别的；他回去进工厂给师傅递扳子，递钳子，伺候师傅，10年的农业底子就白费了。
当时考虑挺多，就没有回去。不过，心里也不好受，一个车皮呼噜呼噜来了，人家都回去了，就剩下我们，总觉得有点儿没着没落的。
葛柏林：我也有几次返城机会，佳木斯物资供应站调我，我没去；检察院调我，我也没去；八一农大也没去。
高考一起考？我俩读过高中，考上的概率肯定会高一些。不想考，都30岁了，念书期间没有工资，没有住房，已有了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
林莉：什么时候谈的恋爱？1972年，北京缺少师资，来农场召老师那年。知青刚来时不让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马上斗你，开会整你。有一次领导在会上批评大家，一个知青站起来质问，你闺女多大？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大家一算，敢情18岁就结婚了。知青火了：“你怎么18岁结婚了？我他妈都二十五六了，还不让谈对象！”打那以后就允许了。
葛柏林是八连的知青，1971年调到了十连，这样我俩就在一个连了。他是统计，我是农工，我们是老职工介绍在一块的。
第一印象？我当时觉得他特别土，穿一条带补丁的裤子，补了两个膝盖，平常不爱吱声。不过，我发现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看得比较透彻，有头脑。
葛柏林：我跟林莉谈对象前私下里没有接触，只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外号叫“林大浪”。
开始也有点误解，后来一接触这人不错。她体育挺好，在学校100米、200米（短跑），铅球、跳远都是第一名。她又泼辣能干，能和男的剽着干。能干就招人嫉妒，尤其她的领导觉得她威胁太大。知青里也钩心斗角，不把你踩下去人家上不去。她性子比较直，有些事情看不过眼儿，就跟领导对着干，领导还不收拾她？那帮女的就贬她，叫她“林大浪”。其实，她是挺正统的一个人。
1975年，她回北京探亲，说哪号从北京回来，坐火车到齐齐哈尔，拐到拉哈，让我到拉哈车站接她，去查哈阳看我父母。拉哈车站到查哈阳约60里地，那60里地没有直达车，有时候坐毛驴车，有时候坐“小蹦蹦”，有时候坐马车，截啥车是啥车，没车走路。我头一次赶到拉哈没接到她，我就有气了，不来拉倒，就回来了。我妈说，可能晚点了，你怎么这么心急就回了？我说，第二天再去接吧。第二天又没接到她，就等，等半天，等到晚上也没等到她，我又回来了。回来后，她就打来电话了，说西安的老舅来了，晚回了几天。第三次去接，我才接到她。
三请诸葛亮，接了三次才接到她。老爷子老太太见林莉圆脸儿，高挑身材，倒是挺高兴。晚上，她就住在大炕上。她住了十多天，回农场我们就领证了。准备了两桌饭菜，老职工和知青们送个茶缸、毛巾、玻璃杯啥的。结婚时，我已二十七八岁了。
我父母给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我家那时真挺困难，欠公家900多块钱。我父亲以前老出差，回浙江回杭州，战友又多，他挺爱装的，吃饭就掏钱，住旅馆也掏钱，该报销还不报销，革命嘛！那时候，吃一个烧鸡大概才18块钱，徒工一个月工资也就18元，他拉下900多块钱的饥荒，多大一笔数字？一直压着我们家，我妈说做人要有志气，吃咸菜也不能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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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柏林：家庭农场第一年就赢利了，毛收入11万元，当时一个人工作一辈子才挣4万元多点儿。
有些人就红眼了，说葛柏林的家庭农场沾了连队多少多少光，于是农场就派计财科科长等人来查账。查来查去，农场一分钱没找回去，还给我们找回1万多块钱，当年毛收入变成了12万。连队给我们一亩地摊了20公斤的豆种，谁家撒豆芽呀，一亩地播那么多种子，再说播那么多它也不长，不结豆儿啊。本来我和连队有约定，我们给队里干零活，凡是10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账了，算义务劳动。连队的森林着火，我们去车去人扑打，拉个大犁，打了一道防火道，都没跟他们要钱。
他们说政策变了，把我承包的2000亩次生林收回去了。我来气了，那块地就不要了，给连队了！你不老怀疑我们占便宜吗？我们躲你远远的，找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荒草甸子重新开荒，重新种地！
1986年，我们搬到别拉洪河边的荒草甸子。别拉洪河是满语，有大水漫岗，河水一圈圈之意，又叫圈河。
四周好的地，水大淹不着、涝不着的，让连队开垦了，我们开垦的是人家不稀开垦的低洼地。没地方住，我就买块帆布，往拖车一搭就是棚子，五六个职工住在拖车上，住不下就搭上下铺。我和林莉也找块破帆布搭个小棚子，猫腰住进去。外头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下小雨。没地方做饭就外头搭个锅台，林莉光着脚丫子在外面做饭。没有自来水，就把泡子（通常不和外界的其他河流或湖泊连接，是死水，而且一般不会很大，水也不深）里的水烧开了喝，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污染。
后来，盖一间25平方米的小砖房，林莉有了厨房，不用光着脚站在泥水里做饭了。
1987年，我们新开垦的地里种上大豆，豆苗长势好啊。
为赚外快，我们去二道河农场修路，挣了10万块钱，挺高兴的。回来一看傻眼了，家里2000亩地都涝死了，当年颗粒无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接下来几年，家庭农场被贬得够呛，有人认为家庭农场挖了社会主义墙角，雇人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家庭农场的粮食不许随便卖了，必须卖给农场；化肥、农药不给指标了，自己想办法。我为了发工资，偷偷去寒葱沟粮库卖豆子，路上被抓住，分辩了几句，对方拔出了手枪。承受不了政治和经济压力，家庭农场十有八九垮掉了。跟着我们干的技术水平高的职工都走了，又招了一批，没过多久又走了。工资不高，条件艰苦，寂寞难耐，经济上没出路，政治上没前途，谁跟你干哪。
1990年，农场只剩我和林莉了。我们吃野菜蘸大酱，喝泡子里的水坚守着。我得了角膜炎，红肿着眼睛行走在齐腰荒草；又挨了雨浇，发起低烧，躺了3个多月不退烧。
农场给我做工作，说赶紧洗脚上岸吧，别陷得太深，别赔得啥也不是，赶紧把地卖了，让我回去当个副场长。
林莉：本来可以不遭这个罪。我有三次返城机会，放弃了。
第一次是1972年。北京中小学教师紧缺，招一批高中知青返城当老师。那机会难得啊，知青大返城前很多人都想走，有的干部子弟门子硬，当兵走了。没关系的豁出去了，工作不要了，户口不要了，赖在城里不回来了。他们宁可扫大街，扫大街的活儿也找不着，你是逃兵，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人家不给你安排工作，只好当无业游民，父母认养了。
负责招考的是我家亲戚，基本定了招我。那机会多难得，可是我和葛柏林谈对象了，没有走。家人埋怨不？反正不高兴是真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本可以复习复习参加高考，离开农场，也放弃了。要考能考上不？我觉得应该能考上，我那会儿当老师，（知识）扔得不多，不像他们干农活不接触课本。我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当过，中心校校长也当了好几年。
第三次是1979年，我爸退休，让我回去接班，工资关系都办了，我没走。有孩子了，我走了，他和孩子就扔这儿了。或者各回各地儿，他回佳木斯，我回北京，可是长期分居也不是个事儿。我还比较注重感情的，所以就选择留在这儿。接班的名额给了我妹妹，她顺当回去了。
葛柏林说，你看知青上山下乡大帮来的，如果随着大帮回去，住房没法解决，工作没法解决，二十多岁三十几岁，回家吃爹的吃妈的，也不是个事儿。再一个，上山下乡将近10年，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学的是农业，回去了用不上。我回去了或是当老师，或是干别的；他回去进工厂给师傅递扳子，递钳子，伺候师傅，10年的农业底子就白费了。
当时考虑挺多，就没有回去。不过，心里也不好受，一个车皮呼噜呼噜来了，人家都回去了，就剩下我们，总觉得有点儿没着没落的。
葛柏林：我也有几次返城机会，佳木斯物资供应站调我，我没去；检察院调我，我也没去；八一农大也没去。
高考一起考？我俩读过高中，考上的概率肯定会高一些。不想考，都30岁了，念书期间没有工资，没有住房，已有了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
2015年，葛柏林与林莉在圈河农场的家中。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