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百年｜中国国际地位止跌、攀升与废除旧约的起点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特约撰稿 石源华 时间:2019-01-18 点击:
【编者按】
一百年前的今天，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开幕。战胜的诸大国在此商议如何宰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并建立确保和平的机制。而以“战胜国”之名得以与会的小国也抱着“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希冀自身的权利能得到尊重。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着他超越时代的“十四点计划”来到巴黎，然而，百年前的国际政治毕竟还是大国强权说了算的舞台，小国、弱国只是筹码和棋子。在经历了两次创剧痛深的世界大战后，今天的联合国对世界各主权国家的地位和权利都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凡尔赛宫中大国领袖密谋世界命运的阴影在今天真的已经远离我们了吗？
去年11月，澎湃新闻“外交学人”于一战结束百年之际，推出“一战百年启示录”系列文章，从多个位面盘点一战的遗产。今起继续推出“巴黎和会百年”系列，接叙一战之后的故事，细绎当今世界的历史脉络。
一百年前的今天，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开幕。战胜的诸大国在此商议如何宰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并建立确保和平的机制。而以“战胜国”之名得以与会的小国也抱着“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希冀自身的权利能得到尊重。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着他超越时代的“十四点计划”来到巴黎，然而，百年前的国际政治毕竟还是大国强权说了算的舞台，小国、弱国只是筹码和棋子。在经历了两次创剧痛深的世界大战后，今天的联合国对世界各主权国家的地位和权利都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凡尔赛宫中大国领袖密谋世界命运的阴影在今天真的已经远离我们了吗？
去年11月，澎湃新闻“外交学人”于一战结束百年之际，推出“一战百年启示录”系列文章，从多个位面盘点一战的遗产。今起继续推出“巴黎和会百年”系列，接叙一战之后的故事，细绎当今世界的历史脉络。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27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成员，在巴黎举和平会议。 视觉中国 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参战的结果，使近代以来中国的弱国外交有了一定的改善空间，为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国际背景。
中国外交空间有所拓展
一次大战期间，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互相厮杀，两败俱伤，实力大损，削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整体实力。凌驾于北京政府之上的“北京公使团”处于分裂状态，“太上皇”风光不再，难以采取针对中国的统一外交行动。北京政府运用国际均势理论和“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在外交上由被动应付转向一定程度的主动进取，改一味挨打为择机反攻，开始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提出中国的合理要求，争取国家独立与国际平等地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以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革命战略及其领导第三国际的革命实践，成为东方民族殖民地国家人民开展反帝斗争的共同理论、指导思想和领导中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以及东方的反帝反殖斗争，也为北京政府外交拓展奠定了基础。苏俄新政府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布放弃和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北京政府将与各国签署平等新约实现“零的突破”的希望寄托在苏俄身上。
战时，美国总统提出了著名的战后国际关系准则十四条，也称为“威尔逊主义”，内容包括外交公开、民族自决、各国相互保障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强弱，一律享有同等权利，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倡议建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等，也有利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提出和推进。威尔逊宣言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响，中文版的《威尔逊总统战时演讲录》一时充塞了上海等地的大小书店。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演说：“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1]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欧战结束是公理战胜强权，希冀和会主持正义，把中国丧失的权利交回中国。
日本利用欧战之机，疯狂扩大对华侵略，以“参战”为名，抢占中国山东，山东问题成为国际冲突和中日外交矛盾的聚集点，成为激励中国人奋起抗争的转折点。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和强势欺压，使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处于没有退路的境地，中国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决意迎接中日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较量。国民外交随之而起，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国人关心国事、关心外交，这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舞台和北京政府的任用新人政策，也催生和造就了一代民国职业外交家。一大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接受国际政治专业训练的职业外交家进入中国外交第一线，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开始施展他们的卓越才能，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抗争
当巴黎和会举行之时，中国人曾寄予非常高的期望。然而，巴黎和会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参加会议者有27个国家，千余人。和会组织分为两级，一为有通盘利益的交战国，指美、英、法、意、日五大国；二为有特殊利益的交战国，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交战国。会议完全由五大国特别是美、英、法操纵，其他弱小国家只有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才得派员出席。
北京政府代表团由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后加上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组成，除陆征祥外，都是留学归国派。由于首席代表陆征祥因病较少参加会议，发言者主要是顾维钧、王正廷等，他们具有亲美倾向，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方针，推行“联美抑日”策略，积极维护中国权利。[2]
在威尔逊宣言的鼓舞下，中国代表团参加和会的具体目标有四个：（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之一切利益，不由日本继承；（二）取消“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分；（三）取消外人在华一切特殊利益；（四）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具有进攻色彩，然而未毕过于天真。
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是日本，它是大国“十人会”和“四人会”（意大利退出后）成员，占有远比中国有利的地位。其主要目标之一，是与中国针锋相对，要求全盘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于英、法、意已在战时与日本签有同意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密约，虽对日本战后在远东横行霸道颇为不满，却不能对中国有所助益。中国能够引为后援的只有美国，但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与支持极为有限，一旦涉及其自身利益，便会将中国利益抛之脑后。中国是满怀希望而来，尤其是对美国的支持一心迷恋，结果却是连连遭挫。
中日山东问题争执。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迫逼中国签署“二十一条”，承认日本继承山东权益，成为和会上中日争执的焦点，也是战后美日在太平洋的首次交锋。
1月27日和29日，日本代表牧野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发生激烈的争辩。顾维钧针对日方谬论，义正词严地指出：“三千六百万之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竟存已属不易”，“不容易他国之侵入殖民”；为了争取西方人之同情，他甚至把孔子比作耶稣，山东比作耶路撒冷一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象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针对日本“中日已有成约”之说法，顾氏有力驳陈：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及换文系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的胁迫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使该约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该约已不能执行；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借条约自亦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有明文规定，胶州湾租借地不准转让，胶济铁路应由中国收回等，他坚定表示“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湾租界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牧野在顾氏猛烈而犀利的攻势下，退而主张“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还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顾氏步步紧迫，表示赞赏日本允不将山东占为已有的姿态，针锋相对指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到，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3]
顾维钧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辩论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长贝尔福等相继走上前支持，与他握手道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表示赞赏。国际舆论称之为“世纪之辩”。这一成功不仅使年轻的顾维钧一举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而且为中国收回山东奠定了法理基础，使山东问题引起举世关注。
提交《废除民四条约说帖》。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交涉山东问题的同时，向和会提交了《废除民四条约说帖》，从另一角度为解决山东问题向日本发起外交攻势。
该说帖详尽剖析“二十一条”提出及交涉经过、侵华实质及强迫手段，全面阐述了废除的理由。指出：“二十一条”是日本乘各协约国与德国苦战之时，“向中国行劫夺”，“此案之中日谈判尽由日本独断，为状之奇，古今仅有”，“中国所派代表之人数及人员，均出于日之指定，中国代表请备正式记录，以记会议之结果，而日本不允”，“民四条约”“系先以恐吓不得不与之磋商，继以最后通牒逼中国不得不签字而订结者”，“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的条约”。中国政府在签约后即发表宣言说明交涉经过，声明该条约“不能为定局”。[4]
此说帖无异将日本押上历史审判台。强烈要求和会“宣布予以废弃”。然而，由于日本的坚决反对，和会主席克里孟梭复函表示，“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之内”。拒绝将此案提交和会讨论。中国在会议上提出此说帖，虽然未达到废弃“二十一条”的目标，但这是中国首次向国际社会公开表明对于“二十一条”及由此产生的“民四条约”的严正立场，在国际舞台上全面控诉和揭露日本侵略者利用一次大战机会侵犯中国主权的凶恶面貌，具有积极意义。
提交《中国希望条件说帖》。中国代表团还向和会提交了《中国希望条件说帖》，公开请求和会讨论废除列强在华特权问题。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全球性会议上公开要求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希望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该说帖提出有关势力或利益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及巡警、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外国租界、关税自由权等七个问题，逐项说明发生的原因、应废弃的理由，并提出应行办法。[5]
北京政府的希望条件并非主张立即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只是要求和会规定若干原则，或确定一个时期，以便逐步撤废这些特权，并警告各国说“此次所提各问题，若不亟时纠正，必致种他日争持之因，而扰乱世界之和局”。然而，和会仍然以中国提出的这些事宜不在和会权限之内为由，予以拒绝，仅表示“一俟国际联盟能行使其职权时，即就促其行政院注意。”[6]
结束德奥在华特权交涉。3月，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了《中国提出德奥和约中应列条件说帖》，要求德奥“从前用威吓手段，或用实在武力，而向中国获得之领土与权利产业，仍归还中国，并除去其政治、经济、自由发展之各种限制。”除山东问题另行处理外，中国的这些要求被列为《对德和约》第128-134条和《对奥和约》第113-117条。[7]由于列强的横加限制和互相争夺，和会并未让中国完全达到目的，对于中国的要求条件有所修正。
拒签《对德和约》。尽管中国在山东问题辩论中大获其胜，但由于日本顽固坚持，并以退出和会相要挟，以及美、英、法对日本妥协，4月22日，最高会议将关于山东问题方案通知中国：日本先获取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但此后仍享有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由此，中国山东问题外交失败。中国代表团再三抗议，提出各种折衷方案，争取“保留签字”，均被列强拒绝。消息传出，五四爱国运动因此而起，很快席卷全国，并掀起拒签对德和约的高潮。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空前的事件，它不仅打击了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而且开辟了中国冲破帝国主义控制，在国际事务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先例。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的新进展
巴黎和会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时代。晚清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急骤下降的历史进程至此终止，以巴黎和会及随后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为开端，中国国际地位走上了自下而上逐步攀升的漫长历程。
巴黎和会重新调整了列强在远东和中国的关系，终止了日本利用一次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展在华势力，企图独霸中国的势头，中国重新回到战前受几个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列强在华竞争格局有所变化，英国地位有所下降，战前的英日同盟转变为英国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美、日成为列强在华的主要竞争对手。以上格局将有助于中国“联合美英，抵御日本”外交方针的定型和实施。
巴黎和会上，中国公开向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体系“叫板”，近代中国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运动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中国在会上提出的“希望条款”，虽未为和会所接受，但首次在全球性国际会议上表明中国政府立场，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首先启动了对于战败国德、奥的国别谈判，废除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平等新约出现“零的突破”。其次，发生革命的苏俄主动表示将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也给中国的废约运动带来了有利机会。在此影响之下，中国和墨西哥签约换文同意废除墨国在华享有的不平等条约。
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颁发大总统令，实施对无约国新政策，明确宣布不再给予任何一个想与中国缔结条约关系的新国家以特权。此后，该项政府令一直得到坚持，使外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呈现只减少，不增加的新趋势，以新的原则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为以后北京政府的“修约”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山东问题外交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失败，但中国拒签和约，使日本得自条约的利益并未得到中国认同，美国国会也以山东问题为原因之一而拒绝批准对德和约，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困境。中国在会后坚持走国际路线，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终于实现了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日举行会议边缘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历时8年终于收回山东权益，并使中国与欧美各国关系有所增强，使中国与日本的积怨更深，对日后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巴黎和会也是中国年轻一代职业外交家登上外交舞台，大展身手的开始。他们的卓越表现，如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修约希望条款提出、拒签对德和约、加入国际联盟等种种外交努力，使他们声名远扬，为日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参加巴黎和会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中国加入了国联，由此开始融入国际社会的艰难历程。中国尽管拒签对德和约，但因签署《对奥和约》而得以加入国联，这是中国以主权国家加入国际大家庭的重要开端，也是中国外交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的成果。北京政府加入国联，并积极参与其活动，是中国外交新拓展的又一重要表现。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注释：
[1] 《蔡校长十六日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2]《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4-171页。
[3]陈志奇编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二），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年版，第810-822页。
[4]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册，三联书店2005版，第290-303页。
[5]陈志奇编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二），第750-779页。
[6] [美] 波赖著，曹道明译述：《最近中国外交关系》（中译本），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58页。
[7]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2页。
（责编：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