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十年梦 ——钦鸿在北大荒的人生路
来源:知青杂志社 作者:钦 鸿 时间:2015-08-26 点击:
时光似水，人生如梦。四十余年前，当我满怀豪情壮志，跃上远赴北大荒的列车时，根本没有想到日后会发生偌多的曲折和风波。
这些年来，我很少、也不太愿意去回首前尘。偶尔忆起，竟有一种往事如烟、恍若隔世之感。
但是，过去是无法遗忘的一种存在。我的十年北大荒生活，其实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它的影响所及，贯穿了我日后的人生道路。
于是，我有了一种写作的冲动。
（一）选择把青春献给北疆
1968年6月，学校开始进行毕业分配。
我是复旦附中六六届高中生。记得刚入校时，校长姜拱绅在全校大会上说：“你们一脚踏入附中，另一脚就跨进了复旦的大门。”置身于这所高考升学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上海市重点中学，同学们无不以切实的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理想。
我从小酷爱文学，一向有志于在文学事业上为祖国效力，高二期间在全市工人学生赛诗会上获得的一等奖，更使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但是我们的命运不佳。1966年，正当我们修完了高中三年的全部课程，踌躇满志，准备迎接高考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至，从此粉碎了我的“大学梦”。经过两年的动荡，此刻，我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人生道路的抉择。
学校里传达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精神，但是否必须离开上海去农村或边疆，并无硬性的规定，每人都有一些选择的自由。然而，我听了传达之后，却心潮澎湃，无比激动，几天内就拿定主意，决心去北疆战天斗地。
这是我当时的必然选择。
我出生在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我一直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因而对党、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激之情。
多年来，我虔诚地接受着传统的教育，崇尚正义，追求进步，自觉地把党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而六十年代以来主流媒体宣传学习的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迹，对我影响至深。
初中毕业时，我刚宣誓入团，便与几个同学一起写了决心书，表示向邢燕子等人学习，要求不考高中，坚决赴农业第一线安家落户，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在复旦附中的两年“文革”中，我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写大字报、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现在看来，这场运动其实完全是一场祸国殃民的浩劫，但在我，当时却是怀着一颗红心，竭力在追随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此，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我再一次选择了“前进”。
1968年7月6日，我领衔与一些同学在校园里贴出题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大字报，公开表达了我们的决心——“到黑龙江去！到反修第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艰苦的战场去！到毛主席挥手要我们奔赴的地方去！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普通农民，做一个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战士！”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正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抱定“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们的劝告，我竟然不为所动，一意孤行。
（二）成了新北大荒人
1968年8月11日，是上海虹口区知青赴北大荒屯垦戍边启程的日子。
这一天，骄阳似火，暑气逼人，而在上海北站内整装待发的知青们，却春风满面，意气风发。一种青春的激情，一种对革命的向往，使这群年轻人顾不上品味离别的悲苦。只是在列车终于缓缓启动之时，才传出几声抽泣，闪出几丝泪光。
我的母亲带了弟弟妹妹，赶来车站为我送行。而我此刻忙着与在“文革”几年中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们依依话别，却顾不上跟他们说话。但在列车驶离月台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母亲极度失望和伤心的面容。这面容，当时仅一闪而过，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以后多少年来，经常会在我眼前浮现，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经过几个昼夜的颠簸，列车把我们载到了黑龙江省虎林县、位于迎春镇的八五四农场场部。当天，我和闻彬等人就被接到所分配的五队，受到队领导和老职工们的热情欢迎，从此成了新北大荒人。
北大荒，多年前观看电影《老兵新传》时，曾引起我多少青春的向往。想不到此时此刻，我竟然也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内心之激动真是无以言表。
八五四农场五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经过老铁道兵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这块肥得流油的黑土地，已被建设得相当不错，吃住行医等各方面的设施，均已初具规模，其条件之优裕，远超乎我们的预料。记得在它前面，有一条名为半截河的小河，背后靠着一片椴树林和一座大山，山上有一个养蜂场，还栽种了一大片果树，并已收获在望。秋风乍起，层林尽染，花草飘香，风景颇有些迷人。
更令人高兴的，是五队的领导和老职工们对我们的热情和呵护。我们的同伴，有的被分配担任小学教员，有的被分到机务班，很多是比较重要的岗位。至于我，更是受到厚爱，队里安排我在伙房工作，同时明确告诉我，准备培养我当司务长。我对当什么“长”并无期待，但知道这里需要我们，我们在这里有用武之地，还是非常振奋的。
我努力工作，虚心向老师傅们请教，很快地就融入了集体中，也认真地学到了一些技能。例如切土豆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学到的。队里和老职工们对我关爱有加，不到半个月就把我送到团部学习，接着又让我作为青年代表去密山参加四师成立大会。会后不久便通知我接手司务长工作。12月下旬，我又去团部参加了全团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就这样在我的前面伸展。
就在这次积代会上，传来了兵团要新建六师的消息。与会者群情激昂，无不心向往之。我也热血沸腾，只觉得那便是党和祖国对我的召唤，我自然要挺身而出，奔向前去。所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三）奋战乐在荒原
12月27日，我坐上工一连先遣队的汽车离开了八五四农场。同行的除了团部、连队的领导和一些老职工外，是四五十个身强力壮的男知青。这些知青绝大部分都是积极要求加入这个创业者队伍的，有的甚至还写了血书。大伙儿热情高涨，对舍弃条件相对优越的老农场毫不在意，却对白手起家、从一片荒原开始创业的艰苦生活无限向往。
我们的车队一路向北，两天后的午间抵达一个被称为“火烧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在一阵欢呼声中跳下汽车，我便立即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放眼望去，除了有一些或远戓近的大小林子之外，便是一马平川的皑皑白雪，无边无垠。这是一块沉睡了千年、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而我们就要在这里建设起新的家园。
匆匆对付了午餐之后，在领导的指挥下，大家便开始紧张的工作。当天的任务主要是搭一个帐篷，我与邓克强则被分配搭一个简陋的厕所，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此而忙碌。但雪深路滑，天寒地冻，无论是砍伐木条，或是掘地挖坑，都非易事，而且除了个别老职工外，知青们对此没有任何经验。然而大伙儿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到了天黑时分，这片荒原上的第一个帐篷和第一个厕所终于搭成了。
当晚，我们先到几十里外的道班房凑合了一宿，翌日清晨再次回来，继续前一天的工作。一部分人在第一个帐篷里架设起两排通铺，又搭好用于烧火取暖的炉子，准备了充足的干柴，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搭建为团部所用的第二个帐篷。当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几十个人都挤在两排通铺上，每个人只有大约六十公分的铺位，随身携带的行李都扔在外面的雪地里。熊熊燃烧的炉火把帐篷蒸得热气腾腾，虽然驱散不尽床铺底下冻土融化而冒出的阵阵湿气，但躺在自己亲手搭建的第一个帐篷里，大伙儿还是异常兴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整个帐篷里洋溢在创业的喜悦之中。我也跟紧挨自己而卧的战友说了很久的话，不知何时，才被连日来长途跋涉和拼命劳作的疲累带进了梦乡。
第二天正是1969年元旦。我醒来后走出帐篷，但见天高气朗，旭日东升，佇立于这一片白茫茫、天地相连的冰雪世界，心里不禁奔腾起创业者的豪情。斯时，与我一起从八五四农场五队来的战友崔极恭已经为眼前的景象作了一幅速写，我则诗兴勃发，为此画题名曰《飞雪迎春到》，又写了一首《读马致远天净沙，反其意而用之》①，诗云：
红旗白地蓝天，
危树戎帐烽烟，
东风大道远山。
旭日华年，
奋战乐在雪原。
嗣后，我们就分别去红卫团规划中的各个连队的驻地，为他们搭建该连的第一个帐篷，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为团部机关搭帐篷。这段日子的工作紧张而忙碌，但大家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圆满了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先遣之功，为日后红卫团机关和各连队大批人员的进点，开辟了道路。
（四）工一连的风波
开春以后，连领导和老职工们先后回老农场搬来了家，同时又有一批老三届的女知青从老农场前来与我们共同战斗，工一连也回到自己的正业——专门为团部从事基本建设。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正规。
回想起来，工一连的这批老知青干活都是好样的，无论伐木采石、后勤运输，还是木工瓦工或小工，都积极努力，抢挑重担，谁也不甘示弱。有的还带病坚持上班，一心想为建设边疆多出些力。在大家的共同协力之下，一栋栋房屋建造起来了，团部的面貌日新月异。而到了农忙季节，工一连还先后被临时抽调去生产连队，支援他们收割小麦和大豆。对于这些突击性的任务，大家同样争先恐后，挥镰奋战，干得漂亮而精彩。
与此同时，连队里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知青与老职工、知青与连干部、上海知青与外地知青之间的矛盾，等等，最主要的，还是上海老知青群体与连领导之间的矛盾。我们这批上海老知青，从小接受党的传统的革命教育，关心国家大事，追求崇高理想，到了北大荒后，刻苦努力，忘我劳动，一心想着紧跟党和毛泽东干革命，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奉献青春。但一些连领导却不然，他们有的到红卫荒原只是奉命行事，工作调动，有的则很不情愿，甚至消极怠工，并没有知青们那种如火的激情，而且随着家属迁来以后，以权谋私、以权护私的毛病也逐渐显露出来。陈指导员自视甚高，却没有多少能力，对党的理论政策只是一知半解，在会上宣讲时常有漏洞，可对老知青却有一种莫名的排斥。而陈连长更是长官作风，只许别人俯首帖耳，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思想理念和关于连队的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问题上，知青们与连队领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
无庸讳言，知青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即缺乏社会阅历，理想美好却脱离现实，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同时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当时黑龙江省进行的“反右倾”运动，使知青们对连队干部产生一定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但作为长者和领导的连队干部，却不愿也不善于作正确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未能取得正常沟通，矛盾堆积起来，便愈演愈烈。
记得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是在党的九大举行之后，连领导没及时组织全连学习相关精神，引起知青们的强烈不满。有一晚在帐篷里举行的全连大会上，就有人领呼口号，大家群起而应之，一时气氛相当紧张。
另一次，是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来红卫团视察工作，由于听了团部领导的片面汇报，对工一连知青提出严厉的批评。知青们当然不服，有的当时便去找颜副司令员，试图面陈实情（却未能见到），有几位知青在讨论再三后，以书面形式向时任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和司令员的潘复生、汪家道反映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知青之间不免议论纷纷，更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晚上下班后还聚集在一起作一些交流和商议。这些知青没有意识到兵团的环境与学校已完全不同，不过大家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希望端正连队的风气，将连队建设成反帝反修的战斗队伍。
然而，连队领导对知青们持对立态度，他们按照部队的规范，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对有独立见解、不那么听话顺从的知青们非常抵触。记得连里当时曾举办过一次学习班，就连队存在的干群矛盾问题展开讨论。一些上海老知青从大局出发，纷纷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连队干部提了些意见。师部政治处的宁守礼主任对知青们的态度倒是肯定的，他特别指出干群双方都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但陈指导员却始终紧绷着脸，未作任何表态，其意就很明显了。其实，当时的连队和团部的某些领导对知青们的表现早有成见，他们把这一切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并有计划地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加以严厉的打击。他们先是在1969年6月便开始以组织手段整治上海知青，先后撤了几位知青干部的职务，随后在年末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对知青中的党员进行了批判，并责令他山上山下来回检查，以肃清影响。此犹不足，他们还要作进一步整肃，由是，我便中了“头彩”。
（五）厄运从天而降
到工一连以后，我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分配，抢干重活，并积极要求上进，写过入党申请书，也曾被评选为五好战士，特别是，我还曾作为战士代表，被连队送去团部参加连队干部关于创五好的学习班（即红卫团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一连的风波中，我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虽然对于连队的一些问题，我与大家的看法相仿，但仅限于与周围三二好友有所议论，从不参加任何其他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几位知青给省军区领导写信反映对颜副司令在红卫团讲话的不同意见时，我曾应我的好友（也是作者之一）的要求，对该信的第四节作了修改。因此，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竟会成为全连乃至全团的“反动”典型。
诚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我之所以被连队和团部领导选为开刀的对象，还真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1968年之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一批批学生先后离校，分赴天南地北。我们这一派中在复旦附中等待分配的两位同学，便编了一份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分寄给各地的战友。他们编这样的通讯，目的无非是便于交流信息、维系彼此间的友谊而已。这样的《通讯》，与如今各地老同学、老战友所编的“通讯录”或在微信网络上盛行的群聊，庶几近之。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学校掌权的对立派便将它作为“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的非法组织”，对与“通讯”有关系的学生进行追查迫害。由于我收到过几份这样的“通讯”，便惹上了麻烦。而此时连团领导，正苦于无从进一步打击上海老知青，获此信息，想必是正中下怀，一下子便将我“提拔”为重点审查和批判的对象。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案组对我的“问题”狠挖深挖，很快又查到了我另外的“罪状”。
但是，过去是无法遗忘的一种存在。我的十年北大荒生活，其实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它的影响所及，贯穿了我日后的人生道路。
于是，我有了一种写作的冲动。
（一）选择把青春献给北疆
1968年6月，学校开始进行毕业分配。
我是复旦附中六六届高中生。记得刚入校时，校长姜拱绅在全校大会上说：“你们一脚踏入附中，另一脚就跨进了复旦的大门。”置身于这所高考升学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上海市重点中学，同学们无不以切实的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理想。
我从小酷爱文学，一向有志于在文学事业上为祖国效力，高二期间在全市工人学生赛诗会上获得的一等奖，更使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但是我们的命运不佳。1966年，正当我们修完了高中三年的全部课程，踌躇满志，准备迎接高考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至，从此粉碎了我的“大学梦”。经过两年的动荡，此刻，我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人生道路的抉择。
学校里传达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精神，但是否必须离开上海去农村或边疆，并无硬性的规定，每人都有一些选择的自由。然而，我听了传达之后，却心潮澎湃，无比激动，几天内就拿定主意，决心去北疆战天斗地。
这是我当时的必然选择。
我出生在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我一直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因而对党、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激之情。
多年来，我虔诚地接受着传统的教育，崇尚正义，追求进步，自觉地把党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而六十年代以来主流媒体宣传学习的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迹，对我影响至深。
初中毕业时，我刚宣誓入团，便与几个同学一起写了决心书，表示向邢燕子等人学习，要求不考高中，坚决赴农业第一线安家落户，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在复旦附中的两年“文革”中，我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写大字报、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现在看来，这场运动其实完全是一场祸国殃民的浩劫，但在我，当时却是怀着一颗红心，竭力在追随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此，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我再一次选择了“前进”。
1968年7月6日，我领衔与一些同学在校园里贴出题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大字报，公开表达了我们的决心——“到黑龙江去！到反修第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艰苦的战场去！到毛主席挥手要我们奔赴的地方去！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普通农民，做一个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战士！”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正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抱定“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们的劝告，我竟然不为所动，一意孤行。
（二）成了新北大荒人
1968年8月11日，是上海虹口区知青赴北大荒屯垦戍边启程的日子。
这一天，骄阳似火，暑气逼人，而在上海北站内整装待发的知青们，却春风满面，意气风发。一种青春的激情，一种对革命的向往，使这群年轻人顾不上品味离别的悲苦。只是在列车终于缓缓启动之时，才传出几声抽泣，闪出几丝泪光。
我的母亲带了弟弟妹妹，赶来车站为我送行。而我此刻忙着与在“文革”几年中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们依依话别，却顾不上跟他们说话。但在列车驶离月台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母亲极度失望和伤心的面容。这面容，当时仅一闪而过，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以后多少年来，经常会在我眼前浮现，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经过几个昼夜的颠簸，列车把我们载到了黑龙江省虎林县、位于迎春镇的八五四农场场部。当天，我和闻彬等人就被接到所分配的五队，受到队领导和老职工们的热情欢迎，从此成了新北大荒人。
北大荒，多年前观看电影《老兵新传》时，曾引起我多少青春的向往。想不到此时此刻，我竟然也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内心之激动真是无以言表。
八五四农场五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经过老铁道兵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这块肥得流油的黑土地，已被建设得相当不错，吃住行医等各方面的设施，均已初具规模，其条件之优裕，远超乎我们的预料。记得在它前面，有一条名为半截河的小河，背后靠着一片椴树林和一座大山，山上有一个养蜂场，还栽种了一大片果树，并已收获在望。秋风乍起，层林尽染，花草飘香，风景颇有些迷人。
更令人高兴的，是五队的领导和老职工们对我们的热情和呵护。我们的同伴，有的被分配担任小学教员，有的被分到机务班，很多是比较重要的岗位。至于我，更是受到厚爱，队里安排我在伙房工作，同时明确告诉我，准备培养我当司务长。我对当什么“长”并无期待，但知道这里需要我们，我们在这里有用武之地，还是非常振奋的。
我努力工作，虚心向老师傅们请教，很快地就融入了集体中，也认真地学到了一些技能。例如切土豆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学到的。队里和老职工们对我关爱有加，不到半个月就把我送到团部学习，接着又让我作为青年代表去密山参加四师成立大会。会后不久便通知我接手司务长工作。12月下旬，我又去团部参加了全团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就这样在我的前面伸展。
就在这次积代会上，传来了兵团要新建六师的消息。与会者群情激昂，无不心向往之。我也热血沸腾，只觉得那便是党和祖国对我的召唤，我自然要挺身而出，奔向前去。所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三）奋战乐在荒原
12月27日，我坐上工一连先遣队的汽车离开了八五四农场。同行的除了团部、连队的领导和一些老职工外，是四五十个身强力壮的男知青。这些知青绝大部分都是积极要求加入这个创业者队伍的，有的甚至还写了血书。大伙儿热情高涨，对舍弃条件相对优越的老农场毫不在意，却对白手起家、从一片荒原开始创业的艰苦生活无限向往。
我们的车队一路向北，两天后的午间抵达一个被称为“火烧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在一阵欢呼声中跳下汽车，我便立即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放眼望去，除了有一些或远戓近的大小林子之外，便是一马平川的皑皑白雪，无边无垠。这是一块沉睡了千年、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而我们就要在这里建设起新的家园。
匆匆对付了午餐之后，在领导的指挥下，大家便开始紧张的工作。当天的任务主要是搭一个帐篷，我与邓克强则被分配搭一个简陋的厕所，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此而忙碌。但雪深路滑，天寒地冻，无论是砍伐木条，或是掘地挖坑，都非易事，而且除了个别老职工外，知青们对此没有任何经验。然而大伙儿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到了天黑时分，这片荒原上的第一个帐篷和第一个厕所终于搭成了。
当晚，我们先到几十里外的道班房凑合了一宿，翌日清晨再次回来，继续前一天的工作。一部分人在第一个帐篷里架设起两排通铺，又搭好用于烧火取暖的炉子，准备了充足的干柴，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搭建为团部所用的第二个帐篷。当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几十个人都挤在两排通铺上，每个人只有大约六十公分的铺位，随身携带的行李都扔在外面的雪地里。熊熊燃烧的炉火把帐篷蒸得热气腾腾，虽然驱散不尽床铺底下冻土融化而冒出的阵阵湿气，但躺在自己亲手搭建的第一个帐篷里，大伙儿还是异常兴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整个帐篷里洋溢在创业的喜悦之中。我也跟紧挨自己而卧的战友说了很久的话，不知何时，才被连日来长途跋涉和拼命劳作的疲累带进了梦乡。
第二天正是1969年元旦。我醒来后走出帐篷，但见天高气朗，旭日东升，佇立于这一片白茫茫、天地相连的冰雪世界，心里不禁奔腾起创业者的豪情。斯时，与我一起从八五四农场五队来的战友崔极恭已经为眼前的景象作了一幅速写，我则诗兴勃发，为此画题名曰《飞雪迎春到》，又写了一首《读马致远天净沙，反其意而用之》①，诗云：
红旗白地蓝天，
危树戎帐烽烟，
东风大道远山。
旭日华年，
奋战乐在雪原。
嗣后，我们就分别去红卫团规划中的各个连队的驻地，为他们搭建该连的第一个帐篷，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为团部机关搭帐篷。这段日子的工作紧张而忙碌，但大家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圆满了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先遣之功，为日后红卫团机关和各连队大批人员的进点，开辟了道路。
（四）工一连的风波
开春以后，连领导和老职工们先后回老农场搬来了家，同时又有一批老三届的女知青从老农场前来与我们共同战斗，工一连也回到自己的正业——专门为团部从事基本建设。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正规。
回想起来，工一连的这批老知青干活都是好样的，无论伐木采石、后勤运输，还是木工瓦工或小工，都积极努力，抢挑重担，谁也不甘示弱。有的还带病坚持上班，一心想为建设边疆多出些力。在大家的共同协力之下，一栋栋房屋建造起来了，团部的面貌日新月异。而到了农忙季节，工一连还先后被临时抽调去生产连队，支援他们收割小麦和大豆。对于这些突击性的任务，大家同样争先恐后，挥镰奋战，干得漂亮而精彩。
与此同时，连队里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知青与老职工、知青与连干部、上海知青与外地知青之间的矛盾，等等，最主要的，还是上海老知青群体与连领导之间的矛盾。我们这批上海老知青，从小接受党的传统的革命教育，关心国家大事，追求崇高理想，到了北大荒后，刻苦努力，忘我劳动，一心想着紧跟党和毛泽东干革命，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奉献青春。但一些连领导却不然，他们有的到红卫荒原只是奉命行事，工作调动，有的则很不情愿，甚至消极怠工，并没有知青们那种如火的激情，而且随着家属迁来以后，以权谋私、以权护私的毛病也逐渐显露出来。陈指导员自视甚高，却没有多少能力，对党的理论政策只是一知半解，在会上宣讲时常有漏洞，可对老知青却有一种莫名的排斥。而陈连长更是长官作风，只许别人俯首帖耳，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思想理念和关于连队的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问题上，知青们与连队领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
无庸讳言，知青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即缺乏社会阅历，理想美好却脱离现实，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同时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当时黑龙江省进行的“反右倾”运动，使知青们对连队干部产生一定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但作为长者和领导的连队干部，却不愿也不善于作正确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未能取得正常沟通，矛盾堆积起来，便愈演愈烈。
记得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是在党的九大举行之后，连领导没及时组织全连学习相关精神，引起知青们的强烈不满。有一晚在帐篷里举行的全连大会上，就有人领呼口号，大家群起而应之，一时气氛相当紧张。
另一次，是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来红卫团视察工作，由于听了团部领导的片面汇报，对工一连知青提出严厉的批评。知青们当然不服，有的当时便去找颜副司令员，试图面陈实情（却未能见到），有几位知青在讨论再三后，以书面形式向时任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和司令员的潘复生、汪家道反映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知青之间不免议论纷纷，更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晚上下班后还聚集在一起作一些交流和商议。这些知青没有意识到兵团的环境与学校已完全不同，不过大家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希望端正连队的风气，将连队建设成反帝反修的战斗队伍。
然而，连队领导对知青们持对立态度，他们按照部队的规范，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对有独立见解、不那么听话顺从的知青们非常抵触。记得连里当时曾举办过一次学习班，就连队存在的干群矛盾问题展开讨论。一些上海老知青从大局出发，纷纷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连队干部提了些意见。师部政治处的宁守礼主任对知青们的态度倒是肯定的，他特别指出干群双方都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但陈指导员却始终紧绷着脸，未作任何表态，其意就很明显了。其实，当时的连队和团部的某些领导对知青们的表现早有成见，他们把这一切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并有计划地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加以严厉的打击。他们先是在1969年6月便开始以组织手段整治上海知青，先后撤了几位知青干部的职务，随后在年末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对知青中的党员进行了批判，并责令他山上山下来回检查，以肃清影响。此犹不足，他们还要作进一步整肃，由是，我便中了“头彩”。
（五）厄运从天而降
到工一连以后，我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分配，抢干重活，并积极要求上进，写过入党申请书，也曾被评选为五好战士，特别是，我还曾作为战士代表，被连队送去团部参加连队干部关于创五好的学习班（即红卫团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一连的风波中，我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虽然对于连队的一些问题，我与大家的看法相仿，但仅限于与周围三二好友有所议论，从不参加任何其他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几位知青给省军区领导写信反映对颜副司令在红卫团讲话的不同意见时，我曾应我的好友（也是作者之一）的要求，对该信的第四节作了修改。因此，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竟会成为全连乃至全团的“反动”典型。
诚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我之所以被连队和团部领导选为开刀的对象，还真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1968年之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一批批学生先后离校，分赴天南地北。我们这一派中在复旦附中等待分配的两位同学，便编了一份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分寄给各地的战友。他们编这样的通讯，目的无非是便于交流信息、维系彼此间的友谊而已。这样的《通讯》，与如今各地老同学、老战友所编的“通讯录”或在微信网络上盛行的群聊，庶几近之。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学校掌权的对立派便将它作为“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的非法组织”，对与“通讯”有关系的学生进行追查迫害。由于我收到过几份这样的“通讯”，便惹上了麻烦。而此时连团领导，正苦于无从进一步打击上海老知青，获此信息，想必是正中下怀，一下子便将我“提拔”为重点审查和批判的对象。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案组对我的“问题”狠挖深挖，很快又查到了我另外的“罪状”。
网友评论
- 获取评论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