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一个名副其实的“红二代”——上海知青杨晓沪

一个名副其实的“红二代”

——上海知青杨晓沪

现在，社会上所指的“红二代”，是指其父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后代，并不涉及他们是否还像其父辈那样“红”——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从血统角度进行的表面衡量。笔者始终认为，更应该从“红”的实质进行衡量——凡是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不忘初心”，不屈不饶地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人，都是“红二代”。

这里将介绍一位，不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衡量，都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上海知青杨晓沪。他于2012年返回阔别36年的插队农村，抱着带病的身体，在乡亲们的要求下重新组建合作社，帮助老乡脱贫致富。在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合作社开始走上正轨，农民开始脱贫时，他却倒在了岗位上，用生命拼搏到最后一刻，与世长辞。

杨晓沪1953年出生于上海，1米87的个子，学校排球队队员。1970年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在父母的支持下，到黑龙江省瑷珲县瑷珲公社三好大队腰屯村插队。

杨晓沪的父亲杨克瑞，陕西三原县人，8岁父母双亡，流浪乞讨，后被县城里有个木匠铺收为徒弟，受尽了欺压盘剥。1937年春，17岁的他参加红军去了延安。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部队误以为牺牲了，撤离时留了在村外停放牺牲战士的茅草屋里。他半夜醒来，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爬到村边的农民家，这家的老大娘给他包扎养伤，救了他的命。解放后他曾经多次去寻找，一次也没有找到，估计这位大娘在战争中也遇难了。父亲多次给杨晓沪讲过此事，每次说完后就沉默不语，杨晓沪感到这位大娘给父亲的印象胜过他的亲生母亲。1967年春父亲专门带着杨晓沪返回陕西老家，使他了解了农民艰苦的生活。

建国初期，杨克瑞担任原南京军区运输处处长，1953年调上海市邮政局担任副局长。母亲李振芳，威海人，原八路军卫生员，上海铁道医院胸外科主刀医生。

上山下乡中，实践为人民服务

在父辈革命传统的教育下，杨晓沪在插队生活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在全体知青中，第一个入团，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担任生产队长。1973年，全县5000多名上海知青中，有100多人被提拔担任生产队干部。但是能够被群众推选，县、社工作组考察，肯定，担任生产队正队长的仅有杨晓沪一人，其他都是副职。

干部好当、工作难做，上任头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生产队与大兴安岭樟林林场倒圆木合同的纠纷。由于种种原因，腰屯村没有按计划完成合同，林场方面扣住钱款不给，纠纷很挠头。但是，杨晓沪却满怀信心，带着公社介绍信，只身一人远赴樟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层层分解，逐项算账，获得了对方理解，结果林场分文不少一次性付清了钱款。林场回来，就是春节，其他知青都回上海探亲了，晓沪却独自留了下来。一年之计在于春，积肥、选种、送粪、买化肥，他起早贪黑抓备耕，忙得不亦乐乎，全队备耕生产井井有条。当年小麦、玉米、大豆三大播种都适时完成，秋后结算不管是总产、还是单产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腰屯村老人宋恩波回忆说，晓沪对农业非常上心，事事征求有经验的老农、老队长意见，向群众讨教，成天琢磨着采用新技术、新办法。当时，黑龙江农村生产还很落后，用的都是三轮手扶拖拉机，只能跑运输。杨晓沪从父母那里得知山东有一种新型的四轮手扶拖拉机功能多、功效高。他和大伙商量后，自己垫资从山东购来一台，果然功效明显。

组织的信任，群众的希望，使杨晓沪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为了胜任领导农业生产，杨晓沪开始学习专研农业了。他到处收集农业知识，了解农业技术，打听农业信息。每次回上海探亲，他都要买回一大摞农业书籍，认真学、认真记录，《植物学》、《栽培学》《土壤学》、《肥料学》、《农机学》、《生物科技》、《畜牧养殖》、《水文学》、《气象学》，他样样学，广泛学，系统学，并且结合生产实际学习，学了就用。一旦进入了农业领域，他看到，农业的门类太多，领域太广，知识太丰富了。工业的门类才有几十、几百种、至多几千、几万种，而农业门类则是工业的几十倍、几百倍、几万倍，根本学不完、干不完，他感到农业这行大有奔头，农村的天地大有作为。

当年杨晓沪当生产队长时，每天黎明，他便从马厩里拉出一匹马，骑着马去东岗、西沟、南岗、北山转上一圈，看地里的庄稼。他一边抓农业生产，一边发展畜牧养殖，开展多种经营，并组织农民外出打工。由于杨晓沪经营有方，当年就使每个劳动日6、7毛钱增加到1元6、7毛，[也有资料说：“从原来的四五毛，提高到了二元四五毛。”]第二年又增加到2元6、7毛，比城里工人都高。生产队成了全公社的先进，取得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腰屯村的乡亲们说，他身上根本看不出半点干部子女的特殊，反而干得比其他知青更辛苦、更朴实、更厚道，而且关心、体贴、帮助别人。当年他自己花钱买了一架手风琴，一批乐器，组织知青和村民们自娱自乐。由于杨晓沪表现好，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连续在1973、1974、1975年推荐他上大学，但他都拒绝了。他认为，搞农业的就得在生产实践的第一线学习，自己在生产队边干边学，结合实际学，是最好的学习，学得最生动，最有效。连续三年，他每年都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别的知青。直到1976年，公社党委集体决定，命令晓沪上大学，答应他大学毕业可以再回来，他才恋恋不舍离开了腰屯村。

杨晓沪从同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石化集团搞外贸。国内、国外到处奔波，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心里总惦着腰屯的父老乡亲，记着昔日的插队战友。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和其他知青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瑷珲知青联谊会，还与几位知青企业家共同出资，建立了瑷珲知青联谊会帮困基金。并且每年都亲自登门探望生活有困难的知青，而且自己另外掏钱送东西。他更惦记着腰屯的乡亲们，曾经几次回腰屯探望。90年代起，村里凡考上大学的孩子，对每个孩子，他都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0元进行赞助。（那时的1000元不是小数）。

重走红军路，寻访老知青

2005年6月25日，杨晓沪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名为“重走红军路，再访老知青”，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思想。他在公开信中说，“回首往事，……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下乡的那段经历。……与下乡相比，其他的经历似乎平淡如水，只有那段岁月如血、如铁、如诗、如酒，刻骨铭心，魂牵梦萦”。

“也许是因为那段时期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然而，我更感到，在那场整整十年的上山下乡中，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火热战斗，那股豪情，那种壮志，那样忘我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多么的纯洁、鲜亮，伟大和崇高”。

“2004年，我随着上海老知青回访团重返当年下乡的瑷珲县瑷珲公社（我曾在那里当过多年生产队长），并沿着黑龙江北上进入大兴安岭到呼玛县，所见所闻，感慨万千。正像现今大家都认识到的那样：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工业必须反哺农业，城市必须辐射农村的重要阶段，否则城市和农村就极不和谐，就必然相互束缚，相互制约，谁都得不到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感到，城市里大量闲置的资金、技术、项目、管理，积压的人才、知识、文明、理念等等，都可以大量地、而且必须迅速地辐射到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到贫困、边远的山区和边疆去。在这方面，已经返城的当年老知青，既了解农村，又熟悉城市，正是大有用武之时，大显身手之地。况且，不少老知青已经或即将退休，更不用说早已下岗、待业的老知青，在‘关注三农，二次下乡’方面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然而，我也深深地感到，前些年，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影视、舞台上，对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有相当负面的宣传，似乎当年的下乡知青就是文革中的红卫兵，知青下乡没干多少好事，不是‘欠有孽债’，就是‘偷鸡摸狗’，将上山下乡写得一塌糊涂，说得令人可怕，这种舆论搞不好就会压抑现今城市对农村的辐射，束缚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我总在想，为什么当年凡有知青下乡的农村，孩子们都上学了，很少听到有什么孩子不上学的；反倒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农村居然又出现了不少失学儿童。那样丑化知识青年、贬低上山下乡，对我们还很贫穷的中国，究竟有什么好处？！因此，我总想应该全面地、正确地将当年知青的经历写出来，还上山下乡一个正确的面貌。因此，我便萌发了要到当年知青下乡所在的农村、边疆去，寻访当年的老知青，不管是现今继续留在农村的，还是虽然早已返回城市，但仍然继续关心、帮助农村发展的知青，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无论他们已经做成还是尚未做成什么，我都想了解采访，把他们的思想、事迹整理出来，教育自己，也激励更多的老知青，以及城里现今的年轻人，都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农村、边疆，加强农业发展，加快农民致富，加速农村繁荣”。

“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老红军，我当年就是在他的鼓励下下乡来到北大荒的。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要到父辈们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去走走看看。当年，全国1700万知青下乡的农村、山区，也正是红军父辈们当年长征、跋涉，激烈战斗过的地方。……我打算用几年的时间，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到各地知青下乡的农村、边寨去走一走，看一看，采访、了解当年的知青和他们的故事；我还想与全国各地的知青联谊会以及仍然留守在当地的老知青们建立联系，想为当年知青下乡地区的经济发展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

“总之，我的想法就是‘重走红军路，寻访老知青，城乡共发展，和谐奔小康’。”

“我还希望早已回城的老知青朋友们给我提供采访的人物线索，为我指路向导，同商、同谋，共同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

我想在自己身体还算健康，精力还有剩余之时，抓紧时间出发。

人的生命的长度是无法改变的，那么就让我们来改变自己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吧!”

心系三农，调查研究，脚踏实地拼搏

这次万里行，他一边开车，一路采访，一路还发稿联络，报道沿途见闻，长达一年多时间，天天如此，超负荷运转，超体力支出，辛苦、疲劳，自身的免疫功能大为减弱，潜伏体内的遗传疾病被诱发了。杨晓沪浑身乏力，到医院检查，肝、胆、肾、肠，到处都发现囊肿，而且病情严重。医生明确告诫他，即便有适配的活体进行移植，一般存活期不超过5年，必须马上休息，提前办理退休手续。

2009年，杨晓沪办理了病休手续。腰屯村乡亲们得知后, 2010年硬是集体把他接回空气、水质、环境比城市好的回瑷珲腰屯养病。

杨晓沪回村养病期间，他养了100多只鸡，又承包了一个小鱼塘。按照医嘱，静下心来，安心养病。

毕竟是曾经生活了7年的地方，他走家串户看望乡亲，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常到熟悉的村里村外转悠地，看看庄稼长的情况。他发现村里问题不少，有的还很严重。首先是农民都很穷，实行联产责任制，土地承包后，分散经营，单打独斗的许多农民，几乎没什么收益，生活又陷入了贫困。他更发现，由于分散耕作、规模太小，人均只有20－30亩耕地，每户的耕地分散在好几处，一些劳力不足的农民，根本没法种地，干脆将耕地转包出去，就靠每亩耕地一年几百元的租金收入，平均每月只有几百元过日子。由于土地分散大型机械无法施展，30多年来，农田根本没有深耕；一些家庭状况好的农户，虽然自己有小农机，但都马力太小，无法深翻，许多农民为了降低耕作费用多年也不愿深翻耕地，采用原垄直播，或简单表层耙地播种。因为长期使用化肥，不施农家肥，日积月累，土壤全板结了。土壤表层下20厘米左右形成了犁底层，植物的根系只能在表层生长，下雨时地表水渗不下去，天旱时地下水分无法上来，庄稼扎不下根，一遇风吹就倒伏，一有虫害就绝产。水土流失，土壤退化，产量下降。另外，各家各户耕地都顾不上，没有时间再搞养殖，发展副业，收入无法增加。

他知道，瑷珲的耕地都是腐殖质土壤，非常松软。但是，现在土地全板结，铁锹用脚使劲铲都铲不下去。他担心，这样下去，农民怎么致富？农业怎么发展？农村哪有前途？现在国家提出修复生态，可持续发展，农村的生态破坏是最严重的。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土地最肥沃，现在连这里的腐殖质土地都板结了，全国农田的耕地可能更糟糕，国家的农业怎样持续发展？

杨晓沪着急了，决定向上级领导反映这种情况，在材料中他说：土地承包二十多年后，瑷珲地区的农业生产面临以下几大问题：

（1）土壤板结。农民长期使用小马力农机、化肥加上小农机耕作碾压造成了土壤日益板结，为降低耕作费用农户多年不愿深翻深松耕地，采用原垄直播或耙地后浅播，土壤表面以下20厘米左右形成了犁底层，植物的根系只能在土壤表层生长，雨水大时不能渗入土壤下层，天旱时地下水分无法上升，致使水土流失、土质退化、黑土层减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

（2）土地碎化。土地承包后，原有的大片土地分割成条块，最多的一户近百亩耕地被分割成六处小块地，耕作极其不便，农忙时近百台小农机和上百号人在田间路上交叉往返忙碌，被农民称为种地“南征北战”，农机空驶率大、油耗高、使用效率低下。

（3）畜牧业停滞。村里目前只有少数农户养牛，大部分草原未被利用，其他养的家畜仅供自用。大量秸秆被废弃，未得到循环利用，数十年没有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得不到补充，加剧了土壤退化。

（4）40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由于务农收入低，农村的医疗、卫生、交通、教育等条件太差，都不愿继续务农，纷纷前往附近城镇打工，土地转租给他人耕种；有些年老体弱无子女的农户也不得不转租土地。留在村里的农民都在四十岁以上，文化基础偏低。农业生产开始步入低水平发展，势必严重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

村民们还告诉他，现在一些人打着“办家庭农场”的幌子，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有些人冒充农民，打着“代耕、代收”的旗号骗取国家60％的大型农机补贴，这边购进农机，那边立即转手非法倒卖出去，而真正的种植户，却搞不到大型农机，每年的耕地、播种、收获全被耽误了。个体农民办事，往往见钱眼红，很容易胡作非为。村里有个干部，借着集资办事的名义，骗到了数十万农民集资款后，立即卷款潜逃了，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至今十多年来毫无音信。农民们说，现在大家算是看明白了，只有重新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希望，农民才有出路。所以，许多村民都来找他，希望老队长、老知青回来，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大伙儿说当年你们知青就有本事，带领大家致富。现在你们知青威信最高，你晓沪老队长回来带领我们重新干，我们信得过，合作社才能办得好。

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

杨晓沪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垮了。但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首先要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小康，想想现在离建党一百年只剩七、八年时间了，黑龙江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大面积的连片耕地，可大有作为，不组织起来，不发展集体经济，怎么致富？怎么实现小康？自己虽然退休了，但自己还是个党员。既然总书记发出了号召，提出了任务，自己这个党员总得要跟上。自己虽然身体有病，但见老百姓困难，乡亲们盼望，总不能见死不救，总要帮他们一把。我自己也想明白了，只能下定决心，干起来再说，其他就顾不了。

而且2007年国家颁发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又出台了《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扶持政策》，促动了各地农民组建种植合作社的想法。

当过生产队长、对农业很熟悉、而且很有研究、曾经做出过成绩的杨晓沪再也坐不住了，他在乡亲们中深入调查、广泛交谈后，萌发了一个想法，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的核心和基础。首先实现土地连片经营，发挥大马力机械作用，因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深耕深翻，既能解决土地板结，又让作物根深茁壮，大幅提高产量；腰屯村万余亩土地只需二整套大型农机具十余人就可以完成全部春种、夏管、秋收。节省出的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一方面可以外出打工，一方面可以以利用秸秆、豆粕、豆制品下脚料及等级外的粮食和粮食深加工的下脚料，大力发展养殖业，在生产绿色畜禽产品的同时生产有机肥，建立绿色环保农业生态循环经济，无论种植蔬菜、瓜果，或是粮食、林果，绿色有机产品都有很高的附加值；然后再进行深加工，发展销售业，从而形成农业—畜牧禽蛋肉类养殖—有机肥—农业的良性循环的产业链，创造出高效农业来。

他说，30多年前，自己当生产队长时，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可惜，只干了三年就走了。现在重新回到腰屯村，正可以将自己原来的蓝图继续下去。

乡亲们听了他的这番道理，很受启发很受鼓舞，但也有很多顾虑。单干几十年了，现在再组织起来，能办到吗？土地连片经营统一耕作，搞砸了怎么办？谁来赔？如果土地集中起来，有了收入，万一钱给卷跑了，怎么办？由于小农思想，各家各户都只想将土地租出去自己能够旱涝保收，多少有点收入就行。杨晓沪的妻子更是竭力反对：晓沪不仅是多种囊肿，还有高血压，这些病最怕的就是寒冷，重新回黑龙江干不是要命了吗？不少上海知青们也不理解：“早就回城了，放着清闲日子不过，再回北大荒吃苦，晓沪脑子是不是有病？”

面对这些问题，杨晓沪开始也有顾虑。2012年夏，他结识了两位逊克县边疆镇山河村带领农民创办合作社的上海知青徐桔桔、北京知青贾爱春。她们也是退休后重回第二故乡的。她俩告诉杨晓沪：别看当年的老知青在村里没地、没钱，正因为没耕地，没有利害关系，所以乡亲们信得过。乡亲们说，老知青当年就给村民们印象很好，回城后经过改革开放锻炼，知青们更成熟、能力也更强了，知青们回村带领农民创办合作社，村民们最信得过。

 

（杨晓沪与徐桔桔，贾爱春）

榜样的力量给了杨晓沪很大鼓励，他开车拉了腰屯村几个骨干到徐桔桔、贾爱春所在的逊克县山河村农机合作社实地查看、学习。回村后，又挨家挨户做工作、讲前途，分析利弊，反复修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财务核算、资金监督机制、规章，终于消除了大家的顾虑，统一了思想。2012年冬，腰屯农业合作社成立了。杨晓沪全票通过，义务当起了合作社理事长，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协助他工作。腰屯村党支部、村委会根据杨晓沪的提议，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和五年发展规划。经过四个多月的广播宣传、发放材料、走家串户挨家讲解、大会小会讨论，数次修改合作社方案，全体入社成员签订了土地入股合同，耕地面积达五千余亩，全体成员民主选举出理事会、监事会班子，组建了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12月29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并陆续办理了税务登记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手续，聘请了专业财务公司管理财务，从组织上、制度上规范了合作社管理。

按照规划，合作社建立的第一年，先在已集中连片的耕地上落实农业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应用现代科技指导种植，请附近的农机合作社代耕代收，统一采购农用物资，统一销售农产品，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为尚在观望的未入社农户做出示范表率。第二年，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将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万亩。第三年开始发展饲养肉猪、肉鸡等养殖业，第四年开始搞绿色食品、肉食品加工等。同时，对就住房进行改造，分期分批建设集中供暖的别墅式新农村。一幅美好的新农村建设蓝图，极大地鼓舞着三好合作社的社员们去共同奋斗。

为提高生产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合作社还规划将现在的种植合作社改建为农机合作社。购置大马力拖拉机、玉米收获机、水稻插秧机和收割机、整地播种机、粮食烘干机等大型农机装备，从春种、夏管、秋收整地到仓储全面实现机械化。在农闲季节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

“我不能对不起老乡”

合作社成立后，大量的具体工作、事务，更大量的操心事，烦恼事，立刻就开始折磨杨晓沪了。

原先，静心养病的杨晓沪，生活有规律，有了充分休息，身体慢慢恢复，脸色也开始好转，二年来连感冒都没有。2013年春节，原先打算回上海过节。但是，为筹集资金，选购春播的种子、肥料、农药等一大堆杂事，就决定留在腰屯过年。

曾经在一个公社插队的知青韩自力看到杨晓沪居住的小屋里里外外堆满了各种化肥、种子，奇怪地问他，你现在干什么？杨晓沪就向他讲起了腰屯农民要求自己再度出山，与他们一起创办合作社。韩自力马上打断他，你现在已经60多岁了，早已不是40年前的年轻人了，再说你自己有病，医生都说你没有几年了，怎么可以再出山？再说创办合作社，现在是有争议的，风险很大，你怎么不考虑考虑，就轻率答应了呢？

但是，杨晓沪却拿出一叠农民签字盖章的名单，以及《三好农民种植业合作社章程》、《合作社五年发展规划》：“这些都是乡亲们强烈要求的，每个人都签名、画押，盖了章，老乡们一再要求我，重新出山带他们干，我不能不干！”

紧张繁杂的备耕，制定计划，反复核算，筹集资金，选购良种、挑选肥料，杨晓沪不久就病倒了。2013年元宵节一过，他就感到浑身乏力，腹部开始疼痛，接着全身疼痛，疼得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三月中旬开始，疼得浑身发抖，全身出虚汗。上黑河市医院，查不出原因，到哈尔滨治疗，也毫无办法。医生们让他赶紧回上海找大医院治疗。杨晓沪这才决心回上海，住进了华东医院。一连20多天，他全靠打点滴维持生命。

然而，躺在病床上的杨晓沪，天天牵挂着合作社。他找来了所有他认识的朋友到他的病房，向大家讲三好合作社，让大家想方设法为他们腰屯联系大型农机，寻找养殖项目，探讨有没有可能到黑河发展的农业项目、资金，帮他们合作社发展肉猪、肉鸡、奶牛饲养，或者农业加工项目。他要为三好合作社准备下一步发展的后备项目。

病情稍一好转，他就出院回到离市区非常远的金山石化总厂家里。为了给合作社找项目，他早出晚归，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是病人。

2012年入冬以来，黑龙江全省就连降暴雪，2013年的春涝已成定局，2013年4月中旬开始，黑龙江全省又连下暴雪，内涝越来越严重。在上海的杨晓沪每天都与腰屯的干部通电话，谈涝情，询问春播的机械、种子、肥料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涝情越来越严重时，立即买了机票飞回黑河，投入了紧张的春耕春播。

由于三好合作社自己没有大型农机，只能依靠其他由国家补贴的

大型农机合作社帮助春耕春播。但是，这些农机合作社开出高价作业费，迟迟不来帮助耕作，杨晓沪他们只能使用自己的破旧小型农机，艰难勉强完成了春耕春播。

紧张的春耕春播，使他每天都在担心受怕中度过，一个多月劳累下来，杨晓沪的病情又复发了：腹部渐渐肿胀，疼痛阵阵加剧，整夜整夜无法入睡，整个人像脱了一层皮，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春耕春播结束，借着与徐桔桔、贾爱春共同到哈尔滨找黑龙江省农机管理部门反映情况之机，杨晓沪住进了哈尔滨肝胆医院，经过诊断，肝内的囊肿实在太大，必须抽取囊液。第一次抽出了3000多毫升，第二次又抽出了1000多毫升，情况好转，杨晓沪肚子不痛了。他高兴地告诉《黑土情》杂志社记者，医生说囊液排除后，可以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没问题。自己后天就可以出院回村了，合作社好多事还等着他呢。

吃了没有大型农机的亏，延误了春耕春播，合作社严重受损，虽经努力却争取不到任何政府补贴。多亏了2012年他自掏腰包7千元为合作社的土地投了保，保险公司赔付了35万才使合作社渡过了难关。痛定思痛，合作社成员们不再抱有依赖国家补贴的幻想，年终总结时，全体社员经过充分讨论，下定决心自己集资购买大型农机。但是，挖尽了全部家底，全体社员也只能集资70多万，还缺口100多万，怎么办？

“回上海，找知青战友借款！帮合作社度过难关！” 2014年春节刚过，杨晓沪就决定回上海，凭自己在瑷珲知青中的信誉找知青借钱购买农机。就在这关键时刻，他突然脑梗了，全身瘫在床上，手指头、脚指头一点都不能动弹了。他傻眼了，失望了，极度失望使他脑子一片空白。瘫在床上的他，病情加心情，就像火上加油，焦虑万分。

然而，过了二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指可以动弹了，又过了二天，脚指也能动弹了。怎么办？还要不要回上海？能不能向知青们借钱？思来想去，他决定还是回上海。虽然，向私人借钱，他感到不好开口，而且数额这么大，困难肯定相当多，但是，已经走到这一步，只能继续向前走，决不能萎缩，更不能倒退，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去争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乘飞机回到上海。

回沪后，他在腰屯知青的帮助下，一边治疗养病，一边找战友们借款。开始，他找一批知青企业家借钱，没想到，遭到他们的拒绝：“农业是弱质产业，投资农业风险太大，万万不可！”。于是，他只能转身向自己腰屯村的知青借款。没想到，腰屯知青战友中竟然没有一个企业家，大部分都是下岗工人，有几家夫妻双双都是下岗职工，没有一个大款。然而，听了杨晓沪的介绍和分析，都被他帮助乡亲的赤诚之心感动了，腰屯的知青们几乎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了。大家翻箱倒柜，东拼西凑，有的拿出了全部积蓄，杨晓沪更是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就这样，半个月时间，杨晓沪居然筹集到100多万元。终于解决了合作社急需的购买农机款。

回顾总结这次回上海向知青战友借款的经验教训，杨晓沪深有感触地说：关键时刻，“四个轮子的”比不过“两个轮子的”。

这次回上海借款的奔波，又一次加剧了晓沪的病情。五月，正在紧张春耕中的一天，正开车在路上的晓沪，突然手脚失灵，一头歪倒在座椅上，久久不能动弹。等他缓过劲来，发现手指尚能动弹，立即拨通了合作社同志的手机，大家急忙赶来，不由分说立即将晓沪送进黑河市医院。经检查，是脑出血。医生说杨晓沪脑部的出血点不高也不低，真是“命大福大”，而且“送得及时”。如果，出血点稍微再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送医院再迟点，就没命了。这次检查，还发现杨晓沪患有心梗的预兆。医生开出药方，需要中药治疗。合作社领导决定，杨晓沪不能再开车了，让农机手小闫专门给他开车，一路护送，帮助他取药煮药，照顾生活起居。

杨晓沪刚从黑河医院出来，晓沪就接到区农委的电话，通知腰屯合作社马上派人到区里，参加农机补贴政策培训班，并填写农机补贴《申报表》。照例，这事完全可以让合作社派别人去开会。但是，他二话没说让小闫立即调转车头，赶到区里，亲自参加了这个关键的会议，填写了这份《申报表》。回家时已是傍晚时分。没想到，车刚开出，他又接到一个社员的电话，说是去年合作社收入并不高，自己想退社。杨晓沪马上让小闫将车停靠在路旁，不耐其烦地做起了这个社员的思想工作。他告诉这个社员，现在大家都投入了土地和劳力，春耕春播已经开始，即使想退社，也要等到秋后年终结算完了再说，要相信，依靠集体的力量，合作社一定能够办好。终于说服了这个闹情绪的社员。

小闫将杨晓沪送回并扶晓沪步上三楼宿舍，发现他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小闫要给他烧开水，帮他檫洗，都被他制止了。杨晓沪躺在床上，让小闫赶紧回家，自己想安静躺一会。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杨晓沪又来电话，要小闫开车去接他，他又要工作了。

“干部作风不正是最大的腐败”

浑身的病情、病痛，让杨晓沪十分烦恼。然而，目前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更让杨晓沪着急上火。在创办合作社的工作中，杨晓沪以极大的关注和相当的精力，与农村的一些不正之风进行了坚决的、艰难的斗争。

为确保春播，2013年春节刚过，三好种植业合作社经镇领导协调与附近二家2012年刚成立的现代农机合作社会谈，协商大型农机的代耕代收，当时得到镇领导和这二家农机合作社的肯定答复：不但代耕代收全力支持，而且还能在费用上优惠。

担心他们可能途中变卦，4月10日杨晓沪又向镇政府递交了《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改建农机合作社的报告》，也得到了镇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5月上旬杨晓沪又一次与这二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会面，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只要一个电话就派车来。然而，春耕春播开始后，原先大家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5月20日与这二家农机合作社联系，这二家都没派车来耕作，又与镇政府联系，要求镇政府协调，镇政府领导亲自出面与爱辉镇内外多家农机合作社联系也未能解决。眼看离芒种还有不到半个月，中间预报还有雨，误了农时就意味着减产，种不上地就没收入。5月22日，连续联系三天没有一台农机前来助耕。于是三好合作社只能用自己社员的小农机耕作，但小农机效率低，无法及时完成春播。无奈之下，晓沪又向黑河市农委反映。经有关领导协调，直到5月25日中午，附近外三道沟农机合作社才来了一台播种机。这时，适播期已经过了5天。26日下午，镇领导又千方百计协调来二台旋耕犁。外三道沟的一台播种机仅干了一天就回去了。另一家西三道沟的农机合作社虽然答应前来播种，却以各种理由迟迟不来。直到27日下午开始下雨，28日下午才派来一台播种机，这时的地已根本无法播种。6月1日，镇上又调来一台旋耕犁。

这时，三好合作社已清楚地认识到只能靠自己了。于是自己抓紧修复、安装了4台小播种机，又通过亲友联系了2台四垄播种机，起早摸黑终于在6月1日播完玉米，6月6日抢在雨前完成了大豆播种。

整个春播半个月间，爱辉镇内5家农机合作社只有一台播种机来播种一天，爱辉镇外30公里外的小黑河和大五家子调来三台车旋耕，其余播种只能靠自己的小农机。这些小农机效率低、故障多、油耗大、播种质量差、用工多，大大增加了耕作成本。还延误了农时一周，影响了产量，晚播的苗情比早播种的苗情相差一半，虽然后期抓紧追肥、趟地，但减产已成定局。

三好的农户都已经明白，合作社今年的收入还比不上自有农机未入社的农户（这些农户播种及时且用工不计报酬），合作社的春播从农时和农机上都失去了优势，仅有的土地连片优势又被小农机效率低、用工大和农时延误所抵消了。

全瑷珲镇有17万亩耕地，现有5家千万元级的农机合作社。按上级规定，每家千万元的农机合作社必须承担附近5万亩土地的耕作。

而像三好种植合作社这样农民土地入股，统一采购农资、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年终分红的合作社仅此一家。这5家农机合作社每家都有5-6台大马力拖拉机和收割机，并都配套了相应的农机具，照例应该完成25万亩土地的耕作。而且，春播前这5家农机合作社每家还得到了政府300万元春播贷款。为什么这5家获得国家60%农机具补贴的农机合作社却不能帮助一家只有5000亩耕地的合作社完成春播？

看来，爱辉镇或是爱辉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在执行农机政策上出了偏差。偏差在哪？普通农民无法也无权去调查。虽然政府有关部门每年都在监察这些农机合作社，但是农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大型农机具中相当部分已被倒卖了。

杨晓沪又进一步了解到，爱辉镇现有五家农机合作社的出资人大部不是真正的农民，每家农机合作社股东中的几个农民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检查

而凑数的，这几户农民基本上只出股金的利息部分。在土地承包经营的现有条件下，这些非农民出资人成立农机合作社的初衷并非为周边农民服务，因为土地承包经营后碎化的土地是无法维持任何一家农机合作社生存的。在现有小农机的存量于土地面积达到相对平衡后，新成立的大型农机合作社在耕作费用上根本无法与只计算油料和维修成本的小农机竞争。以播种为例，小农机播种每垧地成本在150元左右，而大型播种机的报价将近400元。在分散碎化的小块土地上为个体农户耕作，往返路途油耗大，耕作面积小，要价高了农户无法承担，要价低了亏损。再加上现有的农机合作社没有一家能达到5万亩耕作面积，据2013年黑龙江省申报评比的10家旱田农机示范社统计，只有一家达到4万亩，二家达到3万亩，三家达到2万亩，四家达到1万亩。这些农机合作社的土地面积都是农民带地入社的，农机合作社把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作为国投资产平均分配到入社农户。

这些没有农民土地入社的农机合作社，出发点就是为个人盈利，他们不想也不会把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作为国投资产分配给农民，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发展农民带地入社的打算，有的到深山老岭非法开荒，有的通过大面积土地流转包地，有的过江去俄罗斯租地，有的干脆倒卖了部分农机具。且不说倒卖农机具属违法犯罪，就是不在周边农村规定的地域耕种也不符合有关部门的规定，而且这些农机合作社成立时或合法或非法地将周边农民的土地面积划入了自己申报的范畴，凑数达到土地面积指标获取了国家农机具补贴 。国家的农机具补贴应该是补贴给种地的农民，而不是让少数几个无土地的非农民套取国家补贴获利，继续在农民本已微薄的种地收入上赚取高利润。

近二年，黑龙江农民大量种植玉米，秋收中这些农机合作社所获利润比播种更高，2012年黑河地区每垧玉米的收购费用最高达1200元，玉米种植户为了不让玉米捂在雪中不得不支付高价收割费。而收割机的作业成本仅400-500元，这些农机社的机械出租利润居然高达200%，现今中国哪家企业有如此高额的利润？这样的农机合作社已成为套取国家农机补贴、榨取农民利益的蛀虫。

三好合作社不仅在5月的春耕春播中上了大当，吃了大亏，而且在6月购买大型农机具申报中，这5家无土地非农民出资的农机合作社又成了他们的拦路虎。因为，这5家农机合作社已经将爱辉镇的全部农田面积分割完了，上级不允许三好合作社再购置大型农机具了。这就形成了令人费解的怪圈：有土地的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却不能购置大型农机具，没土地的农机合作社不仅不提供农机服务，反而将未经农民同意的土地圈为他们的领地垄断经营。这种打着为农旗号的农机合作社在获得国家农机、燃油补贴后，又再向农民收取高额耕作费。这种情况如不纠正，国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一系列扶农惠农政策必将打“水漂”，成了一纸空文。

杨晓沪越想越感到问题严重，他多次到镇里、区里、市里农业主管部门反映，国家的农机具购置补贴应该给真正的农民，农民应该有自己购买农机耕作自己土地的权利。社员们强烈要求政府监察部门调查处理以上问题。但是，这些都没有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推诿、扯皮，农民的诉求、愿望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他的一次次申诉，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一些人传出的话很难听。好心人劝杨晓沪，要购买农机，多少要给主管人员说些“好话”，给业务部门有点“好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然而，杨晓沪一听这些劝说就冒火：“我们名正言顺，堂堂正正，为什么要搞歪门邪道？”“干部的不正之风是最危险的，政府部门的人，一旦内外勾结，结成利益集团，中央再好的政策，也没有用了”“我就不信这个邪，我们三好合作社就是不走歪门邪道，我们就是要和这些歪风邪气斗到底！”

不仅是农机补贴政策上的问题，杨晓沪还收集整理出“悬在农民头上三把刀的问题”。

在一份给瑷珲镇、瑷珲区、黑河市农业主管部门的《情况汇报》上，杨晓沪说：国家对农民减免了农业税和费用摊派，发放了种地直接补贴，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减轻了。但是在国家为农民减负的同时，又出现了农业生产各个阶段截取农民利益的问题：农资、农机、卖粮，就是农民头上的“三把刀”：

农资。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及农机配件，经销商在农民需要时以高价牟取暴利，黑河地区2012年玉米种子的出厂价为10元左右一斤，播种季节被经销商炒到50多元。化肥、农药也是年年翻新花样，价格年年提升。

农机。尽管各级政府发文要大力扶持农业合作社，然而农民组建了种植合作社，农机部门却不允许种植合作社购买有国家补贴的大型农机具，理由是已经为周边地区配置了“农机合作社”，种植合作社必须让这些农机合作社代耕，明目张胆实行垄断，谋取高利。

卖粮难已是多年积存的老问题，各地报道屡见不鲜，各种花样层出不穷，粮贩子想方设法盘剥农民，粮食的水分、杂质、重量，一分一分的克扣粮价，国家保护价格形同虚设。农民去粮库卖粮要在粮库门口冒着严寒排队几天几夜，粮贩子与粮库勾结，可以不排队优先把粮食送入粮库。有的粮贩子甚至公开宣称：“一斤粮食给我一分钱，我就让你不排队”。仅卖粮一环，粮贩子的利润就可达农民收入的5—10%。

农民辛苦一年，汗珠摔八瓣，还得看老天爷脸色，好不容易收获点粮食还要被这三把刀割去30%以上的利润，这就是当今农民的苦衷和无奈。

2013年11月，北京有关方面举办了“全国农业合作化北京高峰论坛”。应邀出席的杨晓沪在会上，当着国家农业部、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等有关领导的面，汇报了“农民头上三把刀”，还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当地一位乡镇级领导，自己不到基层，也不让秘书下乡，仅仅打个电话通知村里，让村干部写个书面材料上报。杨晓沪严肃地发问：我们党历来提倡干部要深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风哪里去？”

他悲愤地发问：各级政府不都是说要为人民服务吗？我有点疑惑，这个社会还正常吗？社会收入最底层的农民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助他们？

杨晓沪的发言，引起了老领导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巨大反响和深刻思考：今天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合作社与过去计划经济环境下的合作社，有了完全的不同。今后的农业合作社应该怎么办？！

杨晓沪对业务部门某些干部在贪占国家补贴问题上掩盖问题不愿作为的尖锐批评，刺痛了当地的一些人，也势必引起当地几家农机专业户的害怕，他们几次派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到腰屯村谩骂、威胁，敲砸杨晓沪上海带来的越野车，甚至叫喊“上海知青滚回上海去”。没想到，杨晓沪非但毫无畏惧，反而挺身而上，迎着前来挑衅谩骂的家伙，追了上去，吓得前来威胁的几个青年人转身就逃了。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随着天气转热，进入夏天，杨晓沪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相反肚子又一天天鼓了起来。夏季的闷热使浑身的疼痛更难忍。他拍拍自己凸出的大肚子，开玩笑地对大家说，看我的肚子比孕妇都大。鉴于晓沪自己不能开车，合作社决定派副书记宋恩华、会计曹明海二人开车护送哈尔滨肝胆医院治疗。经肝胆医院转诊，又送到哈尔滨铁路医院治疗。给他看病的是位“海归”医生，听说杨晓沪是上海知青，回村里养病居然还在办合作社，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非常佩服敬重。每天一早到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探望杨晓沪，问寒问暖，十分周到，还为护理杨晓沪的二位村民提供了特别优惠服务。

杨晓沪这次住院期间，联系了新华社《中国报道》驻黑龙江新闻记者站的记者，向记者反映腰屯农民合作社遇到的问题，希望通过网络媒体向上反映农民的困难。

无数认识晓沪的朋友都关心着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不能再这样带病工作，还是先回上海，先将病治好了再说。《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在采访杨晓沪写的一篇报道中，引用了杨晓沪的原话：“我现在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如果退，则肯定要损害乡亲，合作社就办不成。如果进，我可能要搭上老命，死在这里。反复思考,权衡利弊,我决定还是要干下去。”，“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底，哪怕是搭上老命，也要把合作社办好。无论如何，我不能对不起老乡！”

合作社建立三年来，每当春播、夏管、秋收，凡大忙季节，杨晓沪成天都和老乡们干在一起。每天早上，晓沪都是第一个起来，晚上晓沪总是最后一个睡觉。早上第一个下地的农民中，一定有杨晓沪在，他要亲自看着、护送农机下地。每天晚上，他都要陪着农机手，将机车开回村里，进入了机库，做好了安全保养，关门上锁，才肯回屋睡觉。杨晓沪说“农机是农民的命根，一定要保护好。

 

他常说：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但是，做好后勤服务总是可以的。他每天都待在农民身旁，为大家服务。农机手每天的早餐、午饭，都是他开着吉普车，到镇上买来，送到地里。农机具零配件坏了，需要更换，他就随时开车回村取，或是到镇上、区里、甚至到市农机配件市场购买，再送到田间更换。特别是秋收季节，当地气温很低，有时是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为了让农机手们吃得暖和，每次送来包子、饭菜，晓沪总是让农机手们坐进他的越野车里吃。自己却顶着大风，站在雪地就着凉水吃馒头。

杨晓沪虽然是合作社理事长，但却没有半点股份，也不领取任何一分钱工资。甚至连自己为合作社外出跑业务，带着合作社其他领导成员外出联系工作，所有的交通、住宿、伙食费，都是自己掏腰包，三年来，晓沪从没在合作社集体账上报销一分钱。

杨晓沪还特别在《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里明确写上：“外出差旅费不能入账报销”一条。

他自己以身作则带头做到了这条。他从上海带来的越野吉普车就是合作社的工作用车，三年来几乎天天转动为合作社办事。汽油费本属于生产性开支，完全应该列入生产成本核销。干部们也一致催促他及时报销汽油费。朋友们也劝他：至少要把油钱给报销了。但是他却再而三地推辞，不报销汽油费。

其实，杨晓沪的退休工资并不高，据了解每个月仅2500元左右。他曾经对朋友说起，为了合作社，我恨不得自己倒贴钱来做。问题是自己现在实在是没有钱了，要是退休工资能再多些，对合作社的投入会更多的。

正因为他这种不讲个人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团结了教育了群众，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2014年合作社获得了大丰收。但是380多万元的卖粮款却一直要不回来。粮食收购商一再答应，2014年年底前一定到位。但是，年底过了，没给。又答应大年三十前一定支付，结果也没还。最后还说元宵前一定会支付，连利息一起支付。但是元宵过了还是没还。全村上下急得团团转，干部们天天出动坐到到对方老板办公室，围住老板追讨。杨晓沪也天天到对方办公室论理追债。这380万不仅是去年的分红，更是今年春播种子、肥料、农药的资金。万一有个闪失，合作社将整体垮台。关键当口，自己不能离开寸步，宁肯被家人误解埋怨，也要坚持将钱款全部追回，确保万无一失。由于杨晓沪的坚持努力，关键时刻坚决顶住毫不退让。380多万，终于全部追讨了回来，确保了春播生产。每垧地收入也由单干时的3000多元，一跃到10000多元。不仅解决了劳动力缺乏家庭和“五保户”的生活，还把一些种田大户都吸引过来加入合作社。

（三好合作社社员喜获分红）

就在杨晓沪坚持讨债的这几天内，他的病情已经及其危险，生命即将结束。杨晓沪家族有这种多发囊肿的遗传病。其父亲就是死于多发性囊肿，大哥也是这个病。杨晓沪自己的病情更严重，从囊肿，发展到肝、胆、肾脏病变，又发展到脑梗、心梗，接近生命的零界点，连上下车都要有人帮扶。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够回上海，他连坐车,上飞机行走都不可能的了。

杨晓沪曾经对自己的好友、黑河知青博物馆馆长刘树新说，他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很严重，剩余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回上海治病，自己可以多活几年。但是，合作社离开了自己很可能会半途而废。自己宁肯少活几年，将合作社办成，搭上一条命也是值得的，生命可能会更有意义。

2015年4月13日，正当春播在即，全村都沉寝在对新一年的美好展望中，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早上杨晓沪的手机却怎样都打不通了，人们打开晓沪租借的房间见到他伏倒在《三好种植合作社发展前景规划图》上，永远地沉睡了。

杨晓沪的突然离去，腰屯村全村的父老乡亲非常悲痛：“晓沪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这样的好人，现在哪里去找啊”，“晓沪是为我们合作社操心着急急死的。你看，春耕在即，粮款讨不回，种子、化肥急需购买，晓沪哪能不急？！”，“晓沪是为我们腰屯村活活累死的！你看，这家那家，他都得操心，哪能不累？”村民们哭声一片。

笔者曾经在2014年8月23日专门去看望他，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他办“三好合作社”的过程，他带我参观了“三好合作社”，和他谈了一下午。他看我很不放心他的生活，就开车把我带到了他租住的房间。屋里除了睡觉的床，放电脑的桌子，吃饭桌和几个凳子外什么也没有。看着屋里简单的陈设和站在那里穿着普通衣服，笑嘻嘻的杨晓沪，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一切不正是反映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人生的追求——不考虑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今年春节前，我打电话祝他节日快乐，问他是在上海还是在村里，他说还在村里。问他合作社去年收成情况，他告诉我，大丰收。每垧地的收入10000多元，而办社前只有3000多元。从他兴奋的话语中，感受到他把乡亲们的欢乐当作是对自己最高的奖赏。

这年3月份，我又打电话问他合作社的情况。他告诉我，黑龙江省已经发文把“三好合作社”列入了“规范合作社”，能够享受有关扶持的优惠政策。但区里下发的“规范合作社”名单里却没有“三好合作社”，他正在跑这件事。他气愤地说，乡政府说不知道这件事。而把“三好合作社”作为“规范合作社”报到省里，是乡政府、区政府逐级上报的。自己一定要为“三好合作社”拿回“规范合作社”的荣誉，使合作社今后能够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更好地发展。

我是多么希望听到他成功的消息！然而等来的却是他去世的噩耗……

几天来，一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杨晓沪，一个红军的后代，本来可以像有些人那样，利用父辈的光环在上海过上优越的生活，为什么要拖着有病的身体，回到曾经插队的贫困农村，帮助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农民？为什么在明知坚持下去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搭上性命，还要坚持？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在毛主席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真正把自己融入了农民群众之中，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把曾经和自己同甘共苦农民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他明白，如果退却就意味着弃农民的利益不顾，辜负农民的期望。正如他自己说的：“能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实事也值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本质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吗？他为了这个事业，用自己的生命拼搏到了最后一刻！这和无数革命先辈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鲜血不是一样的吗？他是一个实践了入党誓言的优秀共产党员，是一个继承了革命先辈遗志的真正的“红二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杨晓沪同志永生！

当年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献真情。

年逾花甲再返乡，带领农民奔小康。

道路坎坷不畏惧，意志坚定向前进。

信仰坚定不动摇，鞠躬尽瘁为人民。

晓沪的病逝完全是他长时期超负荷工作，过度劳累操心，没得到休息、没及时救治导致的。

4月17日这天，瑷珲镇党委、镇政府在黑河市殡仪馆为杨晓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腰屯全体党员、村民们都赶来了。这天，黑河市殡仪馆第一次腾出最大的会议厅作为灵堂。这一天，黑河市的花篮、花圈居然全部脱销。原本要亲自出席杨晓沪追悼会的黑河市市委书记刘刚，由于临时接到省委通知他有事赶不回来，委托秘书专门送来了花篮；瑷珲区区委书记、区长亲自出席追悼会；瑷珲镇镇长主持会议，镇党委书记王臣致悼词，悼词中高度评价杨晓沪：“杨晓沪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脱贫致富攻坚战，实现中国梦的模范党员，是实践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

杨晓沪殉职后，腰屯村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三好合作社组织全体社员和腰屯村的村民，追思、学习杨晓沪。党员、社员们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学习杨晓沪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学习他的创新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实现他的遗愿，把合作社办下去，办得更好。村党支部、三好合作社全体社员一致决定将合作社更名为“三好杨晓沪农民专业合作社”，以纪念他为黑土地奉献的一生，让杨晓沪精神成为鼓舞全村党员、全体社员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2015年，按照晓沪生前制定的种植计划，合作社3500多亩耕地全部种上了玉米，主动参加农业保险，采用测土配方施肥降低了成本，选择高效低价农药，机耕作业精打细算，人工费用尽量压缩，多方努力，实现了效益最大化，粮食总产值达到了400万元，除留足下年生产费外，每垧地分红达到12000元，创造了全镇历史的新高。

2016年，黑龙江、特别黑河地区又遭受了严重灾害，有的乡村几乎绝产，而且国家粮食收购价又大幅度降低。但是，在杨晓沪精神鼓舞下，全体社员思想不动摇，又投资了30多万元，购买大马力机车、玉米精播机，大大增加了农机强度。这年，合作社又添了新社员，土地面积增加，生产成本没增，由于采用新技术、新农机，多种了800亩大豆，施用了高效叶面肥技术，虽然玉米产量减少，价格降低，但是合作社组织有序，购买籽种、化肥时协商价格，卖粮时与粮贩子讨价还价，卖出了好价格，一买一卖节省了开支，增加了收入，充分显示了合作社的优势，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比其他农户收入高出了一倍，充分发辉了合作社集体的巨大优势。

2017年，又有更多的农户要加入杨晓沪合作社，按照晓沪生前制定的合作社五年规划，社员们计划搞无公害种植、养殖、发展大棚蔬菜生产，还要养殖当地的土鸡、笨鸭、笨鹅，解放更多的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弱病残农户，实现共同富裕，把绿色食品外销城市，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增加合作社成员的收入。早日实现杨晓沪让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宏伟蓝图。

腰屯村全体村民，三好合作社的全体社员永远怀念这位长眠于他热爱的第二故乡。

杨晓沪的知青战友们，专门成立了“瑷珲上海知青艺术团”，编排了一台歌颂杨晓沪的情景剧《晓沪颂》。

（一）

乡亲们在传颂你呀，

杨晓沪，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退休又下乡呀，

再把合作社创。

情系黑土地，

爱比海洋深。

都说是

后羿射日救苍生，

怎比你赶走贫困

造福大众的共产党人。

你是雄鹰

搏击在边疆长空；

你是大树，

扎根在瑷珲肥沃土。

杨晓沪呀，

杨晓沪，

你是一把不熄的火，

光焰照后人，

照后人。

（二）

知青们在传颂你呀，

杨晓沪，

你有一颗赤诚的

为民心。

病魔扔身后呀，

血汗洒黑土。

甘为孺子牛，

默默苦耕耘。

都说是愚公移山

不畏难，

怎比你知难而进，

勇挑重担的共产党人。

你是雄鹰，

搏击在边疆长空。

你是大树

扎根在瑷珲肥沃土。

杨晓沪呀,

杨晓沪，

你是一团不熄的火，

光焰照后人，

照后人。

（三）

老百姓在传颂你呀，

杨晓沪

你有一颗纯净的赤子心，

发展集体经济，

致富奔小康。

信仰不动摇，

鞠躬尽瘁为农民。

都说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

怎比你捧出丹心，

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

你是雄鹰，

搏击在边疆长空；

你是大树，

扎根在瑷珲肥沃土。

杨晓沪呀，

杨晓沪，

你是一团不熄的火，

光焰照后人，

照后人，

照后人。 

后  续

为纪念杨晓沪逝世三周年，由《黑土情》杂志社发起，今年3月27日上海知青在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祭扫活动，决定拍摄一部杨晓沪的纪录片。4月下旬派出二位知青专程到瑷珲腰屯，向腰屯村干部、农民采访收集整理杨晓沪生前的故事，受到了腰屯村干部、农民的热情接待。大家说杨晓沪在腰屯村创办合作社的最后三年,完全是扑心扑命干，将自己最后的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全部都献给了腰屯老百姓。因此，晓沪在腰屯的威信很高，村里的老百姓，每个人都很愿意接受采访，提供故事。

村民们说，杨晓沪创办合作社不仅仅是搞种植业，他还要大力发展林业,奶牛业,养殖业，例如他计划要养殖小香猪，不仅价值高，而且猪粪多了，又可以搞有机蔬菜瓜果种植，利润会更高。

村民们说，晓沪有个五年规划，要让腰屯村全面发展，还要在村里盖别墅，让各家各户都过上好日子。当年，杨晓沪当生产队长时，腰屯是全公社的先进。现在的晓沪，还是雄心勃勃，要把腰屯建成瑷珲最美的乡村。

村民们都说，老杨是最实干的，他要么不说，说出来他就一定能做得到。老乡们都说，如果再给晓沪五年时间，我们相信，晓沪的五年规划一定能够实现。可惜老天不给晓沪这个时间，实在太可惜，太悲痛了。

杨晓沪的一个好朋友告诉采访知青李忠伟，有一次他开玩笑地问晓沪，你脑子里怎么一天到晚都在思考合作社的事?晓沪回答说，你如果把我脑子劈开，里面装的全部都是合作社的明天。

李忠伟还说了一个细节，这次拍摄春播，一个老乡检查农机螺丝是否拧紧，他在一旁打开手电筒帮助照亮。这位老乡动情地说，当时的晓沪就和你现在一样，给我打手电照亮的，说话时眼泪汪汪很是激动。

杨晓沪的精神将将永远传承，我们预祝和期待杨晓沪事迹纪录片拍摄制作圆满成功。

上海《黑土情》杂志社翁德坤，宋爱国提供资料，葛元仁整理编辑。

 

附件， 2013年在北京举行中国农业合作社首届（高峰）论坛上杨晓沪的发言稿

合作社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方向

——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汇报

我是1970年上海下乡黑龙江瑷珲的知青，1974至1976年担任过生产队长，77年回上海上学。2010年又返回原来下乡的瑷珲区瑷珲镇腰屯村。在腰屯村的二年，从与当年一起劳动的农民及他们后代的接触中我了解了当今农村的现状。自2007年国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扶持政策，促动了农民组建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不少农民不满足现在的生产、生活水平，要求我帮他们组建合作社。经过近二年的考察实践，我认为发展合作社经济是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方向。

我们腰屯村位于黑河市南25公里，距离瑷珲镇10公里，离黑龙江仅3公里，面积30平方公里，北接301省道，东临311省道，高速公路202国道穿过腰屯村境内，全村120户，425人，由二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有草原700亩、林地600亩、河塘水面30亩、耕地1万余亩，附近还有二个村庄耕地近4万亩，90%以上耕地为草炭质黑土，适合种植大豆、玉米、小麦和水稻及畜牧禽渔养殖。

土地承包二十多年后，该区域的农业生产面临以下几个问题的制约：

（1）土壤板结。农民长期使用小马力农机、化肥加上小农机耕作碾压造成土壤日益板结，为降低耕作费用农户多年不愿深翻深松耕地，采用原垄直播或耙地后播种，土壤表面以下20厘米左右形成了犁底层，植物的根系只能在土壤表层生长，雨水大时不能渗入土壤下层，天旱时地下水分无法上升，致使水土流失、土质退化、黑土层减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

（2）土地碎化。土地承包后，原有的大片土地分割成条块，最多的一户近百亩土地被分割成六处小块地，耕作不便，农忙时近百台小农机和上百人在田间路上交叉往返忙碌，被农民称为种地“南征北战”，农机空驶率大、油耗高、使用效率低下。

（3）畜牧业停滞。目前只有少数农户养牛，大部分草原未被利用，其他畜禽养殖仅供自用。大量秸秆被废弃，未得到循环利用，数十年没有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得不到补充，加剧了土壤退化。

（4）40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由于务农收入低、农村医疗、卫生、交通、教育等因素，不愿意继续务农，纷纷前往附近城市打工，土地转租给他人耕种；有些年老体弱无子女的农户也不得不转租土地。务农的农民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文化基础偏低。农业生产开始步入低水平发展、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阶段。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的核心和基础。东北土地面积大，应该发挥大农机的效率，走合作化的道路，将土地连片统一耕种。腰屯村万余亩土地只需要二整套大型农机具十余人就可以完成全部春种、夏管、秋收的工作。富余劳动力就可组织起来发展林牧畜禽渔和农产品深加工各业以及外出打工，设立用秸秆、豆制品下脚料、豆粕以及等级外的粮食和粮食深加工的下脚料发展养殖业，在生产绿色环保畜禽产品的同时生产有机肥，建立绿色环保农业生态循环经济，形成农业—畜牧禽蛋肉类养殖—有机肥—农业的良性有机循环。

2012年下半年，我带领腰屯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参观了逊克县山河村农业合作社，回来后帮助他们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和发展规划，研究合作社组建方案，在村里召开多次大会小会，通过广播、发放材料进行宣传，走家串户上门动员，针对农民对组建合作社的各种问题耐心宣传讲解。经过四个多月的工作，历经几起几落，数次修改合作社方案，终于在年底与全体入社成员签订了土地入股合同，入社户数超过总户数50%，土地面积五千余亩，经过全体成员选举出理事会和监事会班子，组建了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012年12月29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并陆续办理了税务登记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手续，聘请了专业财务公司管理财务，从组织上、制度上规范了合作社的管理。

合作社建立后的第一年规划在已入社土地上落实农业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应用现代农业科技指导农作物种植，请附近的农机合作社代耕代收，提高耕作水平，统一采购农用物资，统一销售农产品，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提高农业效益、增加成员收入。为尚在观望的未入社农户示范表率，争取下一年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万亩。

为了提高生产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合作社规划将现在的种植合作社改建为农机合作社。购置大马力拖拉机、玉米收获机、水稻插秧机和收割机、整地播种机、粮食烘干机等大型农机装备，从春种、夏管、秋收整地到仓储，全面实现机械化。在农闲季节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

合作社一成立就遇到了数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2012年入秋以后雨雪不断，秋整地无法进行，冬季积雪达到60厘米，2013年春季雨水多，给春耕春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合作社全体成员在理事会带领下，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资金大家凑，大农机不来小农机一起上，终于完成了全社耕地的春播。

2013年还遇上了雹灾、多雨、低积温等不利气候，组建合作社后由于耕作及时，虽然比正常年景略为歉收，但是我们采取了多种预防和补救措施，目前秋收还没有结束，预计今年合作社成员收入可与前几年基本持平。

经过一年的实际运作，我才真正了解了现实农村的真实情况，体会到农民的种种无助和无奈。

应该说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减负做了大量工作，每年一号文件就是有关农业的文件。现在农民减免了农业税和费用摊派，给农民发放了种地直接补贴，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减轻了。但是在国家为农民减负的同时，又出现了农业生产各个阶段截取农民利益的三把刀：农资、农机和卖粮。

农资。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及农机配件，经销商在农民需要时以高价牟取暴利，以黑河地区2012年玉米种子为例，出厂价为10元左右一斤的种子，在播种季节被经销商炒到50多元。化肥、农药也是年年翻新花样，价格年年提升。农资费用占农民总收入的10—20%。

农机。黑龙江省人均耕地面积大，是大型农业机械发挥作用的区域。尽管各级政府发文要大力扶持农业合作社，然而农民组建了合作社，农机部门却不允许合作社购买有国家补贴的大型农机具，理由是已经为周边地区配置了“现代农机合作社”农民组建的种植合作社必须让这些农机合作社代耕。然而我们春耕春播季节找农机合作社代耕时，他们却忙于自家亲友的土地和自己租赁的土地，对我们农民种植合作社却置之不理。

2013年春节刚过，我们合作社在乡镇领导协助下与附近二家2012年刚成立的现代农机合作社会谈，协商代耕代收事项，当时乡镇领导和这二家农机合作社说得都很好很肯定：不但代耕代收全力支持，而且还能在费用上优惠。

尽管得到这样的答复，但是，根据了解他们情况的人反映，他们的承诺不一定做到。于是我们合作社4月10日又向镇政府递交了《关于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改建农机合作社的报告》，得到了镇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5月上旬合作社又一次与这二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会面，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只要来个电话我们就派车。”然而，春耕春播开始后，原来预料的情况果然发生了。5月20日合作社与这二家农机合作社联系，但这二家都没有派车来耕作，合作社又与乡政府联系，要求乡政府协调农机，乡政府与爱辉镇内外多家农机合作社联系后也不能解决。我们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和村干部都着急了，眼看离芒种还有不到半个月，这中间天气预报还有雨，误了农时就意味着减产，种不上地就没有收入。5月22日，我们又连续联系三天却没有一台农机前来耕作，合作社只能用自己成员的小农机耕作。但小农机效率低，无法及时完成春播。无奈之下，我们合作社直接向黑河市农委反映了情况。在有关领导的协调下，直到5月25日中午，附近的外三道沟农机合作社才来了一台播种机。这时，适播期已经过了5天。5月26日下午，镇领导又千方百计协调调来二台旋耕犁。外三道沟的播种机因自己有地要播种，工作仅一天后就回去了。另一家西三道沟的农机合作社虽然答应来播种，却以各种理由迟迟不来。直到5月27日下午开始下雨，5月28日下午才派来一台播种机，这时的地已根本无法播种了。6月1日，镇上又调来一台旋耕犁。

这时，我们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已完全清楚无法得到这些农机合作社的帮助，只能靠自己了。我们抓紧时间修复和安装了四台小播种机，并通过合作社成员的亲友联系了二台四垄播种机，起早摸黑终于在6月1日播完了玉米，6月6日抢在雨前完成了大豆播种。

整个春耕春播的半个月时间，瑷珲镇内的农机合作社只有一台播种机来播种一天，瑷珲镇外30公里外的小黑河和大五家子调来三台车旋耕，其余的播种只能靠自己的小农机完成。这些小农机故障多、油耗大、效率低、播种质量差、还用工多，大大增加了耕作成本。而且延误农时一周，大大影响了粮食产量。在今年气温偏低的条件下，晚播的苗情比早播的苗情相差一半，虽然后期抓紧追肥和趟地，但减产已成定局。

现在我们合作社理事会班子成员和农户都明白了，今年合作社的收入比不上备有农机的未入社的农户，因为这些农户播种及时，而且用工不计报酬，合作社的春播从农时上和农机上都没有优势，仅有的土地连片优势又被使用小农机效率低、用工多、农时延误所抵消。

据了解，全瑷珲镇有17万亩土地，现有千万元级的农机合作社有5家，按照有关部门规划，每家千万元的农机合作社应该承担附近规划5万亩土地的耕作。而我们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农民土地入股，统一采购农资、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年终分红的合作社仅此一家。这五家农机合作社每一家都有5—6台大马力拖拉机和收割机，并且都配套了相应的农机具，应该完成25万亩土地的耕作，2013年春播前每家还得到300万元的春播贷款，那么为什么5家获得了国家60%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所谓“现代”农机合作社不能帮助一家只有5000亩土地的种植合作社完成春耕春播？

瑷珲镇或者是瑷珲区的农机政策似乎出了偏差。这个偏差在哪里呢？普通农民无法也无权去调查以上这些问题，真正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是当地农业主管部门。虽然政府有关部门每年都在监察这些农机合作社，但是每家农机合作社附近的农民都心知肚明，这些大型农机具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倒卖了！

据了解，瑷珲镇现有五家农机合作社的出资人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农民，每家合作社股东中的农民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有关规定而凑数的，他们基本上只出股金的利息部分，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现有条件下，这些非农民出资人成立农机合作社的初衷就不是为周边农民服务，因为土地承包经营后碎化的土地无法维持任何一家农机合作社的生存。在现有小农机的存量于土地面积达到相对平衡后，新成立的大型农机合作社在耕作费用上根本无法与只计算油料和维修成本的小农机竞争。以播种为例，小农机播种每垧地的成本在150元左右，而大型播种机报价将近400元。在分散碎化的小块土地上为个体农户耕作，往返路途上的油耗大，耕作面积小，要价高了农户无法承担，要价低了亏损。再加上现有的农机合作社没有一家能够达到5万亩耕作面积，据2013年黑龙江省申报评比的10家旱田农机示范社统计，只有一家达到4万亩，二家达到3万亩，三家达到2万亩，四家达到1万亩。这些农机合作社的土地面积都是农民带地入社的，农机合作社应把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作为国投资产平均分配到入社农户。

瑷珲镇那些没有农民土地入社的农机合作社，由于组建的出发点就是为个人盈利，他们不想也不会把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作为国投资产分配给农民，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发展农民带地入社的打算，有的通过大面积土地流转包地，有的过江去俄国租地，有的干脆倒卖部分农机具，且不说倒卖农机具违法，就是不为周边农村的划分地域耕种，也不符合有关部门的规定，而且这些农机合作社成立时或合法或非法地申报了周边农民的土地面积指标，正因为达到了土地面积指标他们才能获得国家农机具补贴。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我们必须顺应阶段变化，遵循发展规律，增强忧患意识，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国家的农机具补贴应该是补贴给种地的农民，惠及农村、富裕农民，而不是极少数几个非农民套取了国家给农民的补贴为自己盈利。已经组建的农机合作社应该按照一号文件精神：“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而不是在套取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后，继续在农民本来已经微薄的种地收入上赚取高利润。春播时这些农机合作社对农民的播种支持不力。近二年，当地农民开始种植玉米，而玉米收割机因这些农机合作社获取国家农机补贴后，农民不应该自己再以市场价格购买，在秋收中这些农机合作社的利润比播种更高，以2012年为例，玉米收割费用最高达到1200元，农民为了不让玉米捂在雪中不得不支付高价收割费，而收割机的作业成本只不过400—500元，这些农机合作社的利润高达200%，现今中国市场上哪一家企业有如此高额的利润？这样的农机合作社事实上已经成为套取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和榨取农民利益的蛀虫！

这是我们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013年春播中发现的问题。2013年6月农机具申报中这些农机合作社又成了阻拦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购买大型农机具的拦路虎，原因是现有的5家农机合作社已经将瑷珲镇超面积分割完了，不允许再增加大型农机具。这就形成了一个令人疑惑的怪圈，农民要种地，有土地的农民组织了粮食种植合作社，却不能购置大型农机具为自己种地，已经组建、但没有土地的农机合作社不能提供农机服务，这些农机合作社未经农民同意把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圈为他们的耕作范围，成为他们垄断经营的领地。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免除了农业税、增加了农业补贴，这种打着为农民服务旗号的农机合作社在获得国家的农机具购置补贴，领取了国家农机燃油补贴，以高额利润向农民收取耕作费用，成为一种变相增加的农民负担。

据统计农机代耕费用占农民总收入的20—30%。

农民卖粮难已是多年积存的老问题了，各地报道屡见不鲜，各种花样也层出不穷，粮贩子想方设法从农民手中夺取利益，粮食的水分、杂质、重量，一分一分的克扣粮价，国家的保护价格形同虚设。农民要自己去粮库卖粮要在粮库门口冒着严寒排队几天几夜，粮贩子与粮库勾结，可以不排队优先把粮食送入粮库。有的粮贩子甚至公开宣称：“一斤粮食给我一分钱，我就让你不排队”。

据悉粮贩子的利润可达农民收入的5—10%。

农民辛苦一年，汗珠摔八瓣，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好不容易收获点粮食还要被这三把刀割去30%以上的利润，这就是当今农民的无奈。

各级政府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我有点疑惑，这个社会还正常吗？社会收入最底层的农民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助他们？
 

黑河市瑷珲区瑷珲镇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杨晓沪

材料：微信

编辑：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