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起新声——一个知青五十年文学之路（七）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作者:叶永平时间:2026-10-13 点击:

我为什么在年近花甲时开始尝试学写短篇小说呢？

2012年，我进入自己职业生涯的“退休过渡期”。这时，同《北大荒文化》杂志联系上了，我开始重新为北大荒写稿。我在创作散文的同时，开始琢磨写短篇小说。

当然，还是从我熟悉的知青生活下手，毕竟我8年知青生活尤其是在团部新闻干事岗位上积累了许多素材。几经思考，我选定“知青的初恋故事”这个题材，第一篇是在2014年第3期《北大荒文化》发表的12000字知青小说《遗失在荒原的初恋》，这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小说以第一人称，这样写起来比较得手。其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40年前一段初恋，因为当年“我”下乡北大荒，茜茜下乡上海农场，天各一方，通信中的一次误会，导致两人心有芥蒂，无疾而终。当40年后重逢了，两人又理智地为了各自的家庭，坚守着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仅仅是作了“网友”而已，让那揪心的初恋，永远遗失在北大荒的荒原上……

这篇小说由上海作家潘阿虎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叫《遗失在荒原上的初恋》，发表在上海2014-4-12 《劳动报》副刊。全文如下：

爱情的每一种境界，都是无法替代的历程。它既有色彩，也有温度；既是波涛汹涌，也是风平浪静。这是我读了永平兄发表在近期《北大荒文化》上的短篇小说《遗失在荒原的初恋》后的感触。小说围绕40年前的一段“初恋”，向读者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精彩故事，令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真挚的爱情永远动人。主人公林平和茜茜是青梅竹马，40年前的“初恋”，因为那场惊天动地的上山下乡运动，林平去了北大荒，而女友茜茜则留在了上海，去了郊区农场，从此天各一方，成为“苦恋”男女。林平赴北疆前，两人仅隔着一层天花板的爱情的描写；茜茜去北站送别林平的一幕，令人动情。40年了，他们“将爱情的萌芽埋藏在心里。等待那春回大地时，再生机勃勃。”

爱情给人以力量。林平误以为茜茜要去北大荒，为了她，上海郊区农场不去硬是要去北大荒；为了爱情，林平在青龙山奋斗当上了记者，返城后勤奋攻读考取了公务员……40年后茜茜被林平的追求所震撼所折服，自责错怪了他。一场误会40年后才解开，两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微博和网上的交流，在两位如今已是“老人”的心底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虽然茜茜的婚姻并不顺利，离婚后至今仍单身一人，但她十分理智。茜茜在网上情真意切对林平说：“我们都要珍惜自己的家庭，不要轻易离去。守望一个家，比拥有千万钞票，比拥有官位乌纱帽，比拥有香车美女，更为难得……”茜茜的肺腑之言给林平以深深的震撼。笔者也被感染了，这是一位可敬的女性，睿智的女性。

小说精巧的构思，特别是细节的运用，令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平临去北大荒前捅天花板上的报纸、两人在幼儿园回家路上交换“金戒指”和“米老鼠”的糖纸头、四十年后同学聚会时从头到脚的精心打扮、同学聚会给茜茜留下手机号码和微博、邮箱……这些细节，渲染了林平与茜茜从青梅竹马的“初恋”，到40年后重燃爱情的“火花”，一切都顺理成章，情理之中。

人间自有真情在，友情是一世难求的缘分。正如小说中所说，纯洁的爱慕之心，是多么可贵啊！永平的小说“处女作”颇有新意，值得肯定。他曾经是北大荒的上海知青也是一位政府官员，现在工作之余琢磨“后知青题材”的小说，难能可贵。

随之，我在山东《时代文学》》2014年第2期上发表12000字知青小说《田老板出头记》，小说讲述了随着东岸那片改革开放的热土的风起云涌，田由由，这个北大荒的“荒二代”转眼间成了东岸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人的奋斗史。这是我文学创作中描写北大荒“荒二代”的一个探索。当时，人家对“荒二代”还是比较陌生的。对此上海作家潘阿虎又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2014-5-5《浦东时报》“读书版”上。题目是《新城市人的“奋斗史”——评叶永平短篇小说＜田老板出头记＞》：

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一大批弄潮儿——原来的“乡下人”成为“新城市人”。“乡下人”成为“新城市人”之路充满了艰辛，其中的甜酸苦辣，就是一串故事、一部书。叶永平发表在山东作协《时代文学》今年第2期上的小说《田老板出头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书中的主人公田由由从“乡下人”变为“新城市人”的“奋斗史”，充满了传奇，值得一读。

要成为新城市人必须吃得起苦。田由由从苏北乡下挑着两筐鸡蛋来到改革开放的热土东岸。他风餐露宿，寄人篱下，晴天睡在马路的人行道旁，雨天觅集市摊点栖身……

多少年后，田由由总算在城市里落下脚、扎住根，一点点融入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会，以及让其又爱又怨的环境。

要成为新城市人要脑子活络，勇于创新。田由由为了生存，摆过茶叶摊、补过自行车、当过专售马路假货的小老板。若干年后，田由由良心发现，感到假货生意毕竟是“黑心黑肺断子绝孙”的事，他又瞄准了新的行当。

脑子活络的田由由加入了“掮客”的行列，当起了调房“掮客”，如今称之为房产中介、房产经纪人。凭着他的勤奋和钻研，“田老板”在调房市场游刃有余，使自己的眼力见长。后来他索性用自己的门面房，开设了房产中介公司，自己当上了老板。最终成了东岸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一跃龙门，成了几亿身价的老板。

亿万富翁的“田老板”在财富面前并未止步，而是始终瞄准下一个目标。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岸正处于破墙经商的第三次浪潮，东岸的围墙有“寸金之墙”的雅号。田老板的房产中介公司大显身手，到处“破墙经商”，狠狠赚了一票。时隔多年，他又创造了在施工基地上“以店代墙”，既发挥了市口效益，又使闹市与工地的隔离墙更加美观，这一创举很快流传开来。

田老板一举成名天下知，他终于成功了。“田”字已出头，且出头又接地，难怪田老板的“申申公司”成了东岸的知名企业，田老板也成了东岸名人。

永平兄用生动的故事向读者诠释了田老板出头的“秘诀”，告诉人们“乡下人”要成为“新城市人”靠的是什么。有梦就有希望、有梦就有力量、有梦就有未来——这就是小说《田老板出头记》揭示的真谛。

其实，梦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机会。永平兄作为新区建交委调研员，又是上海作协会员，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今年来已在《上海文学》、《上海作家》、《光明日报》副刊《散文选刊·下半月》、《北大荒文化》等刊物上发表了若干文学作品，现在又在琢磨“后知青题材”的小说，继续着自己的“文学梦”，愿他不断有新的小说佳作问世。

在当年《北大荒文化》第5期上，我又发表了12000字知青小说《知青老舅妈》，小说塑造了一个普通居委干部的形象——曹桂娣，她从北大荒青龙山返城在上海一个居委会当书记，人称“知青老舅妈”（沪语中，旧时指因解决家庭纠纷而由舅舅家出面的，现在泛指办事公道的人），其几十年为民排忧解难的鸡毛蒜皮的事，尽管已退休了，继续发挥余热，为基层和谐社会，为群众服务，体现了一个普通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高风亮节，也展示了一个知青的后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些小说的题材，都是比较视角独特，因为我有北大荒的生活经历及积累，更是我对知青这个题材的不断思考与探索。虽然我写小说的技巧，还是比较稚嫩，毕竟小说创作不同于散文和报告文学，我原来一直是以创作散文和报告文学为主的。但是，我终于走出了探索知青小说的第一步……

2014年第7期《北方文学》发表我的短篇小说《白蚁穴》，其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东岸别墅群深处，那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乡村式小楼，曾是旧时代的三青团干部俱乐部，如今成了地产大佬尤一涛（沪语：谐音“有一套”）的“尤公馆”。尤老板早年从机关副处长位置辞职下海，熟稔体制内的规则与潜规则，是东岸地产圈里长袖善舞的“摆平高手”。

反腐风声收紧，高档酒店的公款宴请接连碰壁，尤老板索性把自家私宅改造成隐秘私人会所，给来访官员的车辆套上黑布号牌，还特意请来白蚁防治队，处理了木柱里的蛀虫，只盼这里能成为“天知地知”的安全港湾。

靠着早年攒下的人脉，尤老板把这里变成了圈子里的“第二办公楼”：从酒桌上的利益勾兑，到网球场边的信息交换，再到密室里的串标交易，他用联谊会赞助、领导合影当“金字招牌”，靠层层打通关节拿下上亿绿化工程，甚至用“打擦边球”的手段逼走工程沿线的藏獒场钉子户，一路顺风顺水。

可风声越来越紧，专项整治会所歪风的消息传来，尤公馆的隐秘优势瞬间成了悬顶的利剑。一场台风过境，小楼山墙的木构架里，早已被白蚁蛀空的朽木彻底暴露，整幢老楼在风雨里摇摇欲坠，尤老板望着满目狼藉的公馆，醉倒在满是白蚁蛀木屑的地板上。

短篇小说《白蚁穴》是一部极具上海本土现实质感的反腐世情小说，最精妙的地方在于用“白蚁蛀楼”完成了贯穿全文的隐喻闭环。作者没有走传统反腐题材的强冲突叙事，反而以老洋房里的白蚁为核心意象，把尤公馆里的利益勾兑、潜规则运作，比作建筑内部看不见的虫蛀——表面光鲜气派，内里早已被蛀成朽木，暗合了权力寻租对营商环境与政治生态的隐性侵蚀。

小说的叙事完全扎根于上海东岸的本土语境，从“打擦边球”的处世哲学，到“摆平他”的行业黑话，再到地产圈、机关里的人情细节，都带着极强的真实质感。作者没有刻意塑造脸谱化的反派，反而把尤老板熟稔规则、步步为营的精明写得入木三分，让读者清晰看见“围猎”的过程如何在日常人情里悄然发生，最终用台风过后白蚁尽露的结局，完成了对“防微杜渐”的深刻警示，让反腐主题跳出了说教感，拥有了落地的烟火重量。

2014年我的短篇小说集《考察去欧洲》在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收录了我那些年创作的10篇短篇小说。其中：

《考察去欧洲》这篇短篇小说以一场公务赴欧考察为载体，跳出传统游记的抒情范式，用满是烟火气的市井笔触，勾勒出一代人初次踏足欧洲的鲜活时代记忆。

它完全没有刻意拔高“城市规划与古建筑保护”的考察主题，反而用大量不加修饰的日常细节，把团里五位身份各异的成员写得活灵活现：揣着公款护照穿多口袋钓鱼马甲的秘书长、和气随和的林局、张扬爱购物的潘总、精通外语的李副处长，没有悬浮的刻板形象，每个人的性格都在血拼、赶路、赴宴的细碎日常里自然落地。

从初到英国对导游推荐奥特莱斯的满心警惕，到后来全员抛下既定考察计划疯狂扫货，从巴黎机场行李误运到伊斯坦布尔的乌龙，再到卢森堡借护照帮导游代购LV的默契，这些完全不“正经”的情节，没有尖锐的讽刺，只有过来人才懂的温和调侃，精准戳中了一代人对这类出行的共同集体记忆。

作品最见功力的是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写海外打拼的华人，既写出了兼职留学生导游的通透上进，也不回避老导游蹭免费早餐、赚代购回扣的窘迫，没有站在道德高地苛责，只保留了对异乡打拼者的善意共情。它把“古建筑保护”“城市规划”的正经主题，悄无声息融进了古堡酒店的木梁、峡湾的湖光山色里，没有半句生硬说教。

整篇读来就像一本随手翻开的旧旅行日记，没有刻意设计的戏剧冲突，却用无数个鲜活的小片段，拼出了那个年代国人初次走向世界的特殊印记——带着公务出行的拘谨，又忍不住为陌生大陆的风物心动，在正经与随性的缝隙里，完成了一次和欧洲最接地气的相遇。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正是同类题材中最稀缺的质感。

《“炒手”钱科长轶事》是一篇带着浓厚上海八九十年代市井烟火气的世相小说，精准复刻了改革开放初期旧货收藏热潮里的民间生态。故事的原型是我在卢湾区政府工作时，亲历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及故事。

作者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完全用鲜活的时代细节撑起叙事：从啤酒瓶底厚、裹着橡皮膏的眼镜这个标志性形象，到古董行里“几块钱”的暗语、东台路地摊的鱼龙混杂、临川帮兜售假古董的桥段，每一处细节都踩中了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忆。主角钱科长的形象写得极有分寸，他既懂机关规则，又熟稔旧货行当的门道，始终守着“不碰违禁品、不坑蒙拐骗”的底线，在公职身份和业余炒手的双重身份里周旋，最后因一场私人纠纷东窗事发，人物的复杂性完全跳出了非黑即白的刻板叙事。

小说最动人的是它的纪实质感，没有居高临下的评判，只是用平实的笔触，把那个转型年代里普通人抓住时代机遇、在规则缝隙里讨生活的鲜活状态，原原本本地留存了下来，成了一段特殊社会生态的生动注脚。

我熟悉的知青题材，这次以《又梦兵团知青》为题，是完全没有刻意拔高的叙事姿态，它把北大荒青龙山的兵团岁月，拆成了一个个沾着泥泞、带着雪气的真实片段：扛着重机枪蹚过齐腰的涝灾田、雪夜里一路唱着兵团战歌赶回去读借来的禁书、粮囤里撞见偷偷幽会的恋人、为了病退返城互相传授改病历的土办法……没有空泛的“青春无悔”口号，也没有刻意渲染苦难的悲情，却把那代兵团知青夹在“亦军亦农”的纪律与滚烫的青春欲望之间的拉扯，写得格外真切。

它最珍贵的价值，是补全了很多知青叙事里被忽略的细节：和插队知青不同，兵团战士有枪、有固定薪饷，却也在半军事化的铁律里，把青涩的爱恋熬成了需要有人主动背下“流氓”帽子的牺牲，最后又在大返城的浪潮里，用互相帮衬的“小聪明”，完成了和那片黑土地的艰难道别。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细碎往事，最后都落在“常梦回青龙山”的收尾里，让所有的沉重、不甘与怀念，都变成了一代人刻在骨血里的记忆回响。

作为从知青岁月走来的作家，在我年近花甲才正式踏入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却凭借几十年新闻与文学积累的深厚生活基底，走出了一条极具个人辨识度的世情书写路径。我的小说始终扎根于本土烟火，以非虚构般的纪实质感，打捞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里不同阶层普通人的生存轨迹，在不动声色的叙事里，完成了对一个大时代的鲜活文学存档。
整体来看，那些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没有花哨的叙事技巧，文字朴实厚重，带着老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锐观察，在日常人情的褶皱里藏着对时代的深刻洞察，最终形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带着烟火温度的城市文学记忆以及对那段知青生活的独特追忆。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

研究会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编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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