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6年的上半年，我们66届初中生面临毕业分配，在正式分配前，当时学校号召学生报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我班有许多同学报了名，我也是其中之一。为了表示我们的决心，在学校召开的表决心的广播大会上，由我代表我班报名的同学表了决心。我记得在这之前的好几年，上海每年都有不少年青人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过那时去的都是一些社会闲杂人员，不是在校学生，我们当时叫他们“社会青年”。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不知何原因，也许没考上初中，也与他哥哥一起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次到学校让学生报名去，我觉得好像还是第一回。我们班当时有少人报了名，他们为何报名，可能每人情况不同，动机也可能不同，不作具体分析。但我认为除了单纯之外，不能否认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也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学习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正是高潮，社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形成风气，在青年学生中更是如此。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指出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了有志青年追求的方向。毛泽东提出的“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成了大家奋斗的目标。雷锋同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境界，成了大家向上的动力。我记得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年青的一代》，讲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我们同学就看了好几篇。大家不是不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苦，而且路远，我记得我们要去的是新建的农三师，在喀什，在新疆的最西边。从上海坐火车到新疆后，再坐汽车还要好几天，其艰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也没在乎这些。只是后来由于文革的开始，毕业分配暂停，到新疆去自然也中止了。多少年过去了，因为这是一段时间很短的小插曲，也不当回事。

        今天重提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说我们当时做得有多么好，而是觉得当时这种要求上山下乡的行为应该说是一种追求进步的思想，无论时代怎么改变，我认为都是正确的，都应该值得赞扬。如有人不看到这种思想，或故意要否定这种思想，那都是不客观的，都是违背历史的。今天重提这段历史，也不是说我们想与谁争论，历史如何评价我们个人，那都是无所谓的，微不足道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这件事，对历史，对社会，对后人最好有个交代，尽量用事实把真相说清楚。如果有人想要全面否定上山下乡，不管客观事实，硬是喜欢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相连，说它是文革“产物”，那就应该问问他，什么是“产物”？他们一定忘了，如果要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产物”，那么必定有一个前后顺序问题，这就如子女是父母的“产物”，他不可能生在其父母前面一样。上山下乡也如此，如果要说是文革“产物”，那么在文革前就不能有上山下乡这种事，这才对头。像我上面所说的1966年报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的事，大家不会怀疑是发生在文革之前吧，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呢？更不要说，在这之前不知有多少青年已经到了边疆农村。有人看问题，喜欢随心所欲割断历史，这怎么会有正确的结论呢？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上山下乡没有一点问题。我在《知青精神与对错无关》的日志中，肯定了知青精神的同时，也指出了上山下乡在其发展中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当年，在“一片红”的号召下，几乎把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知青都送到乡下去，那就过头了。它剥夺了知青的选择权，影响了一些知青的人生发展，这是一个文明社会不认可的做法，所以一直遭到人们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它也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大学停招，真接影响了国家对人才的培养，对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无可估量的。我觉得文革中把太多的知青都送到了乡下，这肯定是错的。如果不是这样做，还是原先部分青年报名去，今天还会有谁能说错？错的政策是否都要否定呢？这里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政策本身就是错的，那是坚决要否定的。一种是政策本身没错，只是做的时候过头了，那我们只要改正其中过头的部分，就行了。比如我们在土改中，有些地方打击了中农，这就错了，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土改，说土改错了，不能搞了。其实只要把错的地方纠正过来，土改还是要继续搞的。上山下乡也是如此，它也错在过头了，只要把错的地方纠正过来，上山下乡还是要坚持的，但形式可能要有所改变。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如果真理它向前走了，那怕多走一步，就是错误。政策也是如此，它过头了不是左就是右。所以我不否认上山下乡有错，它的错也确与文革有点关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上山下乡很早就有，是正确的，但它在发展进程中刚好遇到了文革，让大批知青没有自己能选择的情况下到了边疆农村，文革在客观上是加速了这种错，因此是错的。但我认为上山下乡这种过头与文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计划经济年代，当时如果没有文革，也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国家要包这些人的分配，我更认为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什么时候都是错的，不能认为它如果不是发生在文革就是正确的。如果当初没有文革，我们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能说有错，但如果搞“一片红”，那肯定也是错的。因此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非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的错绑在一起，用否定文革来否定上山下乡，而是实事求是指出它的错误更好，更有说服力。
         产生“产物论”这种思维，有它自身的原因，在人员上，我觉得当时确实有一些人怕艰苦，不愿到农村边疆去，但又不得不去，心中有些怨恨。他们认为自己一生的不如意全是上山下乡造成的，所以总想否定它，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他。但我认为，我们看问题不能光从个人情感出发，而是应该实事求是，从更广的视野来观察问题，不能因为个人不喜欢，处处找理由来否定它，我觉得在所有否定的理论中，除了罗列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许许多多苦难的“苦难论”外，那“产物论”也许就是最好最方便的理由了。这种思想方法，其实是一种主观主义，是一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方法，先认定你错，然后再想办法来证明你错，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是不应提倡的。如果说我们与《苦难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不是承认不承认有苦难，而是把苦难作为否定上山下乡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那么我们与《产物论》的最大分岐就在于，不是不承认文革对上山下乡有一定的影响，而是把上山下乡完全说成是文革的结果，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每个人对自已的人生说“无悔”与“有悔”都很正常，当然也包括上山下乡，可悲的是，有些人只许自已说“有悔”，不准别人说“无悔”，别人一说“无悔”就要说别人为文革翻案，这就不正常了，也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写本文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搞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正视听！

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