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6节 44\《大廖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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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廖叫廖富良。给人的印象是又富又良。“富”是说他已是百万富翁，家财殷实。同时，上海有一套动迁工房，江苏老妻乡下有一幢新式私人别墅，宁波老家有一座祖传老宅。“良”是他赞助曾经插队落户过的贵州希望小学，一捐就是十万八万；还在贵州当地招工到他江苏的厂里干活，解决了贵州第二故乡几十个年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第二故乡的当地人把他当凯旋的英模，走的时候敲锣打鼓用警车送他。
他从江苏退休回到上海，在社区组织的老年居民旅游活动中，慷慨大方，掏钱宴请所有小区居民。早在十多年前他家住房困难时，想违章搭建，居委干部征求周围邻居意见，邻居竟然一致同意老廖违章盖二层楼房改善居住条件。邻里关系口碑极好。
大廖年过六旬头脑却格外灵活，他现在一家证券公司大户室里有个人席位，粉丝无数。每天跟在他后面买进抛出的人一大帮。高兴的时候，中午休息时候，或者股市暂时没什么走势要分析的时候，他会打开话匣子，聊聊他一路走来的不凡经历。听得人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仿佛大廖是外星来的。
谁知大廖竟有极其坎坷悲哀的童年和不堪回首的艰辛人生故事？
一、出身不好 父亲服刑
大廖解放初出生在宁波乡下。爷爷曾经是宁波当地大财主，有良田百亩，财大气粗肯出头。日本人来了他拿钱为村里买太平，给日本人送钱送粮保住了很多乡亲的命，被选为保长。土改时怕被共产党批斗逃往上海。于是幼年的大廖和父母也随后一起到上海找祖父团圆。他们找到了宁波老乡，在闸北棚户区搭个草屋住下。
可三反五反中，当过老保长的祖父被抓走，死在监狱。父亲廖财根也被定历史反革命罪，被关进提篮桥。他虽却连天喊冤却无人理睬。
大缪父亲廖财根喊冤其实还是有道理的，他掩护过新四军。
那是在宁波乡下的时候。一次新四军东江纵队一个支队长为躲避日本鬼子抓捕逃到他们村，见廖家是名门望族，躲进去安全些，便恳求大廖的父亲相救。老保长不在，廖财根年轻机灵，把他藏在米库里。日本鬼子来扑了空，没搜到。
几个月后日本鬼子败退，支队长半夜来敲门感谢廖财根，并继续求助。他说新四军断了粮，要借大米几十担，暂没有钱，先打欠条，以后胜利了一定来还。廖财根也算是热血青年，背着父亲又悄悄借给了新四军大米几十箩筐新大米。
待老保长回村见米库里空了大半间，问儿子缘由，廖财根只好临时撒谎说自己隔夜赌博输了钱欠了巨债，无奈拿米顶了赌债。老保长也不好说什么，骂了儿子一顿。
可廖财根在三藩五反中却被担任过伪保长的父亲牵连，也打成历史反革命，判了十年刑。当然这事也是事出有因。是由于老父亲爱子心切，曾经在宁波下乡花钱帮儿子买过一个国民党的乡公所官位，是个虚职，一天也没有去干过。可是解放后被农会干部按照名单举报，上了历史反革命的榜。
廖财根虽然被判十年徒刑，但是毕竟年轻又有点文化，在里面表现也很好，积极改造思想。监狱管理干部见他根本没有当过一天伪职，确实什么坏事一件也说不出，没干过，觉得他有点屈，于是打报告上去重审，从轻改判，不到三年就放出来了。
巧的是，廖财根一出来就在报纸上看到那位新四军支队长当了市政府高官，于是就去找他。支队长见是救命恩人，连连感谢和道歉，二话不说就答应帮他证明和平反，并且答应把欠条找出来就还他大米钱。
廖财根连忙动身去宁波乡下，准备到墙壁夹缝里找出当年的欠条，这时候新四军欠的大米钱已经翻到几十倍上百倍了。不是一笔小数目，足可以让廖家摆脱生活困境了。
可是没想到，老廖回到老家，见老宅的大门被封，门上居然有人贴了几条反动标语，内容都是反共反新社会的。他只好不进去，打消了找欠条的念头。谁知他转身要回上海之际，却上来一伙人把他捆绑起来，说他是反动标语的制造者，是现行反革命，不由分说带到派出所。
廖财根知道，肯定是他老爸老保长当年曾经得罪过什么人，现在人家当了共产党的干部有权了就报复到他头上，抓他顶罪的。 无论对方怎么打他都咬牙坚持没有写过什么反动标语。 可五十年代地方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地干部徇私枉法也不少，几天关下来，廖财根根本吃不消了，只好屈打成招，说反动标语是自己写的。然后升级关押到县城里，又判了十三年。
不仅如此，廖财根的老婆-----廖福良的母亲也被作为反动分子家属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取消上海户籍，到原籍江苏老家务农。
二、 童年艰辛 生活悲苦
从此大廖就成了孤儿。他曾经有个哥哥被送人。他还算好，在上海和祖母一起生活。可祖母也是寄居在小儿子即大廖的叔叔家，小叔叔有四个儿子，最小的嗷嗷待哺，所以大廖从小就没人疼。奶奶叔叔婶婶都从没有一分钱零花钱给他。
每天早上起来，大廖第一件事是生炉子，然后给堂弟堂妹买早点。奶奶关照一根油条四个弟妹分，让大廖去买，却没吃的份。大廖只好把一根油条先分成四份，然后从每一段上掰一小段自己先吃了，再拿回家。
要他去拷酱油。一斤酱油他分十次买，每次只买一两，四舍五入，每次少收一分钱，买一斤总共可以多出八分钱。为攥八分钱他要在一两天里跑遍虹口十家酱油店。买一次，回家倒出来，再拿空瓶去重新拷。一个月下来，光买菜买日用品也能省下几毛钱。
将近一年的挖空心思，不满九岁的大廖竟然挣三元多买一件大翻领球衣，以免自己受冻。可是奶奶追问他哪来的钱买的，他不说，奶奶把他一顿毒打。
这以后，大廖再也不敢费心思克扣家里给的钱，只好出去小偷小摸，十多岁居然成了远近闻名、流浪孩子的头。
大廖进了中学。才读了不到一年，门门课从来没有及格过，文革开始了。于是正好出去串联，打打杀杀，白吃白喝，到外地走走，混了好几年。
三、投身革命 上山下乡
听说到北大荒有饭吃有军大衣穿，还有工资拿，不用再读倒霉的书了，大廖写了决心书，表示与两反（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父亲）的家庭奶奶叔叔一家彻底决裂断绝关系，做个跟上时代步伐的革命青年，到祖国最远的地方建设边疆。在人民广场万人大会上，当时的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还给他们作了动员报告。大廖激动地迁了户口穿上军大衣一路高歌去了黑龙江。
不料两个月以后，珍宝岛前线局势紧张，知青队伍中为进行一级战备，挑选根红苗正的知青拿真枪到边境站岗放哨巡逻。得知大廖是“两反”子女，边疆革委会有关领导认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坚决把他从知青队伍里清除出来，让他马上回上海。
大廖只当了两个月“革命青年”，犹如一场梦，无奈灰溜溜回到上海，回到断不了关系的奶奶与小叔家，等上山下乡办公室重新安排。
几个月后，里弄干部天天在弄堂里敲锣打鼓动员下乡，奶奶催促小廖快点走，不能再留在城里了。于是大廖跟几个弄堂里曾经一起玩过、一起“望风”鸡鸣狗盗的孩子，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去了贵州农村。
大廖长大了，做出的事情更加出格。
在贵州，他第一年刚开始时老老实实在地里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出工收工，像个真正的农民。可一年下来，却挣不到几个钱，养不活自己。于是大廖不甘心这样下去，就开始了自己的另一种活法。
一是倒卖全国粮票。大廖把从上海出发时街道发给他的全国粮票，高价换了当地的粮食，尝到了甜头。于是开始了所谓的“投机倒把”之路。
但是在七十年代，私人买卖粮票和农副产品都属于违法，老廖多次在集市被抓，被游街批斗，成了过街老鼠。
回到生产队他感到无脸见人，干脆就开始了流浪生涯。他离开贵州农村，去湖南找机会挣钱。从卖鸡卖菜，卖假冒杀虫剂，倒卖木材，什么都干。
四、改革开放重获新生
改革开放以后，大廖感到机会好了，政策允许做生意了，能放开手脚赚钱了，他没有回上海像一般知青那样服从街道安排到工厂当工人，而是到处淘旧货，做买卖，还自己买来零件拼装电器，到外地去推销，一点点富裕了起来。
他不辞辛劳，多次北上内蒙古，销售沪产收录机。赚到了一大笔钱以后自己到江苏乡下开了木器家具厂，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在八十年代后期又开始了买股票， 逐渐发了财。
从六七十年代的小混混，到八十年代下海经商，到九十年代遵纪守法，合法经营，大廖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
在他事业有成以后，还开始了为父亲平反之旅，走访有关部门申诉，终于为冤屈几十年的父亲讨回了公道。
大廖多次回到第二故乡，看望当年的乡亲，感谢他们的情谊，请大家吃饭，给小学捐款。他更不忘记知青朋友，经常在上海请客叙旧。
五十多岁时，大廖得了癌症开了刀，经历了死而复生的经历后，开始回首自己的人生，和重新思考人生。他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朋友们听，把挣钱的方法告诉别人，开讲座，办辅导，捐资助学，平淡地过好剩余的日子。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日子好过了，我知足了，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