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当知青的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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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的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邹贤良
曾经有人问我：“你这一生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下乡当知青！”
其实，从1972年5月下乡到垫江县农村，到1974年12月被重庆市农业学校录取，我只在农村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而这两年零八个月的经历却让我终身受益，至今回想往事，依然心潮澎湃。
行路与梦想
当时我家经济十分困难，父母亲的月工资加起来才五十几元，要照顾三个知青和一个在乡下的大哥。所以，每次返回生产队的路费和一个月的生活费，母亲只能给我8元钱。
从我家到我落户的生产队，有两种走法：一是从朝天门乘船到长寿，再从长寿县城乘车到垫江县城，再乘车到高安镇，最后步行到生产队；船上必吃一碗1角钱的咸菜饭，共花费3元7角。二是从重庆长途汽车站（现今的江北观音桥北城天街处）直接坐长途客车到垫江县城，再到高安镇；加上公交车费1角，路上吃饭2角，共需花费4元6角。
为了节省9角钱，我选择第一条路线。为了再节省从垫江城到高安镇的3角车费，我常常再多走二十几里路，即从垫江县城一直步行到生产队。从长寿坐车到垫江城，到达时是下午五六点钟，我几乎都是摸黑走完回生产队的最后一段路，在坡坡坎坎的乡间小路上，背负行囊，艰难行走。
不知有人坐过“东方红101轮”的五等下舱没有？该层舱全部淹没在江水之下，是轮船最底层，铺上草席让乘客席地而坐。舱里不见阳光，空气不流通，遍地污秽。在这种地方要呆4个小时以上，就是为了省几角钱。
每当我默默坐在五等下舱里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让我和家人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就是在那乡间小路的艰难行走中，我一步一步地坚实了自己的人生脚步；就是在那黯淡憋闷的五等下舱里，我放飞了自己的梦想。
回城十二年后，我出差去上海，自费坐船黄浦江一日游，购买的是特等A舱票，票价比最便宜的高出5倍。坐在豪华而视野开阔的游览船特等A舱里，想起当年坐“东方红101轮”五等下舱，我心里一笑：因果轮回，如果没有当年坐五等下舱的困苦，就不会有今天坐特等A舱的潇洒。
独居与读书
由于我是挂钩去垫江县下乡落户的，生产队只有我一个知青。队里将一间破烂房给我居住，住房建在一片坟山中，被几十个坟墓围着。房子的原男主人在下暴雨补漏时被雷电劈死，女主人改嫁后又暴病身亡，于是被视为不吉利的“鬼屋”，连农民都不愿意来住。
幸好还有一位孤老住在我屋子的另一头，偶尔可以说说话。但老人经常外出，我就只能一个人住在这坟堆之中了。
孤独也并非全是坏事。因为孤独，两年多的知青岁月里，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光下，我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1-3卷、《哥达纲领批判》、《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社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选集》1-4卷及其诗词等马列主义名著。
这些书伴我度过无数长夜的孤独寂寞，让我受益匪浅。我个人认为，马恩毛著作的科学性、严谨性、学术性、启发性是前无古人的，现今西方学术界仍然把马克思等尊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巨匠之 一，是十分客观的。
我回城后四十年中，一直坚持在农村时养成的读书习惯，长期自费购买各类书籍。现今我个人藏书有3000册左右。读书使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土木建筑设计施工工程师，我个人的社会及自然科学知识面也比较宽泛。
饮食与成功
下乡时，生产队分配给我的粮食根本不够吃。顿顿吃大米白面是不可能的，杂粮、蔬菜和主粮混煮，勉强吃饱肚子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我们那里是平坝地区，除了缺粮，对我而言更严重的是缺柴。农民们不畏艰辛，去70里外的山上挑煤来烧。我没有足够的体力承担这往返140里的挑煤活，煮饭主要是靠烧生产队分的粮食桔梗。谷草是最差的燃料，一进灶就燃完，剩下一大堆草木灰。黄豆梗火力最好，但分到的数量很少，像宝贝一样珍贵。还有胡豆梗、豌豆梗、包谷秆、麦草等火力一般。终归是数量不足，我一年要缺5个月左右的柴火。
为了节省燃料，我想办法多做干咸菜和泡菜，所有的新鲜蔬菜都和饭混煮，一锅熟。我用大米来烘豇豆、四季豆、南瓜、洋芋、红苕、芋头、竽儿等，做成各种蔬菜饭，总结出了独到的“菜烘饭”的技术技巧。不是吹牛，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做出既好吃又富有营养的“菜烘饭”来。由于没有柴，在农村两年多，我洗脸洗脚洗澡均是冷水，哪怕是寒冬腊月。
即便如此，为了节约柴，我每年还要去农民家“搭伙”几个月。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不好过，农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搭伙的农民是生产队最勤劳也最富裕的家庭了，照样是每顿几碗菜粥一碗干饭度日。有时晚饭能有一小碗咸菜熬汤煮的干面，便是美味佳肴了。农民们普遍只吃两顿饭，晚上就硬饿。那一年四季饥肠辘辘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没有地窖贮藏红苕，每年秋冬时节，我在回重庆过春节之前的两个月左右，天天顿顿只吃红苕，蒸、烘、煮、炒轮番上桌，一颗米不沾，连红苕稀饭都舍不得煮。那几十天肚子里只有红苕！为了填饱肚皮，我起早贪黑地开荒种菜。南瓜种得最多，自种的老南瓜每年至少有50个以上，这家伙能贮藏较久，又能充饥填肚。人说菜当三分粮，我至少是“菜当五分粮”，把胃都撑大了。
由于长期严重缺乏营养，1974年离开农村时体检，我的体重只有92斤（后来体重曾达到150斤），并且一接触到红苕和南瓜，我的肠胃就发出拒绝接受的抗议。
这样艰苦的生活也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回城后近十二年时间里，我多是从事水利水电工程野外勘探测量工作，爬山涉水，全是步行，体力消耗很大，必须饱得饿得、不怕冷又经热，才能胜任工作。由于有当知青的艰苦生活磨炼，我应对自如，从没有畏过难、怕过苦，而且工作成绩优异突出。
1980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流时，单位派我去参观学习——由重庆市水利学会组织，我单位只分到一个名额。1984年我被评为全国科协先进个人；1988年破格获评中级工程师技术职称，并荣获1988年度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我主持的两项科研成果荣获重庆市渝北区科技成果二等奖。
2008年4月我患早期胃癌，胃被切除三分之二。事后，主刀医生对我说：“你个子虽然小，但胃比一般人要大将近一半，切了三分之二都不比别人小。”也许得归功于当年的红苕和南瓜吧？
因此，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在农村当知青的艰难困苦磨练，就没有我后来的成功。
穿衣与节俭
我在农村的两年零八个月里，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原因是家里穷，在农村我也挣不到钱。
妈妈在餐厅当厨师，起早贪黑，没时间做针线活，又买不起，我们只好一年四季打光脚。春夏秋尚可忍受，冬天满脚都是冻疮冰口，一沾地钻心地疼。我在整个小学期间都是打赤脚。读五年级时，班上组织优秀学生去西区公园游玩，我仍然是光着脚去；集体照相，我将光脚藏在同学后面。直到1966年小学毕业后，我才第一次穿上了胶鞋。
我下乡时的全部衣服是：棉袄绒衣各1件，半旧外衣外裤2套，内裤2条，胶鞋1双，没有袜子。只有一床5斤重棉絮被子，365天都不换；只有一床旧竹席，没有草席和床单。
我在农村穿的，春秋冬三季只能蔽体和勉强保暖，一到夏天就上身赤裸，只穿一条内裤干活。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如腊肉，与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区别。赶场时，很少有人相信我是下乡知青。
有一次劳作太累，点着一支烟倒在床上睡熟了。烟头把铺盖棉絮燃了一个大洞，手烧痛了才惊醒。我至今保存着那床烧了一个大洞的棉絮，以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四十年过去了，那缺衣少鞋的年代我始终铭刻在心，愿我的子孙后代也记住先辈们的艰难岁月。
劳作与收获
干农活对从小生长在城里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那时，几乎所有农活都极其消耗体力，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干体力活实在是很艰难的事。
我们队每天出三次工：早工、上午工、下午工。天一亮就上坡，大约要干2小时。农民家有人不出早工在家做饭，收工回来就吃。而我一个人，收工后才生火煮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十分难受。吃完饭马上又要出工，锅碗都来不及洗。到下午1点半左右收上午工，煮午饭吃。午饭后又出下午工，傍晚才收工。还要去自留地干点活，天黑尽了才能回屋煮饭休息，累得一身像散了架。
垫江农村施肥，不像重庆郊区用粪勺，而是用一种像大茶缸的陶土罐。使用这种工具淋粪，优点是能将粪水浇到农作物的根部而不四溢。但手上却沾满粪水，很臭，洗都洗不干净，第二天都还有臭味。弄不好手脚还会中“粪毒”，又肿又痒，抓得流黄水。
一年当中最苦最累的要数割麦子、栽秧子的“双抢”季节，累得睡下去就不想起来。挞谷子顶着酷暑烈日，汗流如雨，缺乏油水，心中发慌。农民们尚有点腊肉可吃，我连油腥都无一点，真是苦不堪言。秋收后要挖干田，准备种小麦等，全靠人一锄一锄地把一块块泥巴挖翻过来，手上不知打了多少血泡，最后形成厚厚的老茧。犁田和耙田一身汗、一身水、一身泥，还有蚂蟥叮咬，流血不止。
我一直是认真干活，做的工分却只够分口粮，没有分到过一分钱现金。每天出工完了，还要把分的粮食、柴火背回家。一个人单独在农村过日子真是艰难万分，但我咬紧牙关，一步步挺过来了。自留地也种得比较好，吃菜能自足。真正学到了在艰难困苦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各种本领和智慧。
我的耕耘有了收获。1974年10月，我入了党，并被评为垫江县劳动模范。
1976年底我到渝北区水电局工作后，在单位以吃苦耐劳著称，工作从不挑三选四，而且干得很出色。长期坚持业余自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成绩十分优异。我工作不到4年，就担任了渝北区水电局科技股股长，时年27岁。
1986年10月，区委区府领导授命我全权负责渝北区碧津公园一期工程建设，仅用8个月时间就圆满完成该项艰巨任务。1987年，渝北区决定委任我为新组建的区国土局副局长，任职文件已正式下达。但我婉言谢绝了。
我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句话值得长期提倡。1988年，我下海到企业做建筑施工及房地产开发。通过几十年的奋斗，有了一点可以自慰的小小成就。虽然自己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辉煌，但作为一个寻常百姓，我至少做到了对社会、家庭、朋友及同事问心无愧。
怀念与感恩
回城四十年来，我时常怀念农村的岁月和可敬的乡亲。那时候，许多农民的生存状况比我更差、更困苦，但仍然善良、执着。是他们手把手教我做各种农活，耐心细致地教我在自留地里种瓜种菜；我搭伙的主人家宁愿自己少吃一点，也要让我多吃几口。
他们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但从来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在那艰难的岁月，仍然乐观豁达，充满人性的关爱。长期的耳闻目染、潜移默化，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好品质和生存智慧。
我回城临别之际，几十个乡亲来送我，不少人含着泪依依不舍地和我告别，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生产队一个小名叫“黄牛儿”的小兄弟，替我担着全部行李走了十八里路，送我上汽车后才转身离去。我坐在车上望着衣衫简陋的黄牛儿兄弟的身影，两行热泪悄然而下，心中涌起对乡亲们的无限感激感恩。
2008年我回生产队，无偿捐了2万元为乡亲们修公路，现今也坚持接济一些生活贫困的人。因为我在农村时，贫穷而善良的农民像亲人一样待我帮我，用言行教育我改造我，让我学会一生勤劳、简朴、善良。
斗转星移，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现在我家住房300余平方米，一家三代五口有3部车，有较为稳定可观的收入，日子过得美满舒坦，我确实是在安享晚年。
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国社会这四十年充满荆棘、艰难前行的历程中，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与生命。千千万万的知青为了祖国曾经离乡背井、辛苦劳作，他们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他们忍辱负重、坚韧不拔，肩起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
（作者系重庆36中学知青，1972年落户垫江县高安区福安公社。转载《重庆知青》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