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

（三）数据的认定

        第二部分完了，今天来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质疑作者《滴水湖畔》要说数据了，那就说说数据。

        质疑作者《滴水湖畔》在此文中用了不少文字来向我介绍长征，长征精神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没有意见。他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在我的文章中讲到了长征，我说红军到达延安时，30多万人只剩下3万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人肯定做了逃兵，也有些人做了叛陡。如要统计一下，也许逃兵比留下的人更多，如果今天有人写出一本书，用详细的数字说明了当时有多少逃兵对革命的失望与失落，并取名为《失落的一代》，你能同意吗？”但我说在我的文章里说的是，少的人去了哪里，而不是长征失败或胜利的原因，如这样质疑我，好像又跑题了。

        其实作者不用说那么多，可直接问我，你没有证据证明“也许逃兵比留下的人更多”就行了，这样可以少说许多不必要的话。如他这样问倒也对。因我在文中也说过，为何一直无人来写这种书呢，我“分析下来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它说的虽是一种事实，但反映的不是社会的主流与本质，是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因为这方面的书可能无人写，所以数据少或没有也是有可能的。

        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中国共产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拆，就是不说数据，大家也认可，为什么，因为这已是一种常识，常识是已证明过，或者说，是大家共识的，就不必再用数据来证明的，革命为何有曲折？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觉醒，会有这么艰难曲拆吗？这是一种常识。因此在中国革命初期出现大量的逃兵与叛徒，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事。我文中说到长征，只是因为大家对长征熟悉一些，其实在长征以前，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如“四.一二大屠杀”，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但党员也少了很多很多，人到哪里去了？除了牺牲，难道会没有人离党脱党？我们从电视剧上可以看到：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路上，不继地有人离队逃跑，到最后剩下不多的人，如逃兵有多少人没有数据，但国民党杀了多少人，也许能查到数字，用总数与杀死多少人，相互减一减就能得出个大概。我们部队中有一大部分是从旧军队来的，意志不坚定者有很多，在革命高潮时进来了，在低潮时走了，我觉得有这种情况很正常，没有倒是不正常的。

         再说到底多少人，这里具体的人数并不影响我对论点的一种判断，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一种参考，你不信也没关系，因为人数多少，对写一本当年的《失落的一代》是没有多少影响的。就如现在“有人把这种数据收集起来，再增加一些对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情绪，写成一本新的《失落的一代》，我觉得也会有人赞同的！”去查人数多少，无关紧要，有人赞同就行！

        另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我们生活中要讲数据，有些事必须要以数据来证明，数据确是事实的基础，这是对的。但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是要讲常识，常识是一种经验，是一种积累，是一种推理，也是一种知识。常识常常是已经明知，不需要再用数字来证明的共识，如一般生活中，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难道还要一直用数字来证明：多少人吃了没事，多少人吃了有事吗？我们常说，凡有人群的地方，总有左中右之分，左和右都是少数，中间人是大多数，中间人不是稳定的，还要再用数据来证明吗？下面说到的长征中27万人都到那去了？如质疑作者也没找出相反数据来，我觉得就可以用一般常识来判断，在革命低潮时，想让他们都坚定是不现实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常识！我们有时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如果一个人生活中都用数据来判断，而不会用常识来判断问题，那他在生活中一定是个脑子有问题的人！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严肃对待历史数据

 为什么说数据未必反映本质？

 看数据（问题）的角度很重要。《失落的一代》、《中国知青史》、《我们要回家》等等知青历史的书籍，都是用了大量的数据来讲述历史的。《数据》的作者承认：“书中引用了一些中国学者提供的数据，甚至引用了国务院知青办提供的数据”。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这些数据。作者说：“尽管我没去核实，也不想去怀疑。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书中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认为此结论为时过早。”

 为此《数据》一文的作者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我感觉比较牵强。

 当年红军从30万人到延安的时候只剩下3万人的历史事实大家都明白。

 《数据》作者认为：“再拿红军本身来说，出发时是30多万，到达延安剩下不足3万，人都哪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多数人不是做了逃兵，就是当了叛徒。”

  请注意，《数据》的作者使用了“多数”这个词汇。

 我不知道作者的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数据是事实的基础。红军长征的历史有没有逃兵和叛徒？有，这是肯定的。但是按照作者的说法，这类逃兵和叛徒似乎占了没有到达延安的27万人的大多数。这样的数据显然是很不严肃的。

（北风注：30万人少了27万人，是90%，人到那去了，难道说都是烈士？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革命刚刚起步之时，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何必要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如现在共产党一号召，人民就起来了，“革命不就早成功了，那来这么多的艰难困苦，长征更无存在的必要。”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还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可见革命之艰难，不要说革命初期了。

在长征中，我们的许多军队实际上是从旧军队转过来的，如果都是坚定分子，那还要什么“三湾改编”，井冈山根据地，还要8年抗战。）

  红军的长征，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壮举。一些历史事实早就深入到人心。例如，红军在离开江西出发一个半月损失最大，湘江之战减员三万多。这既有蒋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原因，也有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部队减员最为严重。（摘自:徐焰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人民出版社）

（北风注：这里用了“减员”，没用牺牲。那“减员”的人那去了？没有回答。）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通过惨痛损失的教训，全军认识到错误指挥的危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一个转折。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成分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

（北风注：这里用了“掉队”，也没用牺牲。那“掉队”的人那去，也没回答。）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保存下来的人却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红军长征中出现数量减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但是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除牺牲外，会经受缺粮和病饿的折磨，伤病员难以随军和妥善安置，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而且难以有效补充。

 这些是记载在党史上的历史事实。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多数人不是做了逃兵，就是当了叛徒”的记载以及“如要统计，可能逃兵会比留下的人更多”的估计，希望《数据》的作者能不能告知这个数据或者说很不严肃的估计是来源于何处？

（北风注：你没见过这方面的数字，确实我也没找到这方面的数据，我是凭一般的常识得出的，如你怀疑我的说法，可以的。但我看了你上面转了那么多的文字，你也没有具体推翻我论点的数据，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只能凭常识来推断了。）

  由此我对于《数据》作者提出的一个假设抱有怀疑。怎么会有人在数据不清晰、不明确的前提下，来写写红军长征的时候的逃兵？并且也取名《失落的一代》？在这些数据根本不存在的前提下，这样的假设显然只是作者自己的一种意念。无法说服我们对于数据未必反映真实的理解。

（北风注：其实科学不能没有假识，任何科学都是先假设，因为有许多东西你根本看不到，如太阳系如何形成，没假设能行吗？问题在于你的假设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这里就是一个标准，你的假设能回答和解释别人提出的所有疑问，那假设就成立了。）

 其实，作者是想说明一个多数与少数的问题。在当时红军在全国总人口中是极少数，但是她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力量，代表了一种方向！这才是主流与本质。这是在以后的历史事实得以证明的历史。

（北风注：是的，我是想说明红军在全国总人口中是极少数，但是她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力量，代表了一种方向！同理，尽管当年为了理想主动报名到农村去是少数，“但是她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力量，代表了一种方向！这才是主流与本质。”）

为此作者还例举了“2013年春，上海图书馆举办全国知青历史巡回展，《解放日报》等对600多名下乡各地的老知青做过随机调查，结论中说认为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

我对于这个调查结果一直心存疑议？

首先是问题的设置。如占了大多数意见的前两条：“听从党的命令”和“接受再教育”。这两条在当年是被誉为绝对正确的理由的，是不容置疑的。谁要是不听党的话，不去接受再教育，肯定是会被当做破坏上山下乡的人，轻则批判、重则判刑。正如刘小萌教授在《不要赞美上山下乡》一文中指出的——

 因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几年之间，工厂不招工，学校不招生，像我们老三届的400万人在城市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怎么办？现成的思路就是轰到农村去。所以尽管它的背景是就业压力，可是从宣传口号来看，却是被高度政治化的，除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进行动员，比如，既然过去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那么就要实现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革命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这些旧式的学生下放到农村去，在所谓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培养自己，终极目的是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些口号很冠冕堂皇，当时我们这代人都觉得自己要革命，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么才能成为接班人？只有上山下乡。对知青来说，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只是任务的一方面，而通过到农村去，通过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接班人，又是一个神圣的任务。可这还不是极端的表述，最极端的表述发生在7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肆虐全国，随着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愈发极端和昏聩，到70年代中期就把上山下乡运动拔高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措施。

 在这样高压的情况下，你能说不听党的话吗？能不去“接受再教育”吗。如今知青们的回答一点也没有错，这样的回答恰恰是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真实。离开了这个背景来说明“认为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显然是不顾历史事实的。

另外，调查的对象究竟包括哪些人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几十年过去了，知青们在大返城以后回到了城市，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到今天，每个人的结局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我所接触到的知青朋友中，对于类似的回答绝非是《解放日报》的调查结果。

 对于这个结果，作为一种参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一种依据，似乎有点牵强。

（北风注：对解放日报的调查心存疑议是可以的，如要推翻它，按你的说法是需要数据的，你能提供这样的数据吗？如没数据，你上面说了那么多，也只能是推论。如果你只重数据，不重常识，你首先应该不要这样来论述问题。看来推论在生活中处处在，是不能否定的。

你在上面说：“几十年过去了，知青们在大返城以后回到了城市，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到今天，每个人的结局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我所接触到的知青朋友中，对于类似的回答绝非是《解放日报》的调查结果。”那看看这个调查结果的时间就说明问题了，这个调查恰恰就是在你所说的“知青们在大返城以后回到了城市，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到今天，每个人的结局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2013年春的时候调查的，是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全国知青历史巡回展时，《解放日报》等对600多名下乡各地的老知青做的随机调查。

看来你们对知青当年听党的话到农村去很反感，不知在你“所接触到的知青朋友中，对于类似的回答”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如果说当年让你到农村去是一种高压政策，那么调查是最近调查的，人们还会受这高压政策影响，说违心的话吗？我又要推论了，可能性不大。

其实我也不很看重这个调查，对《解放日报》的随机调查我是在说到多数与少数这个问题时说的，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精神这个问题的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因为赞同与有是二回事。雷锋精神既是少数，我们为何还要赞同，还要大力宣传？这是因为，尽管先进思想或精神只能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它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社会的主旋律，选择宣传这种精神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是一种历史使命，这与多数与少数是没有内在关系的。更何况《解放日报》有一份调查显示，好像说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这里我用了“更何况”“好像”“更是”字眼，就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参考，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丝毫不影响我多数与少数问题的判断！）

 实质上就是如何正确看待历史。

 这些话题引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看待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二是如何看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下篇再探讨。

（北风注：好的，下次再谈这二个问题。

 再次说明，本文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

北风注：聂树斌案：在原审有关重要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了“常理”这个重要的裁判理念。再审判决在评判本案原办案人员当年的行为和事后的解释时多次使用了“不合常理”这一表述，具有重要导向作用。这里的常理，就是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普遍认同的道理，就是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当考量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

2016年月12月3日

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