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

（四）下乡的分岐

        第四部分质疑作者《滴水湖畔》要说上山下乡了，那就说说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感觉与这些人讨论这问题很难，难就难在，在他们眼里看来，上山下乡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上山下乡，二者是没有区别的，你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他们就说文革如何如何不对，然后就搬出大量的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往你身上套，最后就会义愤填膺地说你为文革翻案，把你搞得晕头转向。我们听起来往往相当费力，不知他们是在说文革还是在说上山下乡，这种文不对题的学风很坏，不值得提倡。

        他们看不到上山下乡长长的历史根源，对文革前早已存在的上山下乡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找文革中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把不相干的二件事硬要绑在一起说，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说明，文革的路线错了，所以上山下乡也错了。这种不看客观事实，只凭主观想像的结论是站住住脚的，退一步讲，即使路线错了，精神就能否定吗？对此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日志《知青精神与对错无关》：我觉得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在初期有过多次的路线错误，但我们仍有许多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难道我们能说他们的牺牲也错了，不是一种革命精神吗？我想路线对不对，对整个革命的前途胜败是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而对英雄献身的烈士来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为革命奋斗的精神是永存的！如果不这样认为，对烈士就是一种不公平。再退一步讲，对国民党我们过去一直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我们现在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抗日行为还是肯定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会因为国民党政府当时反人民的本质而会改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知青精神也不会因为文革对错而有所改变！”总之，我觉得对错可以不论，精神必须肯定，如果要论对错，也与精神无关！

    我们与他们根本分岐还在于思想方法上：我们认为在评价上山下乡时，一定要像评价毛泽东同志一样，全面，客观，历史地看问题，不能只看文革中那一段，还要看文革前的那一段历史，虽说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下乡，所以有些人一说到上山下乡，也很习惯地只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后的那一段历史。这可以理解，但你要进行历史研究或理论探讨，却不能那么简单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开始于文革，与工农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相关的。自从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用城市爆动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当时苏联的经验成了各国共产党学习的榜样，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当时有不少人热衷于搞城市爆动，想用城市爆动的办法来带动全国的革命，犯了许多错误。只有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人阶级力量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相对薄弱，革命成功一定要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在当时中国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广大的农村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中心，你要搞革命不到农村去能行吗？中国的革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与农村工农相结合是一条通往胜利的路。全国解放以后，不断有进步青年因为农村艰苦，要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英雄是那个社会的主旋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选择，在那个年代都是把它当作学习榜样来颂扬的，也没听到有人像今天这样说它不对！

    为何会发生变化呢？不可否认问题出在文革，在文革中搞了“一片红”。本来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是一个高境界的行为，你现在让人人都去，它肯定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所以我说：“如果人人都说上山下乡好，那社会上雷锋就会很多，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了。”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在学校没有好好读书，在农村没有好好干，稍有不满，就发牢骚。现在有些人把这种个人不满故意扩大到对社会不满，更有个别别有用心者借机兴风作浪，想通过此来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觉得文革中“一片红”确实有点过火，我也不赞同如此做，但它不能作为我们否定上山下乡方向正确的理由，今天有人要到农村去，我们能说他的选择是错的吗？

    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一项政策是本身错还是执行错，如执行错，是不能用来否定本身性质的。如当年我们搞土改工作，也有执行上的错误，之后我们纠正了扩大化错误，土改不是照样进行吗？上山下乡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在文中指出：“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强调看问题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也就是看上下乡不只是看文革一段，分析原因不能不看当时的社会背景，要下结论不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

    只要你仔细研究他们否定上山下乡的理由，尽管说了许多道理，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二点，一是让知青吃了这么多苦的，我要回家”的《苦难论》，二是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的《产物论》，尤其是《产物论》。他们把对文革的批判，全部搬到了对上山下乡的批判，并“自作聪明地认为，我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上山下乡！”针对他们的否定上山下乡的二大理论支柱，我提出了：“如果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不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就不能算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为何不赞同《苦难论》，因为它不能回答，有了苦难我们就能否定红军长征吗？我为何不赞同《产物论》，因为它也不能回答在文革前上山下乡怎么算？”遗憾的是，跟在后面的一些人，对此理论问题讲不出多少理论根据，只是盲目地跟在一些人身后起哄！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这是一个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话题。《数据》的作者从法国人潘鸣啸写的《失落的一代》谈起，当然是不会回避上山下乡这个话题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数据》一文的作者认为：“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根本上讲，与时代背景分不开。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

 我们经历的上山下乡是带有“强制性”的，这是实话。这确实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必然，更为重要的是“文革”的倒行逆施所带来的恶果。

 作者还认为：“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文革远没开始时，上海就有一大批人去了新疆，因此没有文革，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所以我们今天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

  这里的表述有点混淆是非。

 我认为，对于有没有“文革”与有没有上山下乡，是个伪命题。在中国1949年以后发生的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到了“文革”，由于始作俑者的倒行逆施，政治因素加之到了崩溃边缘的经济，才产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何以见得？

 中央党校教授郑谦在2013年发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题》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 1968 年底至 1969 年上半年骤然达到高潮，仅 1969 年年初的一个半月就有 155 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下乡。到当年 4月底，全国有 405 万知青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当然，不论是从规模、组织、性质还是从后果等方面看，此时的知青下乡与“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知青》杂志2014年第二期56页）

郑教授进一步指出：产生这场高潮的原因很多，但最应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 “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设想。在毛泽东看来，从 1968 年下半年起，以造反、夺权、打倒 “走资派”、“天下大乱”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已趋于结束，他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达到“天下大治”，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巩固这场革命 “胜利成果”。这是他继 1958 年建立理想社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尝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建立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就是当年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的主要因素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与“文革”前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上山下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存在于与“文革”前期上山下乡相同的经济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政治原因。

（北风注：本文质疑作者分析了为何要上山下乡的原因，其中也同意了我关于强制性的说法，我觉得很好，这也能解决一部分反对上山下乡的同志的一些思想问题：这些人们总认为当年没有选择。因此心中有抱怨。

作者进一步认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到了“文革”，由于始作俑者的倒行逆施，政治因素加之到了崩溃边缘的经济，才产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这原因我没有研究过，不能说什么，但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央在否定文革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同志。因此你的一些用词，我觉得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总书记“两个不要否定”的思想，这是我不能赞同的，我想无论什么原因发生上山下乡，总不会是领导者主观上想破坏社会主义吧，文革再错，并不影响知青中那些为国奉献，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知青精神。）

《数据》的作者举了“文革”前上海知青去新疆的例子，只要看看知青大返城后，政府在解决“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与“文革”前去新疆的知青问题的不同政策就可见一斑了。前者，基本同意回城；后者是有条件的逐步解决。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的时间与原因不同。这才是“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可以说，如果“文革”不结束，也就是《数据》作者讲的计划经济不终结，上山下乡肯定是会持续的。在“文革”被彻底结束以后，知青开始觉醒了，掀起了大返城的浪潮，上山下乡才被终止了。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史实。而“因此没有文革，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结论则显得有些有些牵强了。

（北风注：我在我的文章中写了“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远的不说，就说在文革还没开始时的1966年，当时并无“接受再教育一说”，但上海学校就有一批人动员去了新疆。”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上山下乡在文革前就有，因此有人老说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就排不上号了。另外也说明上山下乡已从社会走到学校了，没有文革，你就能保证一定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那只能说明你当时做学生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当时时代潮流不了解。

至于说到新疆知青政策上的差别，政策是人定的，如这样规定，我觉得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不公平。时间和原因不同，不能改革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基本性质，现在听说这方面政策有调整，这就对了！不知为何，我们有些人对真正的不公平，他不反对，对方向正确的上山下乡却百般不满，说明了什么，至少缺乏了一种客观看问题的态度！）

“文革”期间为什么会发生将近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呢？人们进行了许多研究。

 刘小萌教授认为：我觉得上山下乡总的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共建政后几十场政治运动，包括现在面临的诸多积弊，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定位。

刘教授进一步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在五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青年在就业、升学问题上遇到了空前困难。再进一步说，为什么就业、升学出现了空前困难？就归结到前面提到的，当权者通过所谓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把人员的就业、升学全面控制起来，名义上是国家的“计划”，反映在实践上就是领导人个人意志的“盲动”，每一次大的盲动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形成对就业、升学的严重冲击。

 刘教授认为：为什么说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因素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执政的前二十年，就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国内的政治趋向基本是日趋极左。从50年代开始搞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然后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国家机器日益亢奋，但是他还不罢休，到66年又发动文革，十年浩劫！以此为背景，他的极左思想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也得到了最淋漓尽致地暴露。比如说，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当时动员上山下乡的理由还比较平实，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既然国家有困难，年轻人就应该分担，所以有一部分人需要到农村去。当然也会给上山下乡贴上一些绚丽的标签，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啊，不过与后来的宣传比还是比较平实。但是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提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正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教育领域。他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而且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他认为中共执政前十七年，即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在统治学校。所以对这个制度要彻底砸碎。对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从小学老师到大学老师，他的定性很简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学生，他提出的任务就是进行“再教育”。所以毛泽东在1968年发动知青上山下乡高潮时，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此上山下乡运动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被高度的政治化，尽管在它的背后还是有就业的巨大压力。

（北风注：这一段好象有点重复，前面不是已分析了为何会产生上山下乡，现在又来分析，是不是多余了，刘小萌教授的看法不知能证明你什么观点？无非是想证明让你到工厂去对了，到农村去错了。我关心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说的算不算是一种数据，有没有权威性，如没有，你不是在浪费时间，多此一举吗？你把刘小萌教授的话当圣旨，这不好，还是多学点经典著作好。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无论你如何分析，尺度一定要注意：“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因为我们有些政策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它适应当时的情况！）

 我为什么要大段引用这些专家学者的论述呢？因为我感觉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意见早就公之于众，如果你仔细读读，理解了这些看法的，就不会出现类似《数据》一文作者对于上山下乡实质问题的认识。

 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反映了如何看待“文革”！

 否定“文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早就明确的。

（北风注： 你说“否定“文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奇怪，好象没有人与你讨论文革，不要忘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文革，而是在讨论如何看待上山下乡，因此问题的中心不在文革，而是在如何看待上山下乡，看来本文作者没有多少自己的理由说服别人，最后还是逃不出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这一框框。）

  尽管《数据》一文的作者认为：分析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但是如何认识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我们分歧的焦点。关键是对于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如果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就很容易搞明白这样的问题。至于说计划经济是造成上山下乡的原因之一，只有搞市场经济才会避免上山下乡，真实地说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是真正挽救中国（包括知青）的一条道路开走了。至于说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的问题，就要看政策形成的出发点。“文革”期间，在政治和经济都处于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好的政策？唯有1700万人上山下乡的下策了，根本谈不上有好的一面。当大方向出问题了，是不可能有惠民的好政策的，这是人所共知的简单道理。

 （你说“我们分歧的焦点。关键是对于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如果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就很容易搞明白这样的问题。”我听了半天，也没明白你说的问题，对上山下乡是怎样来的，我很明白。是文革让你觉得上山下乡错了？那请问什么原因能让你觉得上山下乡对了，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你为何不分析？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想上山下乡，所以在你们眼里上山下乡无论怎么做，本就不会对，所以说再多的原因也不会改变你们不想上山下乡的行为，在这里空谈原因有何用，无非是想让你们不愿到艰苦地方去的行为找点理论根据，心里好受些？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政策也不例外，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还要怀疑？其实这与出发点无关，难道资本主义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文革期间，大方向出问题了，没一点可取之处？那么请问，原子弹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有没有可取之处？

最后想推荐一段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记忆”栏目在2014年7月14日，7月15日，分别播放了主持人秦天采访知青方子歌、孟繁贵、李秀人、杲文川等知青的访谈节目，《他们的名字叫知青》上下集。听听其他知青是如何看待上山下乡的，我觉得有人总生活在自我的圈子里，出去多看看是有好处的！点击后面的标题就可直接观看视频：《北京记忆》我们的名字叫知青

  北风注：再次说明，本文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

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