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节 我的后知青时代之三、房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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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里，领导和同事都说我是个好青年，好同志，好干部，我干得再累，心情也是舒畅的。那时候从不考虑工资报酬，也从来没有什么奖金加班费。白天黑夜地干，只为做好工作，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但回到家里，却无法心情舒畅。这倒不是父母家人和我有什么矛盾，主要原因是与我们隔壁邻居无法解决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人气愤，窝囊，闹心。
我家原有一套两室户的住房，是父母结婚的时候厂里分的，住了十几年了，我们三兄妹都在这里出生、长大。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父亲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单位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实也就是他在上大学实习期间被临时抽去当了几个月英语翻译），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父亲单位并没有为难他，即使是监督劳动拉黄鱼车铲铁砂，，也还有许多好心的大妈暗中帮助他，而且他大部分时候也还是为车间解决技术问题，因为父亲是比较权威的老工程师。
可由于我们家的住房已经划归海运局管，海运局造反派便贴出通告，强行勒令父亲让出一间住房。他们半夜开来一辆大卡车，满满一车人全副武装，戴藤帽持长棍，猛敲我家的门说，必须在三天内让出住房。
我哥哥当时虽然只有十五岁，却勇敢地和造反派据理力争，说宪法保护公民的住房权。没想到造反派抓住他乱打，还说，你们是什么公民，是国民党反动派。
父亲为了省事宁人，被迫答应让出房子。
第二天父亲向厂里领导汇报，厂领导派人与海运局联系，而海运局有关人员对父亲单位说是我们自愿让出住房的。厂里明知不可能，却对海运局房管部门的造反派无能为力。
于是我们一家五口被迫挤住在一间十七平方的房里，并与抢占住房搬进来的造反派小头头合用一条走廊，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造反派夫妇俩真是一对活宝，一个膀大腰圆满脸横肉，活象个凶神恶刹，一个诡计多端皮笑肉不笑，简直像个妖精。我们的邻居给他俩起了外号，一个叫猪猡，一个叫狐狸，可见群众对打砸抢的人的怨恨。他俩恨不得我们这套房子全归他们，把我们彻底赶出去，便经常恶意咒骂攻击我们家人，说我们是国民党反动派。
我们三个子女陆续离家之后，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在我母亲去北京小姨家探亲期间，他们有预谋地趁我们家只剩我父亲一人之际，冲进房来，寻衅闹事，反锁上我家房门，对我年老体弱的父亲拳脚相加，狠命地欺负他、侮辱他，对准他的小腹乱踩，把父亲打得躺在地上痛得直叫救命。
父亲的呼救声被到被称作“棚户区”的隔壁弄堂里几个好心的苏北籍年轻人听到，闻讯赶来，踢开大门，才救了父亲一命。那几个青年说，一看就知道谁不对：两个年轻的打一个老人，算什么本事？再有理，也用不能冲到人家房间里关上门打人，何况有单位有组织的，有什么矛盾不好解决。
平时我们弄堂里的人们对棚户区人有些歧视，但关键时刻，还是他们敢于路见不平，仗义执言。 我们的少数老邻居倒吓得躲到一边，事不关己，息事宁人。这对恶男女竟然对人说，我们家在走廊里放了柜子，说好拿掉却不及时拿掉，他们走路不方便，他们就要打人，要给点厉害瞧瞧。
按理，像这样的邻居纠纷很容易分清是非，也很好解决，分明是两个年轻力壮的人蛮不讲理无故挑衅，肆意殴打一个孤立无援病弱的老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打人者绳之以法，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两家分开。
可在四人帮时期，这样的恶人竟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按照当时的逻辑，他们再耍流氓，也是“内部矛盾”，而我们却是“敌我矛盾”。所以他们只是作了口头上的道歉和承诺不再发生类似打人事件。甚至连医药费也没陪。这种轻描淡写的解决方法对那种野蛮行凶的暴徒，根本没有任何制约作用。
而我们的住房问题也根本得不到解决。因为由于十年动乱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使街道无法插手调解这类纠纷。那时，凡是由单位出面占据房屋引起的矛盾，均由单位解决处理。而海运局造反派自己作出的决定，难道会自己推翻？又有哪个单位会为一个“历史反革命”说话？那样不是会被怀疑“阶级立场问题”了吗？
不过，父亲的单位还是出面为父亲说了些公道话，要求对方认错道歉，希望对方单位按政策办事，帮助我们解决住房 ，因为父亲的厂里也有实际困难，没有房屋可以让我们搬出去。
可海运局的某些掌管着房屋分配和管理大权的“房老虎”，在解决纠纷的协调会上口口声声答应我们，“一有房子就给你们解决，”而实际上，却心黑到极点，只知吃拿卡要，搜刮民财，根本不为群众办实事。他们一年年新造的房子只凭少数人拍板通过，就都很快分给了那些造反派头头和关系户，普通老百姓即使再困难也难以分到住房，更不要说我们这批被强行勒令退出住房的人家。
我母亲天性单纯又善良，她相信那帮骗子骗她的话：“一定会妥善解决的”。然而，一年年的等待，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落空，使她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住在恶邻居一起，如在狼窝魔窟。
父亲被打伤后，虽然医药费由单位出，可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开了刀，很多年都没痊愈，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的摧残。
我在农村时，家里为了不让我担心，没把这些事告诉我。我回来以后，天天和恶邻居住在一起，忍受白眼，忍受蛮横无理，忍受东西被偷，忍受他们动不动把痰盂放在我们脸盆里等等恶作剧，忍受他们把厨房摊得一塌糊涂，忍受他们在卫生间洗澡洗衣梳妆打扮故意几个小时不出来，让我们无法用卫生间。他们竟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把我们家所有的脸盆全部敲坏，以示威风。
我实在气愤，向居委干部们说起，他们也很气愤，说竟有这样的人，欺人太甚，该教训他们一下。可我一个弱女孩，从小连一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怎么可能有能力跟这种流氓无赖争斗周旋？
我哥哥曾有几个好同学铁哥们，几次想帮着出这口恶气，教训他们一下；可被父亲知道了苦苦哀求，叫我哥哥不许惹祸，前途要紧，命令他回安徽农村。我哥哥忍无可忍，被我父亲强行压下去。
几年以后我们搬走之后，父亲告诉我，那女的趁男人开船出海不在家之际，经常带不三不四的人回家，因为被我父亲撞见，所以怀恨在心，拼命在老公面前诋毁我父亲，造谣中伤，以致那男的把我父亲往死里打，其实那女的比男的更奸诈阴险，那男的只是个没脑子的枪筒子。
父亲由于自己的“历史问题”，难以争是非高低，只求太平，只求早日搬出去，所以一旦厂里造了房子，哪怕再远，条件再差，哪怕是在浦东，没有煤气，哪怕是简陋的平房，也毫不犹豫地要求搬走。他说“惹不起还躲不起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知道凭我哥哥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也不是恶邻居的对手。那年头，到哪里去讲道理讲法律啊。
恶人最终还是有恶报。粉碎四人帮以后，“房老虎”们一个个都吃了官司，而我们的恶邻居在我们搬走之后，也被新搬进去的人狠狠教训了一 顿，结结实实挨了几顿揍，灰溜溜地不声不响地很快搬走了。
老邻居们都说我父亲太懦弱可欺。可父亲也有难处，他是为我们几个子女着想，试想如果他倒下，我们靠谁生活？如果哥哥血气方刚去拼命，还不是一样吃亏？如果母亲精神受刺激发病，谁来负责？
但也有邻居告诉我们，对付恶人，有时候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我们弄堂里有个新四军老干部的妻子就不信邪。她当初看见造反派来抢房子，就往家门口地上一坐，说，谁要进来，从我身上踩过去！我家老头是走资派，我和子女不是人吗？我们不要住吗？我看谁赶来！
这样一来，造反派反而不敢进去了。
当时， 我看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面有这样一条，公民的住房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不受侵犯。可在动乱年代，庄严的法律竟变得这样无力，这样被随意践踏。
在我搬出去以后多少年，我还经常做恶梦，梦见房屋被抢，父亲被打，我们被欺侮，梦见恶邻居霸占了厨房不让我们自由进出。我还曾经梦见我们的两间房还给了我们，我们终于能象小时候一样在前后两间房里奔跑了，可醒来却仍是一场空。
房子问题是我们在十年动乱中感受最深的切身利益问题。这个问题就使我们一家如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曾写信给上海新的领导反映情况。因为在我们那个居民新村，象这样的被非法占房的有九十几家，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然而我不知道，在上海，在全国，还有多多少少冤假错案，多少遗留问题等着新的领导解决啊！我们的住房问题只是小事一桩啊。拨乱反正的年代，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等着领导解决，我们的问题一下子也排不上。直到一九七七年底，父亲才终于被“落实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