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节 我的后知青时代之 四、动荡的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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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国家的政治动荡，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悲痛，我们有些团员青年哭成了泪人，说国家少了当家人，我们这些社会最低层的青年，就更没有出头之日了。接着，四月份又发生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我们团员青年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都觉得首都的群众了不起，觉悟高，悼念周恩来总理是人民的心愿。可没想到，天安门事件竟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们心里清楚，但在公开场合，大家心照不宣，都不进行议论。
有一天，北京来了人到我所在的居委会外调，了解我的政治表现，问我们领导，我有没有传抄伪造的总理遗瞩。
幸好我平时给居委干部们留下的印象很好，她们都帮着给我打掩护，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结果来人空手而归。
我感到吃惊。尽管经历过文革，但我毕竟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还有点紧张。善良好心的居委干部们说，我们不会让人家抓住你什么把柄的，你放心。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在海政文工团当领导的姨夫曾经到上海出差，给我和妹妹讲过一些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情况和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以及群众中流传的所谓“总理遗瞩”；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后，他被人怀疑审查，不得已讲出上海之行去过的地方 。海军基地便派人来跟踪追查。
海军基地的人又向我了解，希望我能揭发我的姨夫。
我自然什么也没交代。我知道“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现实状况。我的姨夫在文革初期曾经被造反派揪住头发往墙上乱撞，让他交代是苏振华黑线的人。他认为是无中生有，拒不承认，认定一个理，打死也不承认，造反派反而拿他没办法。而那些违背事实违心承认的人，却被开出军内党内。在政治动荡的时期，如果我说出什么对我姨夫不利的话，他很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一点经过文革的我是十分清楚的。
其实我抄过“总理遗瞩”，我当然明白这传抄的“总理遗瞩”，不大可能是真正的总理遗瞩，但我觉得群众中传抄的 “总理遗瞩”确实写得很符合总理的口吻和地位，其中的内容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写的人很聪明，很大胆，很有魄力。
我还抄过《第二次握手》。妹妹不知从哪里借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讲好第二天要还给人家。我和妹妹用一个通宵的时间，拼命看“第二次握手”，看后觉得不过瘾，便分头抄，而且用复写纸抄，这样可以多抄几份。我们硬是把它全部抄了下来。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小说实在是写得太好了，打成反革命真是荒谬。
在这之前，街道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曾经组织团员青年看了一出被公开批判的湖南花鼓戏《三上桃峰》，是中央点名批判的，说这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可青年们看了以后都认为，这出戏编得很好，没有什么毒。有的青年还开玩笑地说，其实这样的毒草越多越好。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已经走到了头，是完全不得人心的，人民群众经过十年动乱，已经有了清醒的头脑和很高的政治觉悟。
九月，毛主席逝世后，在街道开的追悼会上，有的团员青年哭得昏了过去。而看了中央台电视转播，大街小巷的传闻更多。即使在公园里打拳，也能听到很多议论。有人说，作为毛的夫人，江青没有一点悲痛的神情。看来只怕是想当女皇。有人说，张春桥一脸奸相，国家都是让这帮人弄糟了。有人说，华国锋接班，说明毛已经不相信“上海帮”了。有人说，“去年讲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也还有”是指谁？分明是指周总理。周总理威望这么高，也斗不过他们，现在华国锋斗得过张春桥他们吗？
我们在街道里弄工作的青年，比林彪自我爆炸时更加感到前景暗淡，不知国家将何处去，不知谁来关心我们的疾苦。我们整天忙于悼念毛主席，心情沉重。每天写毛笔，写大幅标语，使我的字练得提高了不少。
很快，我们迎来了十月。欢腾的十月使我们如第二次解放，看到了艳阳天。我每天看电视，看国家形势的变化，全家人和所有的中国百姓一样，都沉浸在喜悦中。
我觉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新的道路，我看到了我们的党是光荣的党，是充满光明的党。在居委党支部书记的动员下，我这个曾经很长时间入不团的人终于下决心，打了入党报告，我相信“唯成分论”再也不会是影响我加入党组织的绊脚石，只要我一心信仰共产主义，跟党干革命，总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是我没想到，这条道路还有多么漫长，我还要经受多么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