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节 我的后知青时代之二、在同心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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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我病退回来，亲友同学邻居们都很为我高兴，可我却不知为何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当初轰轰烈烈上山下乡，现实生活并没有让我们实现当初的理想。我们无法改造大自然，没有办法彻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甚至连自己也养不活，而且身体还被弄垮了，成了这付模样，今后能干什么？出路何在，前途何在？
病退回来的人，充其量不过是给安排到里弄加工组工作。这种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条件简陋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不光婆婆妈妈，还收入低微，“十八元万岁”，难以糊口。
我身体这么差，根本做不了什么的，年龄这么大了还要靠年迈的父母养活，实在是有些悲哀！
一想到这些，心就象掉进了黑窟窿里，不是滋味。但病退回来的人都只有这条路，有什么办法？比起在农村的知青们，至少回到了家，和父母亲人团聚，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毕竟好多了。
我虽然有些悲观，但自认为已是大人了，也不愿把想法告诉父母，想他们年纪都大了，还要为子女操心，实在不应该。
考虑到身体吃不消，我没有返回江西运行李，而是委托好友小胡小陈帮我办理了迁移手续。在等待迁户口的过程中，街道团委的两个青年干部打听到我的情况，上门来请我帮忙做些青年工作，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我哥哥从安徽回来探亲，责怪我说：身体这么差。毛病又没好，为什么去义务劳动？
我想我是团员青年，应听从组织召唤，到任何地方都要服从组织需要，这是没有什么条件好讲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又没工资，又没编制，身体又不好，为什么要这么卖力？）
我一点也不顾自己的身体是否吃得消，第二天就去街道团委报到了。每天参加开会学习，写材料，下里弄调查，组织活动，搞到很晚回家，忙得不得了，有时觉得吃不消，但我还是坚持着。有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才没有失落感，我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等我干了好几个月，才总算迁进了上海户口，正式来到街道集体事业管理部门报到，挂靠在一家里弄生产组领工资，每月工资十八元。 工作关系仍是隶属于街道青少年教育小组，“蹲点”来到一个居委会担任团支部书记，专职从事里弄的青少年课外教育工作。
收入的高低，一点也没影响我的工作积极性，因为教育青少年毕竟与自己在农村当民办教师性质相同，也是我所乐意干的。幸好父母还在上班，也不要我交饭钱，我那点收入除了看病，就是买书，很少添衣服。我的穿着一直比较单调简朴随意，大概这是那个年代比较向往“革命”的女青年的特点吧。
人说二十多岁的女孩最爱美，爱打扮，可我简直没这种记忆。我素来不爱打扮，文革后批判小资情调，打消了大多数女孩的爱美天性，我们更加穿着朴素单调。我经常穿哥哥的旧衣服。我妹妹是弄堂里公认的美丽女孩，从小到大喜欢她的人很多。她聪明活泼，也很爱拍照，留下了许多美丽倩影。而我除了初中毕业下乡前拍的那张毕业照最具青春光彩，插队以后的那些年也找不出几张妙龄倩影，最遗憾的是我在江西那些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也许是我的一脸病容和一副有点清高的姿态吧，这使我减少了许多这个年龄的女青年容易碰到的被异性追求的烦恼。从下乡起，我就喜欢如修女般独来独往，回上海探亲坐火车也常常是一个人独自走，行李再重也一个人拿。我不想因请求别人照顾帮助，而欠下别人的感情债，因而与男知青没有多少交往。
我曾看到一些女知青让男友干这干那，帮助托运家具，帮助购土产，帮助调动等等，搞到男方误以为女方对自己有意思，可到最后女方又不谈下去了，甚至频繁地换男友，我觉得很不好，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坏了女知青的声誉。
另一方面，女知青太大方随和过于热情，也都会带来苦恼。我的好几个要好的女知青同学，在江西插队时，由于比较热情助人，与男同学保持友好往来，因而她们都多次遇到男知青的苦苦追求。可那些苦苦追求者并不是意中人，再说插队期间不能自立前途未卜，谁有心思谈朋友啊，只好婉言谢绝，可往往平添烦恼。
女友向我叹苦经道，这种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因为平时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不愿伤了和气；但一旦拒绝了对方，多少都会伤了和气。 我则采取 “敬而远之”的态度， 尽量避免与每一个进出流源小学的男知青多交往。故有外队来看报纸打乒乓的男知青背地里送我一个“阿庆嫂”的外号，即“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可我连“相逢开口笑”都不怎么做得到，一直显得比较严肃拘谨。
在同心街道工作期间，我更有自知之明， 采取“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由于身体不好，我根本不考虑结交异性朋友，我不想连累别人：谁愿意找个药罐子背着个包袱？而且我憧憬有知识有修养有风度气质的人，可我周围确实也没有能让自己心仪 仰慕的人。我想，我想往的人恐怕只有在梦里才会有，在天上才会有。所以我在日记里写了一首诗《星星》。大意是我向往天上的星星，可我永远到不了星星的旁边。
几年以后，我的表妹从北京来上海玩，她对我说，像你在这样的街道集体单位工作单位，很难找对象的。我依旧一付不以为然的态度，说，很难找，就不找，我也不想找。
我觉得自己好象早就不是青年了，已经过了这个年代了，似乎已经很老了。即使和团员青年在一起学习活动，也没有什么特别兴奋，也不象那些比我小的青年那样，喜欢开开玩笑，打打闹闹，交交朋友。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开心的事情。离开了那些插队时的女友们，我很少有说知心话的人。我几乎不去想“个人问题”，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由于四人帮时期，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青少年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感到前途迷茫，青少年犯罪率很高。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教育界开展了全面整顿，开始有了一些起色。
为了减少青少年犯罪率，一九七五年，我所在的同心街道成立了由街道团委、各居委会（包括居委干部和家长代表）、中小学校（由教师和工人宣传队代表组成）三方联合组成的青少年校外教育小组，除了对街道地区所属的广大青少年学生开展课余教育活动，还专门组织力量对一些后进、违法青少年开展帮教教育活动，化了很大的力气。当时有的地区有青少年成群斗殴，有的夜里到马路上抢劫，有的干脆不上学到外面游荡，有的女孩打扮得流里流气，十几岁就与人发生不正当关系，家长老师伤透了脑筋。我们采取了办学习班、谈心、成立帮教小组、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等办法，为挽救那些颓废、懵懂的青少年，作了很多努力。我每天早出晚归，经常很晚回家，几乎每天吃过晚饭又要到居委去，工作十分繁忙。
有时候，为了一篇稿子，我开完会回到家还开夜车，写到深夜，第二天早上累得差点爬不起来。但为了交稿子，还要赶去上班。有好几次，累得心脏砰砰跳，心慌气急，可我仍旧没有请假休息，还是吃点药，支撑着去上班。——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受的就是“革命加拼命”的教育，因而我根本没有重视自己的身体，只是实在吃不消了就去开点药，可一直也没有进行正规的有效的治疗。多年以后就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我哥哥和妹妹都说，你身体这么差，也不在家休息一阵，也不抓紧看病，谁有你这么忙！
父母倒没说什么，他们一向是对工作勤勤恳恳的，看到我忙，反而觉得是应该的，认为三兄妹中，我表现最好，比他们都努力。
第二年，我被选为联合团支部书记，负责周围几个居委的团工作。当时每个居委都配备了一名青年干部，有病退回来的，但更多的是病休没去过农村的待业青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地区青少年教育。我组织各居委的青年干部开展学习和活动，在工作中互相交流，并交了几个好朋友。他们都说，你怎么身体这么差？有个青年是居委卫生站的保健员，她给我搭脉说，你体质很差的，你的心脏不好，我给这么多人搭过脉，你情况最不好。（二十多年后听说她当了律师）我印象很深，但我未因此而担心身体，减轻工作。
那年我被评为街道“三好青年”，得到一张小小的奖状，这种荣誉在如今算不得什么，可我自己知道，那是经历了多少个繁忙辛劳的日日夜夜啊。
在街道组织的学习和活动中，我遇到了许多病休和病退的年轻人，虽然年轻人聚在一起总比较活跃，喜欢说笑 ，但时间长了，大家都变得苦闷消沉，——工作不理想，收入太低，年龄都不小了，难以成家立业，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党团组织也无能为力。
有居委干部对我说，你们已经到了晚婚年龄了，应该找对象了。也有好心人来为我介绍。她们说，你在集体单位工作，我们这里有许多在全民单位工作的人，条件不错。可我仍然一概摇头，不予考虑。——未自立，何成家？我不打算在目前阶段考虑这种问题。再说我最反对说媒介绍，我认为这样像商品推销，做买卖。我想，男女之情应是纯洁无暇的，应是在不经意之间，双方产生了思想火花的碰撞，才建立起真正的、独特的感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怎么能像拉郎配似的讲条件，牵线搭桥呢？也不能划一个标准定一个框框，想好应该是什么样什么样。而且即使我以后有了正式工作，身体也好了，也应该是“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去拿着尺寸寻找。我宁愿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真挚的爱情是很难通过介绍建立起来的。
我持这种比较偏激的观点， 过了许多年以后也一直难以改变。
我在同心街道工作了三年，问心无愧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想把工作搞好。可那毕竟是四人帮时期，工作中不可能不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比如我们兴办的“向阳院”，把居民组织起来学习，特别是让居民（包括在职职工和退休工人）都来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在课余时间组织青少年开展各种活动，其实也发挥了不少积极的作用，很受居民欢迎，与现在开展的“学习化社区”相类似。但因为学校内的教育存在根本问题，十年动乱积重难返，所以单靠街道的各种努力，收效不大。在当时大部分居民买不起电视机的情况下，街道集体企业还投入大量经费购买了许多电视机下发到各居委，让居民观看电视，丰富业余生活，但后来却因为“向阳院”也曾组织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认为“向阳院”是抓“阶级斗争”的产物，全盘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