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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我的后知青时代之一、病退的日子

        病退的日子与农村生活相比,是相对舒适清闲的;而且回到了上海的家,和分别多年日夜思念的父母亲人团聚在一起,自然是应该高兴的。回来以后,觉得家里是那么干净舒适,饭菜是那么香甜可口,父母是那么无微不至,城市是那么熟悉而陌生。
       然而对于我来说,这 并不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日子,回忆起来竟有些辛酸与苦涩。
       1974年6 月初我被知青同伴送回上海时,已经病得很严重,消瘦,乏力,心悸,走路腿脚打颤,母亲不得不经常请假,陪我一家家医院地奔波,求医问药,不知用掉多少钱。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可很少需要母亲请假带我看病。因为我知道母亲是中学教师,向来把工作看成第一位,因此从我上小学二年级起, 就习惯了独自一人去医院看病,我早已学会了自己挂号就医配药。而到了二十多岁的年龄,却只能让母亲陪着我去医院,而且每次都要叫出租车。我有些过意不去,却没有办法,因为我连从弄堂里走到公共汽车站的力气都没有。
         那时有一种出租车我们叫它“甲壳虫”,虽然坐起来并不舒适,开起来发出“突突突”的响声,但很小巧,价格也不算贵,每次不过五六毛钱,我们就专门叫这种车。
         我看病要花钱,吃营养要花钱 ,哥哥在农村插队要家里寄钱,妹妹在郊区工作已有了对象准备成家要花钱,家里负担一下子重了许多。母亲毫无怨言,大热的天一次次陪我坐出租车上医院。可过了一个多月,转了好几家医院,却仍然查不出我到底是患了什么病。
      眼看我一天天消瘦软弱,整日卧床不起,还经常发热、心悸不已,精神状态很差,母亲到处打听哪里的医院好。她听说胸科医院水平高,便又带我去那里检查。
      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专家门诊,挂的是一毛钱的普通西医内科号。女护士叫我的名字,我便强打精神坐到医生面前。一位老医生样子十分和蔼可亲,头发有些花白了。
       他仔细地听了我的述说,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心脏,还为我搭脉搏。我知道一般西医很少搭脉搏的,最多是匆匆数一下脉搏次数,也只有几秒钟。而老医生却仔细地搭了足有一分钟。 突然他 问我,你的手心里都是湿的,是出了很多汗吧?我点了点头,说很长时间了一直是这样的。
      他又让我抬起双手,在手背上面放一张纸,让我闭上眼,伸直手,让他仔细地观察。一会儿,老医生有把握地说,你得的是“甲状腺机能亢进”,你看你的手一直在抖。你的心脏病是由甲亢引起的。
       我说,严重的时候腿脚也抖的。已经好几个月了。老医生问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我说我是插队落户的知青,一直在农村教书,请假回沪看病怕影响学生学习。老医生理解地点了点头, 开了化验单,叫我去作放射性同位素检查,进一步确诊。
       由于检查前要停药一个月,直到八月底,我才被确诊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正式开始治疗。我暗暗佩服那位胸科医院的老医生,果然医术高明,责任心强;如果不是他仔细观察,发现我的异常症状,及时判断,我的病也许还要拖下去。几个月下来我已经很虚弱了。
       虽然我的疾病并没有很快很有效的得到控制,但查出了病因毕竟是好事。我按时自己到医院化验、配药,母亲也可以稍稍放心一点,上班去了。
       在江西的知青朋友们很关心我的情况,她们打听到我这种病属于病退范围,于是在江西开始着手为我了解如何办理有关的病退手续。
       我离开学校时只是准备到公社卫生院治疗的,根本没想到回了上海不再去江西了,所以身边除了牙刷毛巾和一两件换洗衣服,什么也没带,连宿舍里的箱子都没锁。可一下子回到上海,看情况也没力量再重返农村了。父母当然希望我病退回来,我几次在农村病重,已经使他们十分不放心了。
        我还在犹豫,收到了峡江县分管教育的领导给我的来信。
       他们说虽然我们不舍得你走,希望你病好了以后能回来,但看起来你的病比较严重,不适宜继续留在农村,如能病退回上海,得到父母家人的照顾,对治疗疾病有利,也应尊重你父母的意见。
          于是我开始打算办理病退手续。
          父亲让我给大队干部们写了信,同时还让我寄十元钱给六根的父母,对两位老人表示慰问。六根的父母得知我患了重病还惦记着他们,竟很感激。
        此时我得知流源小学的一位老教师妻子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已经病危,便又寄去二十五元钱。我知道老教师家有四个小孩,本来经济就比较困难,由于爱人长期患病要治疗,已经入不敷出,在外借了很多债。虽然我也不能自立,全靠父母养活,但想到刘老师的处境十分艰难,我总该帮一把。其他女知青借钱给他都不要他还了,我也写信要他不用还了。我父亲得知,也说“不用他还钱了,乡下人挺不容易的。”其实父亲除了负担我和插队在安徽的哥哥,还要每月给老家的老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四个乡下弟妹寄钱,自己则非常省俭,一年四季老是穿厂里发的那套工作服。
         队里很快批准了我的病退申请,知青朋友们又帮着一级一级向上申请。她们给我来信说,我的学生们听说老师不能再回来教他们了,都很难受,一些女学生还伤心地哭了。孩子们纷纷抢着帮忙搓草绳打行李。知青朋友们还告诉我,县知青办需要上海居住地所属的区一级医院开出的疾病诊断证明书。    
         由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旷日持久,由于知青在农村年龄越来越大、生活状况不佳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广大知青和家长的不满和不安,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回城的越来越多。在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发表后,国家有关部门出了一个关于重病知青可以退回城的政策,于是一些即使没什么大病而想离开农村的人,就千方百计想找点毛病搞病退,或通过各种关系找医院开疾病证明 。这种情况给城市一些大医院增加了压力。医院觉得如果这样开下去,会被认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抵触和对抗,于是一些大医院不得已便下了规定,一般情况下不得为知青开疾病诊断书。而知青下放地点却规定,一定要有区级以上大医院的疾病诊断书才肯放人,上海的知青办也需要各种齐全的手续。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这些矛盾给真正有病的知青办病退手续也带来了影响。我办理病退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记得父亲从小到大都是以单位的工作为重,从未为我的事情奔忙过,他连自己发高烧都从不肯请假,每次都是服了退热片坚持去上班的;可为了帮我到医院开疾病证明,却专程请了假前去与医院交涉,甚至对医院领导发了火。
       那次他拿了我的检验报告,到我居住地所属的虹口区一家区级医院的行政办公室,要求开疾病诊断书。可不料医院领导说,我们只负责根据检查结果开药,不能出书面证明。
       父亲问,为什么?
       他们说,不为什么,我们不出的,上面有规定。
       父亲问,那我女儿到底有没有病,是不是确诊了?
       院领导说,这没问题,已经确诊 ,药我们已经开了。
       父亲说,我们已经从上山下乡办公室了解到,这种疾病不适宜继续在农村插队,可以病退,为什么你们不肯出证明?
       院领导说,什么病可以病退是上山下乡办公室内部掌握的,不是凭你们自己说的,我们也不清楚。患了病治疗好了也可以回去,不一定符合病退政策。
       父亲更生气了,我女儿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能回来,要病成啥样才能退?难道说真正有病的不一定能退,没大病的人只要内部掌握也可以退罗?
       院领导无话可说,搪塞道,我们一般对知青是不开疾病证明的。
      父亲实在憋不住了,他提高了嗓音强忍住火说,那就是你们不愿对病人负责,作为医院,查出了疾病有什么不可以开诊断证明?
      院领导依旧固执己见地说:医生不是已经在检验报告上写明了病的名称了吗?你就把这个寄到当地去好了。
      父亲说,既然医生诊断了,院方还怕担什么肩胛?我们需要的是你们这个院方的公章啊,光是医生的私人签名,能拿去申请病退吗?
       院领导说不过父亲,终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迭空白的“疾病诊断书”,写下了我的疾病名称,再敲上了公章。
       父亲拿着这张经过争吵得来的、来之不易的、将决定我命运的小小纸片,非常气愤,几乎要流下眼泪。回到家他对我说,真是莫名其妙,他们就是不肯给我们开,可那些空白的“疾病诊断证明书”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明明是用来证明疾病的嘛。这样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
       其实当时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不太清楚,这并非官僚主义,这里面有“左”的影响,有“怕”的因素,有许多社会的大背景因素;作为医院,确实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愿轻易出证明。到了后来,大概是1978——1979年,医院根本刹不住回城风,政府部门都刹不住。作为文革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的一项运动,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年头有些掌握着知青病退生杀大权的人以权谋私,大捞了一把。而父亲碰到的医院领导,倒兴许还不是这种人,只是思想比较僵化而已。
        对普通知青来说,病退确实很难:从当地“过五关斩六将”,材料到了上海的区乡办还要严格审查,到医院复查疾病,街道的乡办还要核实审查,每个月能批准多少人还有名额限制。想起来令人悲哀:上海户口迁出去用不了五分钟,要再迁进来,最快的也要大半年到一年。       
        在等候批准病退的日子里,为了尽快恢复健康,我除了看病服药,开始了积极的锻炼,每天坚持到公园里学打太极拳,还在家练字,看书,做家务。一年以后我写到江西的信,他们都说我的字进步了许多,简直认不出来了。我还学会了打太极拳,而且被认为是我们那批一起学的人中的“佼佼者”,因为其他人都是老头老太太,相对而言我的接受能力强一些。身体也好些了,尽管“甲亢” 未痊愈,可休息在家毕竟安逸多了,营养也好得多。
        由于我的病比较重,是由大队派人送回来的,江西和上海的组织都很清楚,所以以后办手续过程中基本上一路绿灯没有障碍。可即使这样也等了整整一年,等得我已经不耐烦,想回江西去了,才终于等到了同意病退的通知。这时已是1975年夏天了。
        我对着通知发了呆, 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我真的回来了?我又是上海人了?我可以从此回到日夜思念的温馨的家中了?我再也不用坐火车去那遥远偏僻的山乡了?很多人为了回上海,没病找病;有人对着汽车撞,为的是把自己搞成残疾,可以搞病退;有的咬破手指把血滴在小便里去化验,冒充肾病血尿;有的人拿镰刀对着自己的手把自己砍伤,这都是我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事。这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上海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我得到了?我反复问自己,觉得象是做梦。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很快乐。虽然在乡下时常梦见上海,梦见家人,梦见中学时代,可现在回上海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我们永远离开了学校,城市对我们也是陌生的。最重要的是,前途何在?一片渺茫。
        在以后的日子里,甚至在回上海多少年以后,我还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分明不在上海而在江西农村,梦见自己只不过是偶尔回上海探亲,是一个上海城的匆匆过客,住不了天就必须回江西了。上海的家好象永远是遥远的,父母总是不在身边的,自己好象永远是孤独无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