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夏：双抢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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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双抢大忙
几十年过去了，每逢想起当年里陂上村每年的双抢大忙，我的心里就会后怕。双抢的持续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会把人逼到体力的极限。
双抢包括抢收和抢种。抢收是尽快地收割早稻，抢种是在割完早稻的田里尽快地种上二季晚稻，也就是村民俗称的连作稻。
初夏时分，艳阳高照，淡蓝色的天空中，有几朵白云在缓慢踱步。里陂上村那大片绿中泛黄的稻田里，稻子在和煦暖风的拥抱下欢快地跳着摇摆舞。经过了扬花、吐穗和灌浆，稻穗已经沉甸甸地弯下来了。
开镰收割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
开镰收割以前需要“估产”，抽样估计每亩田能收多少稻谷。我曾经在里陂上村口的稻田里，选了最长的一个稻穗，细细地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七十多粒稻谷，说明这块田的亩产应该会有一千斤。可是离村子越远，亩产就越低。到了山坑里的冷水田，亩产往往只有一百多斤。
里陂上村里为即将到来的双抢修补和添置了相应的器具，仓库里的两个木制谷仓也已经清扫干净，只等着新谷入仓了。
一、抢收抢种
到了七月中旬，稻穗上八九成的稻谷已经发黄成熟了，可是稻穗的下部还有一点青绿色的稻谷，再有十来天才能成熟，要是现在就开镰收割，未免有些可惜了。但是双抢要持续将近两个月，如果不提早开镰，以后来不及收割时，田里的稻穗会由于过熟而自动掉落，反而损失更大。应该动手抢收了。
开镰的第一天，天色刚刚发亮，我们带着割稻用的各种用具，踏着浓重的露水，来到了田头。割稻的时候村里分成了很多小组，以家庭为单位，一般是两家在一起，共用一个脱粒用的禾桶。
割稻的人弯着腰，唰唰地用带着尖齿的禾镰飞快地割稻，把割下来的稻做成大小适于双手合握、便于脱粒的“禾坎”。
当割清了一小片稻田，便由两个人把禾桶拖下田，负责打稻。他们用竹编的折子把禾桶上方的三面围好了，以防止打稻的时候稻谷撒到禾桶外面去。打稻的人双手握紧禾坎下部，把稻穗部分用力朝着禾桶的樟木做的脱粒板上砸去。咚的一声响，谷粒“撒拉拉”地落到了禾桶里。要用力打四五下，才能把稻穗上已经成熟的谷粒打下来。打稻的两个人在对打的时候，你一下，我一下，响亮的“咚咚”声在晨曦里，在清湿的空气中四散开来。
很快，四处响起了打稻的声音，有节奏的“咚咚”声此起彼落，仿佛敲响了丰收的大鼓。
太阳慢慢地往上爬，露水不知不觉地干了，禾桶里的稻谷越来越多了。
捡稻穗（禾穗）的孩子三三两两地来到了田里。他们只有四五岁，腰上系着装稻穗的竹篱子，有的孩子走路跌跌撞撞的，好像还没有睡醒。
正在割禾的人看见自己的孩子或者弟弟妹妹来捡稻穗了，有时会悄悄地落下一点稻穗，让他们捡回家里去喂鸡喂鸭。少数调皮的孩子会乘我们不注意，一把拉出还没有脱粒的禾坎上的稻穗，匆匆地塞进腰间的竹篱里。
割稻是抢收，速度越快越好，常常一不小心，禾镰就会割破手指。手指割破了，看着血慢慢地流出来，滴在地上，大约要过十秒钟，才开始感到麻辣辣的疼痛。直到现在，我左手的每个手指上，当年那禾镰拉过后留下的疤痕，还是隐约可见。
国家推广的矮脚水稻虽然产量高，脱粒却很困难。只要“咚咚”地打稻两天，后脑壳会震得发痛，十个手指尖上的皮也磨掉了，开始出血，俗话说十指连心，非常痛。我们从来没有工作手套，得用橡皮膏缠住手指，才能继续工作。村民们会用旧衣服撕成布条，缠在手指上继续打稻。
1970 年代初，永丰县农机厂开始制造滚筒式的脚踏打谷机。打谷机很贵，要一百多元钱才能买一架，又很重，在稻田里拖动更吃力，可是大家很喜欢用。毕竟用打谷机脱粒比禾桶脱粒要轻松，至少手指不会磨出血来了。
到了大约上午九点钟，我们饿得发慌，是回去吃早饭的时候了。打稻的人用谷筛来筛去禾桶里的少量禾秆，然后把稻谷装进空箩里。与此同时，割稻的人开始把脱粒以后的稻草一把一把地扎好，在田里竖成一个个圆锥的形状。这样，稻草很快就可以晒干。到了冬天，稻草既可以作为耕牛的饲料，也可以垫在篾席下面，使得村民晚上睡觉可以暖和一些。
我们从稻田里把稻谷挑到生产队仓库后面的晒场上。晒场上铺放着几十张晒谷子用的大篾席(晒簟)，每张大篾席有七尺来宽，十几尺长。
上午的太阳刚刚从松树林后面探出脸来，温暖的阳光斜斜地洒落在晒场上。负责晒谷的妇女们头上的发髻盘得光溜溜的，宽大的裤脚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摆着。她们手里拿着晒谷用的谷耙，站在大篾席上，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眼睛发亮，笑吟吟地招呼着我们把稻谷挑过去。
仓库保管员用大钩秤来称稻谷。他一边记录，一边朗声说道：“老夏，一百二十八斤，去皮（箩重）八斤，记一百二十斤。”这是晚上给我记工分的依据。
我把箩里的湿谷倒在晒场铺着的大篾席（晒簟）上，挑着空箩回去洗脸吃早饭。晒谷的妇女在我身后飞快地把稻谷耙开耙匀了。根据天气的好坏和气温的高低，每隔一段时间她们要“翻谷”，用谷耙把稻谷翻一遍。
到了下午，晒干了的稻谷进仓前，她们要“车谷”，用风车把已经晒干的稻谷吹去其中不饱满的癟谷，然后把新谷收入仓库，成为我们的口粮和交给国家的公粮。
抢收之后马上是抢种。割完早稻的田刚空出来一到两天，田里就开始放水、犁田，再用耕牛拉着木头做的滚子，把水田粗粗地碾平以后，当天就栽上第二季稻（连作稻）的秧苗。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各级领导都要求增加连作稻的面积。里陂上村是在公路边上，几乎每年都有公社的干部来村里“蹲点”工作。农忙的时候，他们经常吃住在村里，认真督促我们完成“抢收抢种”，特别是完成三百亩连作稻的抢种任务。
栽连作稻正是“七月流火”的时候。到了下午二三点钟，我们吃完午饭，开始下田栽禾。田里的水晒得滚烫，时常会有晒死的的小鱼星星点点地翻着白肚皮漂在水面上。我们在初春时节下田耖耙，脚会冻得发红，在盛夏的时候下田栽连作，脚却会烫得发红。加上白亮的日头一动不动地钉在天空，我们就像是在烤箱里，挥汗如雨。额头上的汗水往下淌，顺着眉毛流开去，使我第一次知道了眉毛的实际功用。可还是有少量的汗水流到眼睛里，腌得眼睛麻麻辣辣的很不舒服。
田里没有一丝风。有个村民说：“汗珠子都流到屁股沟了，我来喊一点风过来，凉快一下。”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喊起来：“喔呵！……喔呵！”
很多人直起弯了很久的腰，伸长了脖子，凝神屏气，盼望着能有凉风吹来。说来奇怪，村民喊过之后，经常会感到有一丝微微的热风拂过，虽然聊胜于无，但是“喊风”好像很少有失败的时候。
我也学着喊风：“喔嗨！”大家哄地笑起来了。村民张寿仁说：“老夏，你这是在田里栽禾，不是在山上打招呼。”
村民平日里在山上砍柴时，要是发现远处的山头上有人，经常会大声地喊着“喔嗨！”，隔着山头打招呼。
下午五点钟以后，嗡嗡的牛蝇出动了。最讨厌的是一种小个子的青牛蝇，只要我们一不注意，它们就叮在身上。青牛蝇的口器是用来叮牛皮的，特别粗壮，一下子扎到肉里，比在医院里打针要痛得多。不过青牛蝇比较迟钝，我们用手去拍打，肯定是一拍一个准。
晚上照例是记工分的时候。从双抢一开始，割稻、插秧、犁田等工作就不再是按劳动时间来记工分，而是改为按件计分。割三百斤稻谷，记十分；栽一亩连作稻，记十分；犁一亩连作田，记十分……等等。
二、“公家”的支援
在双抢的关键时刻，公社干部会调动鹿冈中学和小学的公办老师，有时还加上鹿冈商店等单位的职工，到里陂上村来支援双抢。如果犁田的进度太慢，他们还会调来公社的拖拉机，帮助我们犁田耙田。
每逢这种时候，里陂上村抢收抢种的场面非常壮观。两台“丰收-27”型拖拉机在轰隆隆地犁田，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全部参加割稻，来支援双抢的各路人马全部投入栽连作。一眼看去，真是热闹非凡，激动人心。
可是对于公社的好心支援，村里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方面，里陂上村虽然是接受支援的受益方，可是也要付出相应的对接成本。我们要专门派人安排他们的劳动地块和劳动工具。另外，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干部，村里要把他们派到各户人家去吃饭，给各家的妇女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和负担。如果另起炉灶为干部们开伙，这不仅要占用村里好几个劳动力，还要增加村里的支出。
再者，来支援的人的劳动效率自然不会很高。他们常常是拖拖沓沓地来，慢吞吞地下田以后，一边轻松地栽禾，一边轻松地聊天。他们有人戴着手表，时间一到就轻松走人。
还有，看着拖拉机带着四铧犁，在里陂上村的大田里哗哗地犁田，真是很爽。可是过后一结帐，犁一亩田要收一元五角，比自己用牛耕田要贵一些，村民心里就有一点点不爽。
同时，我们还必须接受一些闲言碎语，别的村子老是说我们里陂上村拿共产党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总之，有人来支援当然是大好事。只是加上了我们的付出以后，从经济上来说，性能价格比不是很高。
另一方面，来支援我们的人，也自有他们的怨言。
有一次，听到准备去替班的拖拉机驾驶员在抱怨：“热死了！”，我就发问：“你们平时开拖拉机跑运输，难道不热？”
“拖拉机在马路上跑得快多了，有风，没有这么热。”
“可是你们犁一亩田要收我们一元五角，可以赚不少钱啊。”我说。
“哪里的话。我们一天可以犁田四十亩，收你们六十元钱，可是要用加倍的柴油。而我们到县城跑运输，来回只要半天，身上还干干净净，不会沾到一点泥水。我们运一车货到永丰，收五十元，还省油。如果来回都有货拉，就是一百元。”
“是公社领导要你们来的吧？”我问。
“确的是。领导不逼，谁会来？回去以后，我们光是把拖拉机洗干净，把耕田的轮子换成运输轮，就够我们忙好几天了。”（鹿冈人总是把“的确”说成“确的”。）
后来我参加了鹿冈公社举办的农机学习班，上海来的陈老师说，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时候，上海的工程师参照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图纸，设计了一款中型“丰收-27”型拖拉机，还设计了全部的工艺和装备，准备在上海生产。
可是国家说江西的工业很不发达，又是革命老区，所以决定在江西开建一个拖拉机厂，专门生产这款上海设计的拖拉机。
我问老师：“上海不是又生产了‘丰收-35’型拖拉机了吗？有35匹马力呢。”
老师说：“马力是大一些，但是整体性能不如丰收-27，那到底是成熟的拖拉机，在国外的农田里使用过很多年了。”
三、突击犁田
栽连作的期间，常常会因为犁田的速度太慢而影响整个抢种连作稻的进度。
负责犁田的大多是四十五岁以上的男性村民，他们的年纪大了，已经不适合做割稻和栽禾这样的强体力劳动。但是，犁田的那七八个人始终是每天只犁一亩多田。他们是长辈，是家长，村里人不好意思说他们。
好像是在我当大队支部委员的1977年，犁田也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在公社干部的不断催促下，我心里一着急，再加上有点年轻气盛，便决定我自己参加犁田，我要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
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刚过，我找到村民张茂仁，对他说：“把你的‘打脚牛’给我，我今天来耖田，你去割禾。”茂仁平时说话有些结巴，他不情愿地把耕牛和犁具给了我，关照我说：“小心啊，它、它会打脚。”
这头“打脚牛”是村里体型最大的深褐色的黄牛牯，犁田的速度最快。但是它会用脚踢人。村里的各户人家都要关照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靠近这头会踢人的牛，以免被它踢伤。
“打脚牛”在水田里劳作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地朝后蹬踢一下，弄得使役它的人一身泥水，狼狈不堪。所以，除了养这头牛的张茂仁自己不得不用它来耖耙田，村里没有任何人愿意用这头脾气古怪的快牛。
我小心地牵着“打脚牛”，来到一坵1.55亩的水田里，我希望用半天来犁完它。
我把牛轭套上了牛脖子，左手刚刚摸到犁的扶手，还没有发出命令，牛就一甩脖子，开始向前疾走。我用牛绳使劲往后勒住，大骂了一声，牛的脚步才稍微慢了一点点。我趁着这机会，赶紧扶稳了犁。
“打脚牛”心里不高兴，开始频繁地“打脚”，溅得我满身是泥水。我很庆幸自己戴着近视眼镜，泥水不会溅到我的眼睛里。眼镜片模糊了，我用右手背一抹，一刻不停地犁田。说真的，我从来没有使过这么快的牛。
等到我犁完这坵田，正赶上其他犁田的村民回去吃早饭。我这才发现，自己三个多小时的一次早工居然犁田1.55亩，心里喜滋滋地透着几分得意。
我正准备回去吃饭，就听见有人叫我。我仔细一看，是一个公社干部，他正低着头，在我刚耖完的田里用脚使劲踩。我马上明白了，他是在检查我有没有漏耕。
他很快抬起头来，远远地看着我，笑着点了点头，还朝我晃了一下大拇指。
到这天晚上七点钟，我收工的时候，共犁了三坵田，合计5.62亩，因此记了56.2个工分。也就是说，我一天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赚了五块多钱。
第二天，村民周恩绍牵着他的小牛牯，犁田4亩；张四喜用他的小牛婆，也犁了3.5亩田。村里抢种连作稻的进度明显加快了。
每年双抢结束的时候，村里所有的耕牛不光是消瘦了，每头牛的背上都有一块地方，因为承受了太多的鞭策，已经溃烂了，日后会结成一块灰色的疤痕。
我用一头黄牛牯，一天犁田5.62亩的这个记录，应该绝少有人能破的。如今说给其他会犁田的人听，绝大多数人都是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我自己也有点怀疑，当年我真有这么牛吗？
自从里陂上村有了手扶拖拉机，它在双抢大忙时，常常由知青冯金生带着一个村民负责操作。手扶拖拉机在大田里日夜不停地轰鸣，一昼夜可以犁田或者耙田三十亩左右，为双抢的顺利进行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四、打夜工
双抢期间，我们经常要打夜工。打夜工有两种，一种是晚上十点来钟，我们来到连作稻的秧田里，开始摸黑摘秧，直到午夜过后才上床休息。可是我记忆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打夜工，那是在凌晨二三点钟起床，我们趁着月光去田里割稻。
白天割稻栽禾劳累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才赚到了一点睡觉的时间，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鸟叫声越来越响，我突然惊醒过来，这是队长在吹哨子，要去割稻了。
我迷迷糊糊地起来，懒得点灯，在厅里摸到了准备好的箩筐和扁担，晃晃悠悠地挑着一对空箩出了门。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居然会想起来，小学的课文《半夜鸡叫》里面，好像有这样的句子：“……刘打头的晃晃悠悠地走在前面……”那是一个地主在半夜里装鸡叫，迫使长工提早出工的故事。
一阵清凉的夜风袭来，我清醒了一些。虽然有一弯新月斜斜地照着，田塍还是比白天难走多了，远不如走在割清了的稻田里更为方便。到了田头，我努力睁大眼睛，没有人。回身望去，不远处有几个挑着空箩的人影正在晃悠过来。
“是老夏吧？你没有老婆可以抱，来的这么早。”听声音，这是村民张寿仁，他和我在同一组。寿仁接着说：“唉，现在是传人种的时候，还要来割禾，真是的。”
我们在朦胧的夜色中割稻的速度，最多只有白天的一半。我弯腰割稻，得注意不要割到手。
脚踏打谷机在我的身后，一下一下地呜呜作响。踩着打谷机的党员张贤通纳闷地说：“怎么踩不动呢？打谷机也睡着了吗？”和他一起踩打谷机的寿仁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贤通睁大眼睛，低头仔细一看，气愤地把一坎稻草砸到寿仁脸上，骂了一句：“你这个偷奸买懒的家伙！”
原来，寿仁虽然也在打谷，他一耸一耸地做着踩打谷机的动作，脚却并没有踩在踏板上，而是空踏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贤通说：“歇一下吧。”我们便到田头坐下休息，寿仁则笑嘻嘻地忙着给大家发香烟、点火。他来到我面前，热情地叫一声“老庚”，把烟递过来，点燃了。同一年出生的人是“同庚”，可以互称“老庚”。寿仁是我在里陂上村唯一的老庚。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由得想起，我俩曾经在白天一起到水库里游水。村民游水的习惯多是赤身裸体，我亦照样办理。游水上岸以后，并不直接穿上衣服，而是一边走，一边让太阳晒干身体。山路边伸出的细柴枝，直接划在刚从水里泡过的皮肉上，觉得特别疼，令人分外感念穿衣服的美好。身体晒干以后，我们在山路上，穿起了一直提在手里的衣裤。那时距离里陂上村已经不远了。
北京人把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称作“发小”，上海人把一起穿过开裆裤的“发小”叫作“赤屁股朋友”，意即一起光过屁股的朋友。我和寿仁可谓名副其实了。
现在是夜晚，月亮已经落下去了。新月起得早，落得也早。黎明前的黑暗中，天空是极深的蓝色，空气很凉爽。环顾四周，我们的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烁着红光。突然，树上有一只鸟叫了起来。紧接着，许多鸟儿吵个不停，声音越来越响。嘈杂的鸟叫声中，揉进了远处村里传来的微弱的鸡鸣。哈，村民养的家鸡虽然不会飞了，却还保留着一些鸟的本能，会在天亮以前啼鸣。
过了一会儿，鸟叫声慢慢地轻了。我知道，天快要亮了。
果然，天空的颜色渐渐淡了，周围慢慢亮了起来，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那么新鲜。鲜红的太阳悄悄地从屋背岭后面探出头来。远处黄灿灿的稻田里，一层轻柔的薄雾在慢慢地晃动。从村里偶尔传来了一两声狗吠和零星的鸡啼。有几户人家的屋顶上，已经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这是山村夏天的清晨，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低头注视着手中的禾镰，心里想，新的一天好像早就开始了，我马上要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谷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