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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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江西省是中国主要的水稻产区之一，里陂上的村民祖祖辈辈种水稻。村里有六百多亩水田，其中三百五十亩在一个平整的大塅上（“塅”是较为开阔平坦的一大片水田），可算是整个鹿冈乡最集中最平整的塅。其余的水田分散在四周的山坑里，一色的梯田，最远的梯田距离里陂上村要走二十多分钟。
里陂上村的水田绝大多数种早稻，只有那三十多亩的“大水田”要等到春天雨季的大水（洪水）在田里流过后才能耕种，所以只能种晚稻。种晚稻，村民称作“栽大禾”（古书上亦如是）。另外，村里还会种三十亩左右的糯稻，糯米最主要是用来做米酒，那是村民常年必备的饮料。此外，端午节包粽子、过年打麻糍（把蒸熟的糯米打烂）也要用糯米。
一、守秧田
里陂上村是田多人少，平均每个全劳力要摊到三十亩水田。所以每年的农历正月一过，就要开始春耕，否则到时候忙不过来。
春耕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做秧田。普通的水田要耖三遍，耙四遍，“三耖四耙[1]”，把田弄得非常平整以后才能插秧，秧田还要增加一耖一耙，更加细腻。
中国的季风气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年同期的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非常大，江南经常有倒春寒。有时明明已经是桃花盛开一片红，梨花怒放一片白了，倒春寒一来，气温猛然下降，又开始打霜了。只要打霜三四天，秧田里已经播下去还没有发芽的种谷就会烂掉，已经发芽甚至长到一寸左右的嫩绿秧苗也会成片发黄死掉。当时还没有大棚技术，我们曾经试过在田边烧几堆火试着让秧苗取暖，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农民想出各种办法来保证春天能有足够的秧苗栽到田里去。要不然，秋天收不到粮食怎么办？
首先，要错开播种的日子。每过几天播一批稻种，使得短暂的倒春寒不会一下子冻烂所有的秧苗。
其次，要有足够的余量。如果有五百亩早稻田，要准备六百到七百亩田的秧苗。
第三，如果秧苗不够而别处有富余，可以去别处商量讨要，对方一定会慷慨允诺，而且分毫不收。人怎么能胜过天呢，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年会不会要向别人去讨秧苗。
第四，如果老天肆虐，使得友邻的几个队都缺少秧苗，就要设法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去偷。要是偷摘秧苗被当场捉住，停手回家就是了，对方只会厉声叱骂，不会加以处罚。毕竟作怪的是老天爷啊。
第五，因为怕有人来偷秧苗，所以必须派人看守秧田。秧田都是离村庄最近而且最肥沃的田，白天村民进进出出，没有人敢来偷秧苗。看守秧田是在夜晚，必须守在田头整夜不睡，虽然可以记一天的工分，还是比较辛苦，很少有人愿意看守秧田。
我仅仅看守过一次秧田，偏偏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吃过晚饭，我是生产队的记工员，要在村民拿来的“工分簿”上，记录他们当天的出工情况，叫作“记工分”，类似现如今的“考勤”。记好工分，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我搬了两只打谷的四方禾桶，在秧田边上分别竖起来，足有一人来高。禾桶的上面相向拼拢，下面形成一个空间，放上铺板，铺上稻草。我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和手电筒，钻进禾桶，点上队里的马灯，开始看书。只要有灯亮着，就表示这里有人在看守秧田，别人不会轻易冒险来偷秧。
我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疲倦，便打开了收音机。
晚上十二点多，天上开始洋洋洒洒地下雨了，滴滴答答的雨水沿着禾桶的边沿，漏到了我的“铺”上。我一阵手忙脚乱，没有什么实际效果。雨越下越大，流进禾桶里的水成了一条直线，从禾桶边上挂下来。我只好缩到禾桶的一个角落里，胸前抱着书和收音机，希望它们不要被雨水打湿。
突然，四周连片的蛙鸣声停了下来，只有雨水的沙沙声。我感觉有点异样，难道有人趁着下雨来偷秧苗？我顿时警觉起来，头伸出禾桶，试着观察我们的秧田。但是眼前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决定暴露自己，打开手电筒，朝着秧田一通乱射。一切正常。
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从禾桶的另一边伸出头去一看，愣住了。
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山脚下，有一长队的人影在悄无声息地缓慢移动。有人头戴大斗笠，穿着蓑衣，打着火吊。因为下雨，照明用的火吊周围有一团光晕。有人戴着小斗笠，身披化肥塑料袋做的雨披，手电筒的光柱晃动着，那是比较新潮的人。
相隔这点距离，如果有人说话，纵然是在下雨，我应该能够听见，村里各户人家的狗更能够听见，它们早就应该吠声连连了。可是我只看见人影在移动，却没有一点人的声音。我有点悚然。
难道是鬼吗？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我连忙打开胸前的收音机，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放的革命歌曲的音量放到最大。
那些人影肯定可以听到革命歌曲的声音，却没有一个人影朝我这边看。
足足有几分钟，眼前的景象才消失。
雨还在下，周围的青蛙们又恢复了大合唱。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如果那些人影真的是人，走过去了应该还会回来的。
我缩身坐在禾桶里，点着灯，开着收音机壮胆，眼睛望着禾桶外面的山脚下。
外面的颜色渐渐地从漆黑变成深灰，变成浅灰，变成灰白，村里的鸡叫了。那些人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天亮了，雨停了。我回到村里，向那时的队长张发茂报告昨晚的怪事。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到了那天下午出工的时候，发茂告诉我们，整个鹿冈最大的生产队，先锋六队（袁家村）的人今天上午一直在兴奋地谈论一件事：他们昨天夜晚冒雨走小路，经过里陂上村的北边，绕到芮源村去偷秧苗。他们得手以后，顺着大路，浩浩荡荡说说笑笑地回到了自己的生产队。
原来如此。
二、摘秧栽禾
每年三月开始春耕以后，就要做秧田，播撒种谷。看着秧田里绿油油的早稻秧苗一天天长高，到四月初的清明节过后，早稻就要拔秧和插秧了。里陂上村把拔秧叫作摘秧，把插秧叫作栽禾。这个季节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我们刚下乡，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农活不会干，每天就是摘秧和栽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集体化生产。除各户少量的自留地由农民个人自行耕作外，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由队长安排和指挥。村民出工、收工，要听从队长的号令。清早，生产队长的哨子响过第二遍，我们这些“上海佬”也跟着大伙，三三两两地来到秧田边，卷起裤脚，下到冰冷的水田里，开始学习摘秧。
秧田里的水有两寸来深，早稻的秧苗很密，不难摘。右手摘起一小把秧苗放到左手，右手继续摘秧。等到左手的秧苗有一大把了，就抓紧秧苗，在水里洗净秧苗根部的泥，然后用一根稻草（村民称作“杆”）拦腰扎紧，这样就是一只秧。很快，秧田里响起一片咚咚的洗秧声和大伙的谈笑声。
队长看看东边升起的日头，差不多到收早工的时间了，他一声吆喝：“吃饭！”大伙便就着田里的水，纷纷洗脚回家吃早饭。这里吃饭的“吃”字，村民的读音是“恰”。
早饭以后，我们把早工时摘好的秧，堆装在篮攀里，挑到大田边上。村里的妇女也来了，她们带来了用杉木做的蘸秧的秧盆，加进一点买来的“钙镁磷”肥料，又从田里捧了一些泥浆和水放在盆里，和肥料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秧苗的根部在秧盆里的泥水中蘸一下，沾上肥料。这样可以使秧苗栽下以后返青快，长得好。里陂上村十来岁的孩子多数辍学在家了，他们在家长的催促下来到田里，负责给我们栽禾的人递送秧苗。
派两个人负责在田里“打格子”。他们有两根一样长的细竹竿，加上一大团缠绕在木棍上的长长的稻草绳。二人分别站在一坵田两边的田塍（田埂）上，量出一竹竿的长度，用草绳两头的木棍插进田塍，让草绳笔直地穿过整坵田。然后他们沿着草绳插秧，到田中间会合。移开草绳从远处看，刚插下的秧苗就是一条绿色的直线。打格子的人反复操作，田里就有了一个个同样宽度的绿格子。
细竹竿长三尺五寸，是上级派来的干部亲自监督村民制作的，这是每个绿格子的宽度。格子里要栽六蔸禾苗，禾苗的间距是五寸，正好是上级领导要求“合理密植”的尺寸。
可是里陂上的村民认为，每蔸禾苗要吸收的养分是一样多的，他们习惯在靠近村子的好田里栽得密一些，远处山坑里的薄田要栽得稀一些，怎么能用一根竹竿来规定死呢？等干部一走，村里就重新制作了细竹竿，长度是四尺二寸，在附近的田里就用它，到了山坑里再放开一尺。
栽禾的人负责把绿格子填满。抓起一只秧打开，握在左手上，左手拇指从中轻轻捻出五、六根秧苗，右手取过了分出的那些秧苗，栽到田里，双手的配合很像发扑克牌时的动作。在格子里栽禾，每行栽六蔸，人逐步往后退。秧苗栽得太浅会漂起来，栽得太深会闷死。我们很快学会了栽禾，而且仗着年轻，栽得飞快，赢得村民们一片喝彩。
栽完一坵田，直起腰来，沾满了泥水的双脚站在田塍上，挺挺酸胀的腰身，转动僵直的脖子，顺便看一下四周。旁边一坵田里是我们昨天栽下的尚未返青的禾苗，少量泛黄的禾叶平躺在水面上，不如脚下刚栽的禾苗那么鲜嫩。再远一些是我们前几天栽的禾苗，它们已经返青了，直立在田里，一片青绿，禾叶正随风摆动着。
我沿着田塍，走到要栽禾的那坵田边，田里的水还有些混浊，说明这田刚耙好不久。抬眼望去，不远处有村民正在耖田和耙田，间或传来了使唤耕牛的吆喝声。远处没有栽禾的一大片田里都灌了水，不很规则的田塍把它们分隔成了一面面各不相同的镜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一阵和暖的春风吹过，带来了树林里鸟的叫声：“……鹁的鸪鸪……鹁的鸪鸪……”，村民说，这种鸟的名字就叫鹁鸪。鹁鸪？好像就是斑鸠吧，记得小学里有一首歌：“小斑鸠，叫咕咕，我家来了个好姑姑……”
远处有另外一组村民正在栽禾。我听不见他们的喧闹声，多数是因为他们栽禾的时候和我们一样，节奏太快，顾不上说话了。远远望去，他们个个戴着斗笠，多数人在弯腰栽禾，好像是趴在水面上。有人站起身来，接过小孩递送过来的秧，朝两边张望了一下，又弯下腰去，继续栽禾。
村民只要出工就可以“记工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往往会有“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到了栽禾的时节，必须要抓紧农时，否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年的收成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为此，里陂上村分成了两个“耕作组”，展开劳动竞赛，按照栽禾田亩的多少来记工分，看谁拿的工分多。到后来的几年，“耕作组”越分越多，只要两家以上就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组。按照这种趋势，一家一户分田单干是早晚要发生的事。
“面朝黄土背朝天”，我整天弯着腰摘秧和栽禾的时候，常常会想，为什么一定要先摘秧，再栽禾呢？有没有更加简单方便的办法来种水稻呢？
有一年，上级领导说可以搞“水播水育”的直播法实验，就是直接把少量的稻谷按照一定的间距播在田里，任其生长。说是这样既不用摘秧，也不用栽禾，还节省了种子。
里陂上村选了一坵好田来做直播实验。我们把发了芽的种谷直接点播在耙平以后的田里，没几天就长出了嫩绿的秧苗。因为有一点缺苗的现象，我们又补播了一点种谷。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在水稻秧苗生长的同时，各种杂草也在生长，除草十分困难。最终收割以后，我们用大秤一称稻谷，这坵田的亩产比较低。
按照村民的说法，摘秧的时候，秧苗的根部受了伤，栽到大田以后，禾苗为了恢复正常，就拼命吸收养分，所以长得特别快，产量会高一些。而直播法的秧苗根部没有受伤，长得慢，产量就低了。
我后来看到书上说，摘秧栽禾这种称作“秧播”的技术，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随着大规模的移民，从黄河流域传到长江流域来的。“秧播”主要是为了去除杂草。秧苗长到七八寸高，拔出来移栽到没有杂草的大田里，几天以后就恢复正常生长了。它们和身旁才刚刚发芽的杂草来争抢阳光、水分和肥料，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优势。“秧播”的结果是产量提高了。
“秧播”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水稻在大田里的生长期。比如一种早稻的生长期是一百十天，它在秧田里生活三十天，移栽到大田里以后，只要八十到九十天就成熟了。水稻最怕打霜和冰冻，如果早稻收割以后紧接着栽种“连作稻”，大田里全年的绝对无霜期必须得在一百九十天左右（其中包括了割早稻和栽连作花费的时间）。里陂上村每年从四月上旬到十月中旬绝对无霜，完全符合要求。要是没有“秧播”技术，村里的大田一年只能收割一次水稻。
每年春天栽禾的时节，我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在春风和煦，艳阳高照的日子，我只穿一件蓝色的汗背心下田栽禾，让温暖的阳光触摸我的肌肤。穿了一个冬天的长衣长裤，我的肌肤已经返白。即使我每天栽禾只晒半天，身上还是会麻辣辣地疼几天。
经过一个春天的锻炼，到了盛夏，我的皮肤已经晒成了古铜色，再毒的日头也不怕了。有时候在田里工作，突然下起了阵雨，我那经过阳光晒烤的肌肤特别紧致，就像牛皮一样，雨滴落上去不会散开，而是紧缩成珠，飞快地滑落到田里。
我从田里回去吃饭，有时候把蓝色的背心脱了，别人会以为我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那是我身上没有被太阳晒黑的部分。
说来可笑，我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只需穿一件汗背心，这样洗起来比较方便。我当时不知道，阳光中的紫外线会使人容易得皮肤癌。但事实上，我在农村的十年里面，里陂上村并没有人得皮肤癌。
几年以后，我在里陂上村基本学会了各种农活，唯独摘秧还是不行。摘秧的快手一个早工可以摘二百只秧，我最多只能摘一百只，而且秧的根部对不齐。照村民的说法，那杂乱的秧根就像是“黄蚁上树”，参差不齐，这样会给栽禾的人带来困难，还会降低秧苗的成活率。
记得曾在什么书上读到，好像是苏联早期的领导人列宁说过，要向资本主义的工业学习其合理的部分，用来提高生产效率，比如“泰罗制”，它把制造工艺和工序分解到最最简单，让工人重复进行最简单的劳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动作，就可以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我想，肯定是我摘秧的过程中有不必要的动作，才造成摘秧的效率低下。于是在一天出早工摘秧前，我跟队长说，今天我不要早工的工分，我要学摘秧。队长困惑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我猜想，他心里一定觉得很奇怪。
那天早上我没有下田摘秧，而是蹲在摘秧最快的人身后的田塍上，仔细分解摘秧的动作：
右手的手心向后，食指和水面平行，伸入秧丛，食指贴住水下的泥，一下两下三下，手中一大把秧，就势往身边一拖，秧苗出水……左手洗秧的同时，右手去抽扎秧的稻草……。
这天晚上记工分的时候，记工员还是给我记了早工的工分，说是队长关照过了。
从此以后，我一个早工也能摘二百只秧。
早上摘的秧，应该可以满足整个上午栽禾使用。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有时是早上摘秧的人手少了或者是偷懒了，有时是上午栽禾的人“发鸡爪疯”，突然兴奋起来加快速度了，总之是秧不够了，却还没有到收工吃午饭的时候。村谚说：“栽禾是霸占，割禾（割稻）是抢劫”，听着怪吓人的。其实意思是说，栽种和收割的季节性很强。栽禾时要用一切办法，尽快把所有的水田用绿色的秧苗占住，这就是“霸占”。同样，在割禾时也要用一切办法，尽快把成熟的稻谷抢回家里来，这就是“抢劫”。用文明的语言来说，就是“抢种抢收”或者是“抢收抢种”，反正脱不了一个“抢”字。
因此，我们平时可以偷一点懒，但是栽禾的时候不行。一旦发现秧快要不够了，队长或者组长会立刻点将，选几个摘秧的快手马上赶去秧田里摘秧，以最快的速度向栽禾的人提供“弹药”。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会被点名去摘秧，我可是村里有名的摘秧快手啊。
现如今的里陂上村，已经是在育秧盘里育秧，不用摘秧了，栽禾也被抛禾所取代，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了。这几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三、蚂蟥
我很早就听说水田里会有蚂蟥，可是我们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到农村去劳动，只参加过割稻和割麦，田里是干的，没有水，所以没有和蚂蟥打过照面。
在里陂上村摘秧的第一天，我卷起裤腿，小心翼翼迈进水田，双脚踩进细腻的秧田泥土，清冷的感觉沁入心田，很刺激。
工作了一会儿，我觉得到小腿上好像有点异样，仔细一看，失声叫了起来：“哎呀，是……蚂蟥！”我急忙从泥里拔出腿，在蚂蟥的上下左右用力拍打。书上说，这样拍打引起的震动可以使蚂蟥受不了，它会停止吸血，自动脱落。书上还说，如果掐住蚂蟥硬拔硬拉，有可能拉断蚂蟥，使蚂蟥的头部和吸盘留在伤口里面，会引起伤口感染发炎。
一定是这只蚂蟥没读过书，不知道书上的道理，它不肯脱落。村民张寿仁见蚂蟥不肯下来，边走过来边笑着说：“一只王蛭。”他过来掐住我腿上的蚂蟥，一拉一甩，蚂蟥就飞到了下面一坵田里面。哦，这里把蚂蟥叫作王蛭（蛭的读音如“气”），好文雅的古字古音呢。我仔细地检查小腿上的伤口，伤口很小。我不知道蚂蟥的吸盘是否断在伤口里面，伤口还有一点渗血，书上说蚂蟥有抗凝血素的，这血什么时候能止住呢？
寿仁看我一脸忧愁，笑着说：“我来给你打一个箍。”他抽出一根绑秧的稻草，仔细地压在我腿上的小伤口上，再在腿肚上绕一圈，打一个结，箍住伤口，起到了绷带的作用。
虽然大家都在弯着腰摘秧，我还是看见有人瞟我一眼，嗤嗤地偷笑，还有人在低声议论刚才的事情。我有点为自己刚才的举止感到不好意思了，就马上弯腰低头，继续摘秧。
后来我知道，稻草、松针和多种树叶本身就有消炎止血的作用，比单用卫生院里那白色的绷带要好一些。我在里陂上村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蚂蟥叮咬而引起伤口感染的事情。
从那以后，如果有人从水田里上来，腿上用金黄色的稻草打了三四道箍，我知道那人只不过是被蚂蟥叮了三四次而已。
村民说：“王蛭听水响”。只要人一下水田，蚂蟥听到水的响动，就会一扭一扭地游过来。是吗？蚂蟥没有耳朵，怎么能听见？应该是蚂蟥感受到了水波的震动才向震源方向游过来的吧。
还有一种办法对付蚂蟥，就是在腰上绑一个小竹罐，里面放些石灰。从腿上抓下蚂蟥，放入竹罐，蚂蟥几秒钟以后就一动不动了。
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好处是，很多人一起下水田，田里蚂蟥的总量不变，每个人被叮到的概率要小很多。人多了，大家还可以互相关照，有时蚂蟥刚叮上来，甚至还在水里游着向你靠近，就被其他人发现：“老夏，有王蛭。”我便立刻看看自己的双腿，再用眼睛扫描一下附近的水面，看看蚂蟥在哪里。
即便如此，蚂蟥也常常有得手的时候。一天早上摘秧，收早工回来吃饭的时候，薛志民穿着黑色凉鞋走在我前面。刚进大门还没到饭桌前，我发现志民右脚凉鞋的后跟处，正在往外滴血，便赶紧叫住了他。他脱下鞋一看，凉鞋后跟处有一滩血，他立刻冲到最近的水塘里去洗脚洗鞋了。
蚂蟥悄悄叮在你腿上，而你却没有发现，它就开始吸血。它的身体可以从一寸长一分宽开始，慢慢变胖，直到变成一个食指的模样。蚂蟥吸饱了血以后会自动脱离，这时候的伤口比较大，由于蚂蟥带有抗凝血素，伤口会继续出血，而你却感觉不到。薛志民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听村民说，过去水田里的蚂蟥更多。这几年用了虫药（农药）和化肥以后，水稻的产量增加了，可是水田里的蚂蟥和小鱼少了很多，泥鳅挖不到了，连天上的老鹰也少了。
我知道，我们平时往稻田里喷洒农药和施撒碳酸氢铵肥料以后，常常会有成片的一寸多长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在水面上。天上的老鹰飞下来吃了有毒的小鱼，也会呜呼哀哉了吧。
[1]三耖是指：1）水稻收割以后，秋天“耖禾蔸”，2）第二年早春“耖白水”，3）栽禾以前的“顺田”。
四耙是指 1）耖禾蔸以后的“耙岥老”， 2）和3）耖白水以后的“横田”，要耙两遍，先横耙一遍，再竖耙一遍，4）顺田以后再耙一遍，就可以插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