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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江西省是中国主要的水稻产区之一,里陂上的村民祖祖辈辈种水稻。村里有六百多亩水田,其中三百五十亩在一个平整的大塅上(“塅”是较为开阔平坦的一大片水田),可算是整个鹿冈乡最集中最平整的塅。其余的水田分散在四周的山坑里,一色的梯田,最远的梯田距离里陂上村要走二十多分钟。
里陂上村的水田绝大多数种早稻,只有那三十多亩的“大水田”要等到春天雨季的大水(洪水)在田里流过后才能耕种,所以只能种晚稻。种晚稻,村民称作“栽大禾”(古书上亦如是)。另外,村里还会种三十亩左右的糯稻,糯米最主要是用来做米酒,那是村民常年必备的饮料。此外,端午节包粽子、过年打麻糍(把蒸熟的糯米打烂)也要用糯米。
一、守秧田
里陂上村是田多人少,平均每个全劳力要摊到三十亩水田。所以每年的农历正月一过,就要开始春耕,否则到时候忙不过来。
春耕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做秧田。普通的水田要耖三遍,耙四遍,“三耖四耙[1]”,把田弄得非常平整以后才能插秧,秧田还要增加一耖一耙,更加细腻。
中国的季风气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年同期的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非常大,江南经常有倒春寒。有时明明已经是桃花盛开一片红,梨花怒放一片白了,倒春寒一来,气温猛然下降,又开始打霜了。只要打霜三四天,秧田里已经播下去还没有发芽的种谷就会烂掉,已经发芽甚至长到一寸左右的嫩绿秧苗也会成片发黄死掉。当时还没有大棚技术,我们曾经试过在田边烧几堆火试着让秧苗取暖,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农民想出各种办法来保证春天能有足够的秧苗栽到田里去。要不然,秋天收不到粮食怎么办?
首先,要错开播种的日子。每过几天播一批稻种,使得短暂的倒春寒不会一下子冻烂所有的秧苗。
其次,要有足够的余量。如果有五百亩早稻田,要准备六百到七百亩田的秧苗。
第三,如果秧苗不够而别处有富余,可以去别处商量讨要,对方一定会慷慨允诺,而且分毫不收。人怎么能胜过天呢,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年会不会要向别人去讨秧苗。
第四,如果老天肆虐,使得友邻的几个队都缺少秧苗,就要设法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去偷。要是偷摘秧苗被当场捉住,停手回家就是了,对方只会厉声叱骂,不会加以处罚。毕竟作怪的是老天爷啊。
第五,因为怕有人来偷秧苗,所以必须派人看守秧田。秧田都是离村庄最近而且最肥沃的田,白天村民进进出出,没有人敢来偷秧苗。看守秧田是在夜晚,必须守在田头整夜不睡,虽然可以记一天的工分,还是比较辛苦,很少有人愿意看守秧田。
我仅仅看守过一次秧田,偏偏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吃过晚饭,我是生产队的记工员,要在村民拿来的“工分簿”上,记录他们当天的出工情况,叫作“记工分”,类似现如今的“考勤”。记好工分,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我搬了两只打谷的四方禾桶,在秧田边上分别竖起来,足有一人来高。禾桶的上面相向拼拢,下面形成一个空间,放上铺板,铺上稻草。我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和手电筒,钻进禾桶,点上队里的马灯,开始看书。只要有灯亮着,就表示这里有人在看守秧田,别人不会轻易冒险来偷秧。
我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疲倦,便打开了收音机。
晚上十二点多,天上开始洋洋洒洒地下雨了,滴滴答答的雨水沿着禾桶的边沿,漏到了我的“铺”上。我一阵手忙脚乱,没有什么实际效果。雨越下越大,流进禾桶里的水成了一条直线,从禾桶边上挂下来。我只好缩到禾桶的一个角落里,胸前抱着书和收音机,希望它们不要被雨水打湿。
突然,四周连片的蛙鸣声停了下来,只有雨水的沙沙声。我感觉有点异样,难道有人趁着下雨来偷秧苗?我顿时警觉起来,头伸出禾桶,试着观察我们的秧田。但是眼前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决定暴露自己,打开手电筒,朝着秧田一通乱射。一切正常。
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从禾桶的另一边伸出头去一看,愣住了。
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山脚下,有一长队的人影在悄无声息地缓慢移动。有人头戴大斗笠,穿着蓑衣,打着火吊。因为下雨,照明用的火吊周围有一团光晕。有人戴着小斗笠,身披化肥塑料袋做的雨披,手电筒的光柱晃动着,那是比较新潮的人。
相隔这点距离,如果有人说话,纵然是在下雨,我应该能够听见,村里各户人家的狗更能够听见,它们早就应该吠声连连了。可是我只看见人影在移动,却没有一点人的声音。我有点悚然。
难道是鬼吗?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我连忙打开胸前的收音机,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放的革命歌曲的音量放到最大。
那些人影肯定可以听到革命歌曲的声音,却没有一个人影朝我这边看。
足足有几分钟,眼前的景象才消失。
雨还在下,周围的青蛙们又恢复了大合唱。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如果那些人影真的是人,走过去了应该还会回来的。
我缩身坐在禾桶里,点着灯,开着收音机壮胆,眼睛望着禾桶外面的山脚下。
外面的颜色渐渐地从漆黑变成深灰,变成浅灰,变成灰白,村里的鸡叫了。那些人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天亮了,雨停了。我回到村里,向那时的队长张发茂报告昨晚的怪事。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到了那天下午出工的时候,发茂告诉我们,整个鹿冈最大的生产队,先锋六队(袁家村)的人今天上午一直在兴奋地谈论一件事:他们昨天夜晚冒雨走小路,经过里陂上村的北边,绕到芮源村去偷秧苗。他们得手以后,顺着大路,浩浩荡荡说说笑笑地回到了自己的生产队。
原来如此。
二、摘秧栽禾
每年三月开始春耕以后,就要做秧田,播撒种谷。看着秧田里绿油油的早稻秧苗一天天长高,到四月初的清明节过后,早稻就要拔秧和插秧了。里陂上村把拔秧叫作摘秧,把插秧叫作栽禾。这个季节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我们刚下乡,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农活不会干,每天就是摘秧和栽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集体化生产。除各户少量的自留地由农民个人自行耕作外,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由队长安排和指挥。村民出工、收工,要听从队长的号令。清早,生产队长的哨子响过第二遍,我们这些“上海佬”也跟着大伙,三三两两地来到秧田边,卷起裤脚,下到冰冷的水田里,开始学习摘秧。
秧田里的水有两寸来深,早稻的秧苗很密,不难摘。右手摘起一小把秧苗放到左手,右手继续摘秧。等到左手的秧苗有一大把了,就抓紧秧苗,在水里洗净秧苗根部的泥,然后用一根稻草(村民称作“杆”)拦腰扎紧,这样就是一只秧。很快,秧田里响起一片咚咚的洗秧声和大伙的谈笑声。
队长看看东边升起的日头,差不多到收早工的时间了,他一声吆喝:“吃饭!”大伙便就着田里的水,纷纷洗脚回家吃早饭。这里吃饭的“吃”字,村民的读音是“恰”。
早饭以后,我们把早工时摘好的秧,堆装在篮攀里,挑到大田边上。村里的妇女也来了,她们带来了用杉木做的蘸秧的秧盆,加进一点买来的“钙镁磷”肥料,又从田里捧了一些泥浆和水放在盆里,和肥料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秧苗的根部在秧盆里的泥水中蘸一下,沾上肥料。这样可以使秧苗栽下以后返青快,长得好。里陂上村十来岁的孩子多数辍学在家了,他们在家长的催促下来到田里,负责给我们栽禾的人递送秧苗。
派两个人负责在田里“打格子”。他们有两根一样长的细竹竿,加上一大团缠绕在木棍上的长长的稻草绳。二人分别站在一坵田两边的田塍(田埂)上,量出一竹竿的长度,用草绳两头的木棍插进田塍,让草绳笔直地穿过整坵田。然后他们沿着草绳插秧,到田中间会合。移开草绳从远处看,刚插下的秧苗就是一条绿色的直线。打格子的人反复操作,田里就有了一个个同样宽度的绿格子。
细竹竿长三尺五寸,是上级派来的干部亲自监督村民制作的,这是每个绿格子的宽度。格子里要栽六蔸禾苗,禾苗的间距是五寸,正好是上级领导要求“合理密植”的尺寸。
可是里陂上的村民认为,每蔸禾苗要吸收的养分是一样多的,他们习惯在靠近村子的好田里栽得密一些,远处山坑里的薄田要栽得稀一些,怎么能用一根竹竿来规定死呢?等干部一走,村里就重新制作了细竹竿,长度是四尺二寸,在附近的田里就用它,到了山坑里再放开一尺。
栽禾的人负责把绿格子填满。抓起一只秧打开,握在左手上,左手拇指从中轻轻捻出五、六根秧苗,右手取过了分出的那些秧苗,栽到田里,双手的配合很像发扑克牌时的动作。在格子里栽禾,每行栽六蔸,人逐步往后退。秧苗栽得太浅会漂起来,栽得太深会闷死。我们很快学会了栽禾,而且仗着年轻,栽得飞快,赢得村民们一片喝彩。
栽完一坵田,直起腰来,沾满了泥水的双脚站在田塍上,挺挺酸胀的腰身,转动僵直的脖子,顺便看一下四周。旁边一坵田里是我们昨天栽下的尚未返青的禾苗,少量泛黄的禾叶平躺在水面上,不如脚下刚栽的禾苗那么鲜嫩。再远一些是我们前几天栽的禾苗,它们已经返青了,直立在田里,一片青绿,禾叶正随风摆动着。
我沿着田塍,走到要栽禾的那坵田边,田里的水还有些混浊,说明这田刚耙好不久。抬眼望去,不远处有村民正在耖田和耙田,间或传来了使唤耕牛的吆喝声。远处没有栽禾的一大片田里都灌了水,不很规则的田塍把它们分隔成了一面面各不相同的镜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一阵和暖的春风吹过,带来了树林里鸟的叫声:“……鹁的鸪鸪……鹁的鸪鸪……”,村民说,这种鸟的名字就叫鹁鸪。鹁鸪?好像就是斑鸠吧,记得小学里有一首歌:“小斑鸠,叫咕咕,我家来了个好姑姑……”

 
 
远处有另外一组村民正在栽禾。我听不见他们的喧闹声,多数是因为他们栽禾的时候和我们一样,节奏太快,顾不上说话了。远远望去,他们个个戴着斗笠,多数人在弯腰栽禾,好像是趴在水面上。有人站起身来,接过小孩递送过来的秧,朝两边张望了一下,又弯下腰去,继续栽禾。
村民只要出工就可以“记工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往往会有“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到了栽禾的时节,必须要抓紧农时,否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年的收成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为此,里陂上村分成了两个“耕作组”,展开劳动竞赛,按照栽禾田亩的多少来记工分,看谁拿的工分多。到后来的几年,“耕作组”越分越多,只要两家以上就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组。按照这种趋势,一家一户分田单干是早晚要发生的事。
“面朝黄土背朝天”,我整天弯着腰摘秧和栽禾的时候,常常会想,为什么一定要先摘秧,再栽禾呢?有没有更加简单方便的办法来种水稻呢?
有一年,上级领导说可以搞“水播水育”的直播法实验,就是直接把少量的稻谷按照一定的间距播在田里,任其生长。说是这样既不用摘秧,也不用栽禾,还节省了种子。
里陂上村选了一坵好田来做直播实验。我们把发了芽的种谷直接点播在耙平以后的田里,没几天就长出了嫩绿的秧苗。因为有一点缺苗的现象,我们又补播了一点种谷。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在水稻秧苗生长的同时,各种杂草也在生长,除草十分困难。最终收割以后,我们用大秤一称稻谷,这坵田的亩产比较低。
按照村民的说法,摘秧的时候,秧苗的根部受了伤,栽到大田以后,禾苗为了恢复正常,就拼命吸收养分,所以长得特别快,产量会高一些。而直播法的秧苗根部没有受伤,长得慢,产量就低了。
我后来看到书上说,摘秧栽禾这种称作“秧播”的技术,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随着大规模的移民,从黄河流域传到长江流域来的。“秧播”主要是为了去除杂草。秧苗长到七八寸高,拔出来移栽到没有杂草的大田里,几天以后就恢复正常生长了。它们和身旁才刚刚发芽的杂草来争抢阳光、水分和肥料,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优势。“秧播”的结果是产量提高了。
“秧播”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水稻在大田里的生长期。比如一种早稻的生长期是一百十天,它在秧田里生活三十天,移栽到大田里以后,只要八十到九十天就成熟了。水稻最怕打霜和冰冻,如果早稻收割以后紧接着栽种“连作稻”,大田里全年的绝对无霜期必须得在一百九十天左右(其中包括了割早稻和栽连作花费的时间)。里陂上村每年从四月上旬到十月中旬绝对无霜,完全符合要求。要是没有“秧播”技术,村里的大田一年只能收割一次水稻。
每年春天栽禾的时节,我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在春风和煦,艳阳高照的日子,我只穿一件蓝色的汗背心下田栽禾,让温暖的阳光触摸我的肌肤。穿了一个冬天的长衣长裤,我的肌肤已经返白。即使我每天栽禾只晒半天,身上还是会麻辣辣地疼几天。
经过一个春天的锻炼,到了盛夏,我的皮肤已经晒成了古铜色,再毒的日头也不怕了。有时候在田里工作,突然下起了阵雨,我那经过阳光晒烤的肌肤特别紧致,就像牛皮一样,雨滴落上去不会散开,而是紧缩成珠,飞快地滑落到田里。
我从田里回去吃饭,有时候把蓝色的背心脱了,别人会以为我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那是我身上没有被太阳晒黑的部分。
说来可笑,我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只需穿一件汗背心,这样洗起来比较方便。我当时不知道,阳光中的紫外线会使人容易得皮肤癌。但事实上,我在农村的十年里面,里陂上村并没有人得皮肤癌。
几年以后,我在里陂上村基本学会了各种农活,唯独摘秧还是不行。摘秧的快手一个早工可以摘二百只秧,我最多只能摘一百只,而且秧的根部对不齐。照村民的说法,那杂乱的秧根就像是“黄蚁上树”,参差不齐,这样会给栽禾的人带来困难,还会降低秧苗的成活率。
记得曾在什么书上读到,好像是苏联早期的领导人列宁说过,要向资本主义的工业学习其合理的部分,用来提高生产效率,比如“泰罗制”,它把制造工艺和工序分解到最最简单,让工人重复进行最简单的劳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动作,就可以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我想,肯定是我摘秧的过程中有不必要的动作,才造成摘秧的效率低下。于是在一天出早工摘秧前,我跟队长说,今天我不要早工的工分,我要学摘秧。队长困惑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我猜想,他心里一定觉得很奇怪。
那天早上我没有下田摘秧,而是蹲在摘秧最快的人身后的田塍上,仔细分解摘秧的动作:
右手的手心向后,食指和水面平行,伸入秧丛,食指贴住水下的泥,一下两下三下,手中一大把秧,就势往身边一拖,秧苗出水……左手洗秧的同时,右手去抽扎秧的稻草……。
这天晚上记工分的时候,记工员还是给我记了早工的工分,说是队长关照过了。
从此以后,我一个早工也能摘二百只秧。
早上摘的秧,应该可以满足整个上午栽禾使用。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有时是早上摘秧的人手少了或者是偷懒了,有时是上午栽禾的人“发鸡爪疯”,突然兴奋起来加快速度了,总之是秧不够了,却还没有到收工吃午饭的时候。村谚说:“栽禾是霸占,割禾(割稻)是抢劫”,听着怪吓人的。其实意思是说,栽种和收割的季节性很强。栽禾时要用一切办法,尽快把所有的水田用绿色的秧苗占住,这就是“霸占”。同样,在割禾时也要用一切办法,尽快把成熟的稻谷抢回家里来,这就是“抢劫”。用文明的语言来说,就是“抢种抢收”或者是“抢收抢种”,反正脱不了一个“抢”字。
因此,我们平时可以偷一点懒,但是栽禾的时候不行。一旦发现秧快要不够了,队长或者组长会立刻点将,选几个摘秧的快手马上赶去秧田里摘秧,以最快的速度向栽禾的人提供“弹药”。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会被点名去摘秧,我可是村里有名的摘秧快手啊。
现如今的里陂上村,已经是在育秧盘里育秧,不用摘秧了,栽禾也被抛禾所取代,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了。这几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三、蚂蟥
我很早就听说水田里会有蚂蟥,可是我们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到农村去劳动,只参加过割稻和割麦,田里是干的,没有水,所以没有和蚂蟥打过照面。
在里陂上村摘秧的第一天,我卷起裤腿,小心翼翼迈进水田,双脚踩进细腻的秧田泥土,清冷的感觉沁入心田,很刺激。
工作了一会儿,我觉得到小腿上好像有点异样,仔细一看,失声叫了起来:“哎呀,是……蚂蟥!”我急忙从泥里拔出腿,在蚂蟥的上下左右用力拍打。书上说,这样拍打引起的震动可以使蚂蟥受不了,它会停止吸血,自动脱落。书上还说,如果掐住蚂蟥硬拔硬拉,有可能拉断蚂蟥,使蚂蟥的头部和吸盘留在伤口里面,会引起伤口感染发炎。
一定是这只蚂蟥没读过书,不知道书上的道理,它不肯脱落。村民张寿仁见蚂蟥不肯下来,边走过来边笑着说:“一只王蛭。”他过来掐住我腿上的蚂蟥,一拉一甩,蚂蟥就飞到了下面一坵田里面。哦,这里把蚂蟥叫作王蛭(蛭的读音如“气”),好文雅的古字古音呢。我仔细地检查小腿上的伤口,伤口很小。我不知道蚂蟥的吸盘是否断在伤口里面,伤口还有一点渗血,书上说蚂蟥有抗凝血素的,这血什么时候能止住呢?
寿仁看我一脸忧愁,笑着说:“我来给你打一个箍。”他抽出一根绑秧的稻草,仔细地压在我腿上的小伤口上,再在腿肚上绕一圈,打一个结,箍住伤口,起到了绷带的作用。
虽然大家都在弯着腰摘秧,我还是看见有人瞟我一眼,嗤嗤地偷笑,还有人在低声议论刚才的事情。我有点为自己刚才的举止感到不好意思了,就马上弯腰低头,继续摘秧。
后来我知道,稻草、松针和多种树叶本身就有消炎止血的作用,比单用卫生院里那白色的绷带要好一些。我在里陂上村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蚂蟥叮咬而引起伤口感染的事情。
从那以后,如果有人从水田里上来,腿上用金黄色的稻草打了三四道箍,我知道那人只不过是被蚂蟥叮了三四次而已。
村民说:“王蛭听水响”。只要人一下水田,蚂蟥听到水的响动,就会一扭一扭地游过来。是吗?蚂蟥没有耳朵,怎么能听见?应该是蚂蟥感受到了水波的震动才向震源方向游过来的吧。
还有一种办法对付蚂蟥,就是在腰上绑一个小竹罐,里面放些石灰。从腿上抓下蚂蟥,放入竹罐,蚂蟥几秒钟以后就一动不动了。
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好处是,很多人一起下水田,田里蚂蟥的总量不变,每个人被叮到的概率要小很多。人多了,大家还可以互相关照,有时蚂蟥刚叮上来,甚至还在水里游着向你靠近,就被其他人发现:“老夏,有王蛭。”我便立刻看看自己的双腿,再用眼睛扫描一下附近的水面,看看蚂蟥在哪里。
即便如此,蚂蟥也常常有得手的时候。一天早上摘秧,收早工回来吃饭的时候,薛志民穿着黑色凉鞋走在我前面。刚进大门还没到饭桌前,我发现志民右脚凉鞋的后跟处,正在往外滴血,便赶紧叫住了他。他脱下鞋一看,凉鞋后跟处有一滩血,他立刻冲到最近的水塘里去洗脚洗鞋了。
蚂蟥悄悄叮在你腿上,而你却没有发现,它就开始吸血。它的身体可以从一寸长一分宽开始,慢慢变胖,直到变成一个食指的模样。蚂蟥吸饱了血以后会自动脱离,这时候的伤口比较大,由于蚂蟥带有抗凝血素,伤口会继续出血,而你却感觉不到。薛志民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听村民说,过去水田里的蚂蟥更多。这几年用了虫药(农药)和化肥以后,水稻的产量增加了,可是水田里的蚂蟥和小鱼少了很多,泥鳅挖不到了,连天上的老鹰也少了。
我知道,我们平时往稻田里喷洒农药和施撒碳酸氢铵肥料以后,常常会有成片的一寸多长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在水面上。天上的老鹰飞下来吃了有毒的小鱼,也会呜呼哀哉了吧。


[1]三耖是指:1)水稻收割以后,秋天“耖禾蔸”,2)第二年早春“耖白水”,3)栽禾以前的“顺田”。
四耙是指 1)耖禾蔸以后的“耙岥老”, 2)和3)耖白水以后的“横田”,要耙两遍,先横耙一遍,再竖耙一遍,4)顺田以后再耙一遍,就可以插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