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初到里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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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里陂上
列车是一色的硬座，车厢里很少有人哭，倒是有不少人在车厢里走动。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我在中州路第一小学的同学吕振裕。他小学毕业后，考进虹口中学，这次去江西，分在鹿冈公社的立新大队（后为洋坳大队）。
3月5日下午，火车到了江西的樟树站，有一溜带着帆布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在等着我们。领行李，上卡车，车队向永丰县进发。我站在车厢里，身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晃动，我紧紧地抓住车上的撑帆布篷的铁杠子。
天色渐渐暗了，卡车打开了头灯。
“快看快看！”不知是谁叫起来。我回身朝后望去，只见逶迤的公路上，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明亮的头灯射出的雪白光柱在夜幕中移动，路边山上的树木随着光柱时隐时现。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新奇的景象。
车队到达永丰以后，我们在县城最大的永丰饭店住了一晚。
3月6日，卡车队分几路到各个公社。到鹿冈公社的车队中，我们的车第二个停下，其他的车晃晃悠悠沿着乡村简易的土石公路继续往前开。
“先锋大队到了，下车！”我们学校带队的工宣队小李师傅跳出驾驶室，到大队负责人老高家里讨论分配方案，他们要把我们分派到各个生产队去。
有一个同学得意地自言自语：“我研究过了，在农村，越是靠近大队部的地方条件越好。”（哈哈，他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他望着围观的老俵，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俵们看着我们这些据说是上海来的陌生人，大都不说话。一个老俵迟疑了一下，说：“先锋六队……袁家村……”
“好，我就要在六队。”那个同学说。
过了一会儿，小李师傅和老高过来宣读名单，只记得我和崔应辉是分到六队的。
大家已经知道六队是比较好的地方，有很多人不同意分派方案。想分到六队的那个同学很严肃地对农民说：“你们知道张春桥吗？他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我们上海的。”他话里的意思是让当地人不要小看我们。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张春桥是何方神圣。
一片吵嚷声中，小李师傅和老高宣布这个分配方案作废，改为自由报名。
“谁去先锋四队？”没人应声。静了片刻，崔应辉问：“四队有多远？”
“两里路左右，就在山那边。”四队来接人的张绍远队长应声答道。
崔应辉看看我：“怎么样？”
“我跟你。”我说。
崔应辉大声说：“好，我们中二乙班到四队，加上中三甲班的夏建丰一共七个人，到四队去。”我们学校是试行五年制的中学，学校里年级和班级的叫法和大多数学校不同。崔应辉是中二乙班的“头”，因为他们1968届的学生没有人分配到工厂，全部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所以每个班级到江西的名额要多一些。
“可以，不过人数少了，还要再加两个。”小李师傅说。
“我们中二甲班的两个女生过去，我们男生不要和他们在一起。”中二甲班的男生说。那时候，城里的初中学生中间“男女授受不亲”的现象十分普遍，男生和女生之间，平时基本上不说话。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跟着张绍远，向先锋四队（里陂上村）走去。身后那些还没有分配的同学，团团围住了小李师傅和老高。
我们走后，想到六队的那个同学如愿以偿，分在了六队。
而分到五队的同学立刻发现，五队离六队所在的大队部只有二百米，而且还是公社所在地，太好了。
到里陂上村“插队落户”的九个同学是：中二乙班的崔应辉、薛志民、李桂英、王君薇，中二甲班的咸钊、郭芬，另外还有薛志民的姐姐薛和平、薛志民的邻居冯金生，最后是我夏建丰。我们四个男生五个女生组成了一“户”，却又和普通的农户不同，一般称作“集体户”，也称“知青班”，崔应辉任班长。
我们走了二十分钟，到了先锋四队，也就是里陂上村。
里陂上的村口有一道二尺高的木坎，我们迈过木坎进村，引来了零星的狗吠。狗们看见领头的绍远队长，就息住嘴，对我们摇摇尾巴，趴下了。几只猪在村里闲逛，时不时哼哼着用长嘴检查一下地面。三五只鸡缩在墙边，有的用爪挠一下头，有的忽然一抖擞，全身的羽毛张开，很像我母亲在上海晒台上养的鸡。
我们跟着绍远进了生产队的仓库。村民出工去了，只有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好奇地在仓库门口东张西望。多数孩子头上戴着传统的绣花虎头帽，颈上戴着银制的项圈，有的孩子头上则戴着呢子做的藏青色“解放帽”，是解放军戴的军帽样式。孩子们红扑扑的腮帮子上，明显有着黄褐色的皴皱条纹。有一个孩子死盯着我看，原来是发现了我新大衣上的海虎绒领子。他流出来的半截鼻涕正随着呼吸，一伸一缩地蠕动着。
绍远取出一挂红色的鞭炮，走到仓库门外，划一根火柴，点着了鞭炮，用传统的礼节来欢迎我们。在震耳的“叭叭”声和袅袅的青烟中，门口的那几个孩子兴奋地冲上去，紧张地搜寻着落在地上没有炸响的“哑炮”。我立刻回想起读小学以前，自己在上海的弄堂里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仓库进门的左边是两个木制的谷仓，墙边四散放着几架车谷的木制风车和一些箩筐。厅堂的中间有一些条凳，上面搁着铺板，这就是我们男生的临时住处。女生暂时住在村民家里。
我看见几架风车上一律用毛笔写着“先锋壹队”，而箩筐上有的写着“先锋一队”，有的写着“先锋四队”，心里有些不解，便问绍远队长。绍远告诉我们，19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时候，里陂上村就是“先锋合作社”的第一队。后来成立了“鹿冈人民公社”，我们是先锋大队的第一生产队。前两年巷口大队和先锋大队合并，里陂上村便成了先锋四队。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写着“先锋一队”的箩筐看上去旧一些。
我又问绍远，里陂上是什么意思。还有，里陂上的“陂”字，为什么不念“皮”而是念成“逼”？
绍远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们村就叫里陂上，“陂”的意思是我们每年要在河里作陂引水。
绍远首先介绍村里的政治情况，他说，里陂上大多数人家姓张，只有两三家外姓人。没有地主富农，基本上都是贫农和下中农。不过，去年从永丰县城里下放来了三家，分别是解放前的伪保长、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
绍远领我们来到一幢破旧的大房子里，介绍说，这是原来村里的祠堂，解放后在土地改革时分给了村民。现在祠堂的后厅和两边的后厢房空着，准备让你们上海佬住。
我们进到准备给男生住的厢房里一看，宽不到三米，长约六米，黑乎乎的没有窗，泥土的地面。房间的一端是篱笆，篱笆的另一边是前厢房，住着村民周恩绍一家。
后厅里有人正在为我们煮饭，绍远说这是张发茂，原来也做过队长。李桂英马上说：“老队长好。”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里面的老队长是个立场坚定的好人。从此以后，发茂就成了里陂上的女知青口中的老队长，我们男生多半叫他发茂。
晚饭后，大家感觉累了，我们男生到仓库里，在铺板上打开铺盖睡觉。我翻出带来的学生字典，在油灯下查看，发现里陂上的“陂”字，按照普通话应该念作“杯”，陂的意思是池塘。这和绍远队长说的“作陂[1]引水”有些不一样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翌日起床时，只听见崔应辉在那里大叫：“袜子，我有一只袜子不见了。”我马上想到自己昨晚压在枕头底下的袜子，连忙翻开枕头一看，袜子还在。崔应辉最后在墙角找到他那只绛红色的袜子，已经给老鼠咬破了。发茂来叫我们吃早饭，我们抱怨有老鼠，他笑着说：“家家都有老鼠，仓库里老鼠当然更多了。”啊，课本上读过“官仓老鼠大如斗”，仓库里的老鼠确实厉害。
第二天，工宣队的小李师傅来里陂上村看我们，关照我们先不要出工。他认为大队和公社对知青的安置工作不够重视，做得不好，他正在和公社交涉，还准备到县里去反应情况。我心想，不让我们出工也成为他交涉的筹码，难道是他把解放以前上海工人罢工的传统带来了？
第二天晚上，吹熄了油灯，我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在黑暗中睁着眼睛，静静地等待老鼠的出现。果然没过多久，老鼠们开始在楼板上活动起来，跑来跑去，跳上跳下，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墙角那边也有老鼠吱吱叫，有息息索索的响动。突然一只老鼠从我们睡觉的铺板上沙沙地穿过，我赶紧把头缩进被子，一动不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很快我们就离开仓库，搬到祠堂里住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吃饭用的方桌和条凳是从张梅发家借的，睡觉的铺板是从张发茂、张梅魁和周恩绍家借的，晚上点的油灯是张梅魁家的。水桶是借的，水缸是借的，连尿桶也是从村民家里借来的。
我们还知道，根据上面的要求，生产队很快会在祠堂的厢房里开窗（没有玻璃），还会请木匠给我们打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四条长凳，给每人打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板凳（小板凳现在上海祥德路的家里）。当然还要用两只尿桶，男生和女生房间各一只。
又过了几天，工宣队小李师傅匆匆来到里陂上村，要求我们尽快出工。
他已经接到通知，这一次的任务结束了，他马上要返回上海。小李师傅说，经过交涉，永丰县按照民政部门的移民政策，会给供应我们六个月的商品粮，还会有一点安家费[2]。六个月以后，就全靠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了。
小李师傅走后的第二天，我们扛着锄头上了水库工地，真正的农村生活开始了。那一天好像是1969年3月16日，应该是我隔离中的父亲发工资的日子，他不知道怎么样了。
日常生活离不开水，我们开始用水桶挑水了。我们的住处在村子的一头，而村里唯一的土井却远在村子另一头的村外。（土井在1990年代废弃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机井，用电泵来抽水。）
我们每次挑水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整个村子，有的老俵还会伸长脖子，看看我们的桶里有多少水。
桶里的水当然不多，我们男生挑水是每次两个半桶，水多了挑不动，走路时两腿会打绞丝，水桶里的水就会晃荡，人也被带着晃起来，就更加走不稳了。女生比我们更惨，她们两个人抬大半桶水，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跌跌撞撞地前行。记得有一次两个女生抬水，好不容易到了祠堂门口，走在后面的女生涨红着脸一迈门槛，脚下一绊，水桶摔到地上，散成了块块木板，桶里的水顿时在泥地上流淌开去。
住在前厢房的周恩绍赶紧过来帮忙。他用破开的竹子穿插成圈，重新给水桶打了一上一下两个箍，水桶修好了。他说：“你们用安家费买来的水桶，打的是‘花箍’，好看但不结实，我给你们打的是‘缠箍’，没那么好看，可是比花箍结实多了。老话说‘花箍花眼前，缠箍用三年’，好看不如实用。”
过了几年，我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农活，挑水更是不在话下。挑起满满的一担水疾走，两只水桶里面仅仅是略有涟漪，水波不惊。可是里陂上村的老俵，尤其是村里的妇女，很多年以后聊起我们刚开始挑水时的狼狈模样，还常常会笑弯了腰。那是他们生活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和笑料。
十年以后的1979年2月底，我告别里陂上村的时候，好几次问过我不同的村民朋友：“如果人的一世有六十年，以十年来算的话，哪一个十年最重要？”
他们稍一思忖，很快就有一个相同的答案：“是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这是每个村民成家立业的十年。
这时候，我就用力地手指着地面回应：“是的，我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就在这里。”
我带着一张中国人民银行的托收转账支票离开了里陂上村，支票的面额是人民币二千元。后来有人说，1979年的二千元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我也很想知道这些钱在当下的价值是多少。
如果按照国内水稻的收购价来算，当年一百斤籼稻的收购价是九元五角，现在是一百三十元，因此这些钱大约是人民币二万七千元。
要是换一种类似“购买力平价”的算法，当年我的收入除了养活自己以外，这笔余下的钱还可以养活至少两个人。我现在住在美国，美国的贫困线大约是年收入一万二千美元，两个人十年的最低消费就是二十四万美元。
当然，我个人这十年的经历，绝对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
我带着村民们自动自发送给我的锦旗，离开了里陂上村。锦旗的中间是四个字：“遗爱待民”，落款是“里陂上村全体社员敬献，79.2”。“遗爱待民”，好像有点古意的。
我是最后离开先锋大队的上海知青，大队决定免费用拖拉机送我到火车站。
里陂上村派了四个人坐在拖拉机上一路送我。
唉，我的眼睛怎么有点湿润了？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留在了这里，留在了里陂上村。
[1]几十年以后，我看到书上说，从明朝开始，江西的山区有一种小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叫作“陂”。“陂，壅也”，“小港小溪截其流以为陂”。怪不得里陂上村在芮源水库建成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村民年年要砍下大量的脚柴（灌木），壅塞在村前面的小河里，作成一道陂，用来抬高河里的水位，引水浇田。这应该是里陂上村名的来源吧。我想，鹿冈地区的村名中，大凡带有“陂”字的村落，比如芦陂、潺陂、里陂上、东陂上，等等，都应该是坐落在小河边，因为可以在小河里作陂引水，所以成了村名的来源。
[2]当时国家安置知识青年，发放了安家费，各处的使用和分配有所不同。记得我们从安家费里曾得到每月15元、持续6个月的生活补助费，第一笔钱是由发茂带我们到鹿冈商店，给我们买了两个水桶（共4.50元），两盏煤油灯（共1.92元，男生和女生各一盏），每人买了一件蓑衣（6.50元），一顶斗笠（0.65元），一把锄头（镢仔，2.10元），还买了5斤鸭蛋（每斤0.80元）作为我们吃的荤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