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分配
196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已经两年了。
从1966年的6月开始，我们和全国的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为了“闹革命”，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窝蜂地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以及五花八门的造反“战斗队”，批判学校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批判各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好像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是真心地要保卫毛主席，要使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
到了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行了半年多，上海成立了新的政府“革命委员会”，要求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造反队联合起来，学校里要“复课闹革命”。可是我们学校里的各派组织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根本没有条件“复课”，各派人马忙着“闹革命”。那情形就好像是打开了阿拉伯魔瓶的瓶塞，里面的妖魔跑出来以后，就再也回不到瓶子里去了。复课闹革命成了一句空话。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革命的老师和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秩序，使得原本应该毕业的学生，无法正常地毕业。可是工厂里的老工人到了退休的年龄，依然要正常地退休。于是，上海的工厂里有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很多工厂希望能够尽快地招收新的工人，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建设。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学里有三个年级的初中生和三个年级的高中生，这六个年级后来统称“老三届”，我属于老三届里的“67届初中生”。
1968年5月左右，我们学校在1966年就应该毕业的66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了。5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市区的工厂，1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40%的同学等待以后再分配（俗称“待分配”）。
好像就在此时，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很快，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了上海所有的中学，我们学校也不例外，由“工宣队”来管理学校了。
到了1968年的8月，虽然没有人宣布我们这些1967届的学生已经毕业，但是我们已经面临着“分配工作”。分配的方案是：42%的同学到上海市区的工厂，8%的同学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50%的同学等待分配。
当时我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哥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他的户口在大学里。按照当时分配的规定，像我这样的条件，可以分派到上海的工厂里工作，至少也可以到郊区的农场去。
可是当时正处在文化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父亲在接受“隔离审查”，被关在铁路局机关的一个房间里，交代他个人历史上的问题。房间外面日夜有人看守着他。父亲的问题没有查清，我受到牵连，很快成了“待分配”，等待国家分配工作。
掐指算来，我从1958年9月到1966年的6月初，名义上读了八年书，中间除去一年病休（后来又跳了一级），实际上只读了七年书。
到了1968年10月左右，我们1967届学生的分配工作结束了，分派到上海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的同学陆续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
没想到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简单来说，毛主席要我们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农村要欢迎。”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经常要到学校里去参加政治学习，每个人都必须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思想准备。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可能的去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林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插队落户，安徽省淮北的亳县插队落户，江西省吉安地区的永丰县插队落户，以及贵州省的独山县插队落户。另外，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可以下乡到同一个地方去。农村有亲戚的，也可以去农村投亲靠友。
到黑龙江农场和云南林场去的同学，算是国家职工，每月有固定的工资，还有吃饭的食堂。但是到边疆的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到黑龙江军垦农场，路上要花三天时间。到云南边疆去，有一个星期的路程。
插队落户也是国家组织去的。学生以十个人左右为一组，由国家安排，插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里去，集体落户，就是“插队落户”，简称“插队”。学生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农民一样记工分来取酬，叫作“同工同酬”。
至于到农村的亲戚家里去“投亲靠友”，那是属于学生的个人行为，国家基本上不管了。
我回家向母亲请教，我应该申请去什么地方。母亲说，江西近，又是吃米的地方，你申请去江西吧。
按照学校的规定，我们班级有一个去江西插队落户的名额，却有四个人报名。最后，老师说我身体弱小，决定让我去江西。我想，在父亲遭受“隔离审查”期间，自己能有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老师在暗中同情和照顾我呢。
去江西前，学校召集我们去江西的同学开会，我在会上遇见了68届乙班的崔应辉同学，定下来我去江西省永丰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具体分到先锋大队的哪个生产队去，得等我们到了那里，由先锋大队来决定。
接下来是注销上海户口。我凭着户口注销证明，购买了棕红色人造革皮箱一个，灰色棉毯一条，白色蚊帐一顶，米黄色搪瓷大口杯一个。我另外还买了手电筒、仿制的军用水壶、农村卫生手册等等。全部行李是一个铺盖卷和一个箱子。（1989年，我把这个箱子带到美国，1993年第一次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时，箱子在上海虹桥机场粉身碎骨。）
临行前，母亲决定为我做一件短棉大衣。因为父亲的缘故，此时家里的存款已经被银行“冻结”，无法取出来，我们依靠每人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来度日。虽然家里还有布票，却已然没有余钱去购买做大衣的卡其布面料了。我看着母亲在家中的衣橱里东翻西找，她先是抽出一条海虎绒毛领，又找到一段蓝色的人造棉布料。母亲抖了抖手中软绵绵的料子，说：“啐，将就点了，现在天天吃卷心菜。”
两天以后，我穿上了母亲做的棉大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面对即将远行的儿子，母亲的情意都缝在孟郊的《游子吟》里面了。几天后，我穿着这件新大衣，登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1969年3月3日上午，把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托运。下午，我到铁路局机务处的隔离室看望父亲，告诉他，明天我要出发到江西去了。我请父亲放心的同时，也请胆小的父亲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审查，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说的两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的意思，是请父亲尽量不要去抗辩。因为父亲的身边有人看管，所以其他的一切，均在不言之中了。
我看看旁边盯着我们父子俩的那个看管人员，他脸上的凶煞之气好像比以前少了一些，相对比较柔和了。也许是看见我即将下乡务农了，他生出些许的恻隐之心了吧。
3月4日午饭以后，我们到学校集合，上了一辆大客车，虹口区革命委员会的曲力主任上车来，和我们握手告别。
到了上海北站，我在站台上的人群里，找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送别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站台上的说笑声突然停止了，开始有了低低的哭泣声。哭声越来越响，很快哭声震天。母亲没有哭，她挥着手对我说：“自己多注意点。”我看着人群里的母亲，忽然想起自己的儿时，母亲用浓重的常州话教我读唐诗的情形：“车辚辚，马萧萧……，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是杜甫的《兵车行》。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我走的那天，她或许是受了火车站的站台上那震天的送行哭声的影响，意识到刚刚能为家里分忧担责的儿子远走他乡了，而尚在隔离审查的丈夫命运未卜，所以她在走回家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刚强能干的母亲啊，即使当初父亲四十多岁病危的时候，我也未见你擦过眼泪，所以我至今想像不出你大哭时的模样。
父亲则告诉我，虽然当时他没有来车站送行，但是他的“隔离室”在铁路局机关“老大楼”的六楼，靠着北站，窗子朝北，正对着车站的站台。他站在窗口看着我们的列车，伫立良久，直到我们的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消失在视野之外。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儿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