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请 登录注册
第1节 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

196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已经两年了。
从1966年的6月开始,我们和全国的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为了“闹革命”,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窝蜂地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以及五花八门的造反“战斗队”,批判学校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批判各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好像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是真心地要保卫毛主席,要使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
到了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行了半年多,上海成立了新的政府“革命委员会”,要求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造反队联合起来,学校里要“复课闹革命”。可是我们学校里的各派组织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根本没有条件“复课”,各派人马忙着“闹革命”。那情形就好像是打开了阿拉伯魔瓶的瓶塞,里面的妖魔跑出来以后,就再也回不到瓶子里去了。复课闹革命成了一句空话。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革命的老师和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秩序,使得原本应该毕业的学生,无法正常地毕业。可是工厂里的老工人到了退休的年龄,依然要正常地退休。于是,上海的工厂里有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很多工厂希望能够尽快地招收新的工人,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建设。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学里有三个年级的初中生和三个年级的高中生,这六个年级后来统称“老三届”,我属于老三届里的“67届初中生”。
1968年5月左右,我们学校在1966年就应该毕业的66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了。5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市区的工厂,1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40%的同学等待以后再分配(俗称“待分配”)。
好像就在此时,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很快,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了上海所有的中学,我们学校也不例外,由“工宣队”来管理学校了。
到了1968年的8月,虽然没有人宣布我们这些1967届的学生已经毕业,但是我们已经面临着“分配工作”。分配的方案是:42%的同学到上海市区的工厂,8%的同学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50%的同学等待分配。
当时我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哥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他的户口在大学里。按照当时分配的规定,像我这样的条件,可以分派到上海的工厂里工作,至少也可以到郊区的农场去。
可是当时正处在文化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父亲在接受“隔离审查”,被关在铁路局机关的一个房间里,交代他个人历史上的问题。房间外面日夜有人看守着他。父亲的问题没有查清,我受到牵连,很快成了“待分配”,等待国家分配工作。

掐指算来,我从1958年9月到1966年的6月初,名义上读了八年书,中间除去一年病休(后来又跳了一级),实际上只读了七年书。
到了1968年10月左右,我们1967届学生的分配工作结束了,分派到上海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的同学陆续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
没想到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简单来说,毛主席要我们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农村要欢迎。”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经常要到学校里去参加政治学习,每个人都必须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思想准备。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可能的去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林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插队落户,安徽省淮北的亳县插队落户,江西省吉安地区的永丰县插队落户,以及贵州省的独山县插队落户。另外,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可以下乡到同一个地方去。农村有亲戚的,也可以去农村投亲靠友。
到黑龙江农场和云南林场去的同学,算是国家职工,每月有固定的工资,还有吃饭的食堂。但是到边疆的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到黑龙江军垦农场,路上要花三天时间。到云南边疆去,有一个星期的路程。
插队落户也是国家组织去的。学生以十个人左右为一组,由国家安排,插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里去,集体落户,就是“插队落户”,简称“插队”。学生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农民一样记工分来取酬,叫作“同工同酬”。
至于到农村的亲戚家里去“投亲靠友”,那是属于学生的个人行为,国家基本上不管了。
我回家向母亲请教,我应该申请去什么地方。母亲说,江西近,又是吃米的地方,你申请去江西吧。
按照学校的规定,我们班级有一个去江西插队落户的名额,却有四个人报名。最后,老师说我身体弱小,决定让我去江西。我想,在父亲遭受“隔离审查”期间,自己能有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老师在暗中同情和照顾我呢。
去江西前,学校召集我们去江西的同学开会,我在会上遇见了68届乙班的崔应辉同学,定下来我去江西省永丰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具体分到先锋大队的哪个生产队去,得等我们到了那里,由先锋大队来决定。
接下来是注销上海户口。我凭着户口注销证明,购买了棕红色人造革皮箱一个,灰色棉毯一条,白色蚊帐一顶,米黄色搪瓷大口杯一个。我另外还买了手电筒、仿制的军用水壶、农村卫生手册等等。全部行李是一个铺盖卷和一个箱子。(1989年,我把这个箱子带到美国,1993年第一次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时,箱子在上海虹桥机场粉身碎骨。)
临行前,母亲决定为我做一件短棉大衣。因为父亲的缘故,此时家里的存款已经被银行“冻结”,无法取出来,我们依靠每人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来度日。虽然家里还有布票,却已然没有余钱去购买做大衣的卡其布面料了。我看着母亲在家中的衣橱里东翻西找,她先是抽出一条海虎绒毛领,又找到一段蓝色的人造棉布料。母亲抖了抖手中软绵绵的料子,说:“啐,将就点了,现在天天吃卷心菜。”
两天以后,我穿上了母亲做的棉大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面对即将远行的儿子,母亲的情意都缝在孟郊的《游子吟》里面了。几天后,我穿着这件新大衣,登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1969年3月3日上午,把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托运。下午,我到铁路局机务处的隔离室看望父亲,告诉他,明天我要出发到江西去了。我请父亲放心的同时,也请胆小的父亲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审查,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说的两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的意思,是请父亲尽量不要去抗辩。因为父亲的身边有人看管,所以其他的一切,均在不言之中了。
我看看旁边盯着我们父子俩的那个看管人员,他脸上的凶煞之气好像比以前少了一些,相对比较柔和了。也许是看见我即将下乡务农了,他生出些许的恻隐之心了吧。
3月4日午饭以后,我们到学校集合,上了一辆大客车,虹口区革命委员会的曲力主任上车来,和我们握手告别。
到了上海北站,我在站台上的人群里,找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送别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站台上的说笑声突然停止了,开始有了低低的哭泣声。哭声越来越响,很快哭声震天。母亲没有哭,她挥着手对我说:“自己多注意点。”我看着人群里的母亲,忽然想起自己的儿时,母亲用浓重的常州话教我读唐诗的情形:“车辚辚,马萧萧……,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是杜甫的《兵车行》。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我走的那天,她或许是受了火车站的站台上那震天的送行哭声的影响,意识到刚刚能为家里分忧担责的儿子远走他乡了,而尚在隔离审查的丈夫命运未卜,所以她在走回家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刚强能干的母亲啊,即使当初父亲四十多岁病危的时候,我也未见你擦过眼泪,所以我至今想像不出你大哭时的模样。
父亲则告诉我,虽然当时他没有来车站送行,但是他的“隔离室”在铁路局机关“老大楼”的六楼,靠着北站,窗子朝北,正对着车站的站台。他站在窗口看着我们的列车,伫立良久,直到我们的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消失在视野之外。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儿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