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从1969年3月到1979年2月，我在江西省永丰县鹿冈乡的里陂上村做农民十年。最后离开时，数次问我的村民朋友：“如果人的一世有六十年，以十年来算的话，哪个十年最重要？”村民们稍一思忖，很快就有相同的答案：“是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
这时候，我就用力地顿脚，用手指着地面，感慨地说：“我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就是在这里。”
妻子立平在鹿冈乡的高坑村七年，加上读书和工作，她在江西十一年多。
我女儿自懂事起，经常听我俩唠唠叨叨，叙说那些年轻时候做农民的陈年往事。女儿上学了，会把我们的事情讲给她的老师听。几乎每个听过女儿讲述的美国老师，大多会说同样的话：“你父母的经历应该记录下来，真是太丰富太有趣了，哪像我们在美国，从学前班开始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到学校教书，我们的生活真是很平淡。”
女儿回家，把她老师的话告诉我。我对女儿淡淡一笑，心里不以为然。这些美国的老师有些矫情了，他们一帆风顺地大学毕业了，还说生活很平淡。我从小到大，若能有他们那样的生活，该有多好！
当时在中学里，我们全班有五十三个同学，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可以有五十个同学考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文化革命过后，点来算去，只有四个同学进了正规大学的校门。
女儿自幼喜欢历史。她十岁的时候，我说到宋朝，她就问：“是赵宋还是刘宋？”平时有了机会，她常提醒我，应该把农村插队十年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历写下来。
那时中国的城市人口有一亿多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里的中学生，有一千七百万人下乡务农，这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真值得记录下来吗？只是为了不拂女儿的好意，我答应以后会“信笔由缰”地写一点回忆性的文章，题目就叫《浮生杂忆》。
女儿长大以后，在芝加哥大学修习历史，读了三个本科学位的课程，还上了一些研究生的课。她在假期里回家时，经常会询问：“爸爸，《浮生杂忆》写了没有？”“爸爸，该动笔了吧。”嘿，我当时不过随口一应，她还认真了。
有一次回中国探望母亲，老人家已是耄耋之年，过了米寿。母亲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三个儿子，只有你这一支在美国……”
我听了以后心里一动。是啊，我这一支孤悬海外，我的子孙后代应该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何方人士，在故土都有何样情事。我作为这一支脉的“迁始祖”，应该尽自己所能，为孩子留下一些文字的资料。
记得以前看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作者经过十二年的考证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是生活在非洲西海岸的冈比亚。书中反复地指出，人生十分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
一年前，悚觉自己的记忆力加速衰退，大脑仓库里许多鲜活的记忆，正在悄然隐去，再不动手写下来，就来不及了。
及至动笔甫始，发现自己写作文的能力和水平，依然停留在四十年前的中学时代，没有什么长进。略有沮丧之余，觉得反正也就这样了，能力有限，权当是在四十年前上作文课的时候，坐在教室里写作文吧。
我整理完相应的家谱和有关祖先的生平，写了几篇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进入我人生中历时十年的“江西时期”，开始里陂上村生活之“杂忆”，断断续续地写了四十来篇作文。
农村生活的第一篇作文是“修水库”，女儿阅后感觉尚可，只是结尾似乎不够好，我立即遵嘱修改了。唯恐记忆有误，又把作文传给当年插队落户的兄弟们过目。果然，我把“洋坳”误成了“羊坳”。
“插友”们对作文的臧否各有不同，有人说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于我而言，写这些作文的初衷，是给自己孩子看的，若能有一点史料的价值，很好，吾愿足矣。
当年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象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和现今动辄几亿“农民工”进城相比，几乎不值得一提。再过几十年，我们都已故去，那些琐碎的往事更是烟消云散了。
我辈中，对当年的上山下乡亦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一拨人认为那是“蹉跎岁月”，不堪回首，也不值得回忆。另一批人觉得“青春无悔”，甚而有人在退休以后，带着在城里积攒了几十年的资源和人脉，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和当地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
立平和孩子是这些作文的第一读者。立平更是批改作文的语文老师，她鼓励我把里陂上村生活杂忆的作文归拢在一起，独立印成一本小册子，至少可以让我们当年在永丰县和鹿冈乡的知识青年们共享。
有人说，记忆就像筛子，少量留在筛子里的东西，也不怎么可靠。因此，作文中的舛误，还望当事的有心人指正。
当年的知青，如今已垂垂老矣，我希望印刷时的字体能够大一点，好让我们这一辈老眼昏花的兄弟姐妹们，万一他们有兴趣的话，能够看得清楚些，不用太费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