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我参加革命、入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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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革命、入党的思想基础
公元1915年2月13日，即阴历甲寅年腊月三十，我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永光寺中街〔1〕。
我父母都是江苏江都县邵伯镇人，父亲是扬州府的秀才、江苏省的举人，他到北京赶考，不知是考而未中，还是当时已废科举〔2〕，结果只好被安排在清邮传部当主事，是七品小京官。辛亥革命后，又在民国交通部任路政司主事。临终前，由于中风不能工作，每月仅发薪五十元。母亲家庭是大地主，姓徐，她排行老三称三姑娘，没有名字，没有文化，也不会家务。她是我父亲第三位“续弦”的妻子，他们结婚时年龄都已比较大〔3〕。
我母亲生我时因年龄较大，奶水不足，故我是吃北京郊区来的奶妈的奶长大的。奶妈在我家一直留下来，到送我回南方时才在火车站分别。她是北京海淀人，从未在别人家当过保姆。1928年分别后我们再未见过，也没有得到过她的信息。据说她生过近10个孩子，只留下一个女儿，因此她很爱护我。我父母都是江苏省江都邵伯镇人，所以，我原籍算江苏省，可实际上我出生在北京，并且吃北京奶妈的奶水活下来，由她带到12岁，是个南腔北调人。
邵伯虽有伯、叔，但很少往来。北京更少亲朋，无熟人往来，又是个没有故乡的人。迄今已活到89岁，绝大部分年月居住在上海，可也无人承认我是上海人。我第一次到上海是1928年，从北京回扬州时经过上海；第二次到上海是1937年，第三次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从此在上海落户，估计可能终老此地了。人家老了都回乡探望（衣锦还乡），我无乡可回，当然也无锦可衣。
有一年去北京开会，曾到当年读过二年书的原江苏小学去探望。老人都已故去，同学们不承认我是校友或同学。只有下榻的民族饭店的一位服务员听我向他要“自来火”（火柴），他不懂，我冲口而出要“取灯”，他懂了，并承认我是北京人，并说我是“老北京”。
我10岁左右时随母亲回南探亲时，外祖父尚在世，外祖母已故；我的祖父、祖母都未见过，祖坟也不知在什么地方。祖父可能名赵武臣，只知道邵伯镇大街（唯一的大街）南头的酱园——赵泰来酱园是他创办的，酱园前店后工场，有酱缸几十只。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父辈们排名均是木字旁，父亲名柏龄、字亮侪，排名第五，故又有人称他“赵五”。父亲有一位哥哥，我称他四伯父，名椿龄。有一位弟弟称他六叔父，名棣龄，都是秀才，都是“教书匠”，不会做生意，故而酱园早就关门大吉。其他伯叔我都未见过，也不知他们的名号。我也没有看见过“家谱”，父亲过早中风，从未向我们姐弟们讲过家史。
我父亲第一个妻子姚氏，早故；第二位妻子萧氏，也早故，育一女过继给四伯父领养，名赵兰芳，我见到过，嫁给一位中学教员，姓名忘了。四伯父有一妾育二子，大的名赵骧，次名赵驯。我地下工作时他们都找来过。叔父的儿子我也见过，名字忘了，也是当教员的。另外，堂兄弟见过一二位，因我尚年幼，故也记不得详细情况。但我了解我们这一辈大排行均为马字旁的单名，模糊记得有赵骐、赵骧、赵骥、赵驯等。我姐姐名赵兰清，原名赵駪，她们也是大排行。
赵骧亦名赵襄，是我四伯父的妾所生，旧称“庶出”，学历忘了，比我小10岁左右。抗战后期他到南京找我，要求帮他找个混饭吃的职业。这时我在筹设上海实业银行的南京分行，问他愿否去当练习生？他很高兴，但还在筹备中，他的吃、住成了问题。于是我看他有点文化，毛笔字也还像样，就安排他先在伪调查统计部文书科当个办事员。（本应借此搜集到一些情报资料，可是傀儡“草台班子”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件，我这个打算不能对他明说，故作用不大，却给他背了“黑锅”。解放后他在银行工作，没有人来找我“外调”，大概问题不大）
赵骧的弟弟赵驯，自己投考伪海军（或海事）学校，学会操纵、修理汽轮机、锅炉，在船上当“老柜”。解放前随招商局的船到了台湾，不久即设法回到内地，仍做这类技术工作。有一年他携妻来上海看病，住浦东大楼招待所（在延安路），找到我见面一、二次，据说在沧州或德州当机械工程师，仍是汽轮机、锅炉老本行，生活还不差。以后就没再联系过。
据公孙〔4〕后来的婆婆说，我祖辈原也住镇江大港镇，与她家同宗。大概从我祖父起才迁居邵伯。
我母亲家在邵伯镇大街北首，故名“北头”。她家是镇上的大地主，因运河常闹水灾，故房子地基比运河堤还高，是有名的“徐家大楼”，现在早已拆掉。外祖父小时候见过，不知其名及社会职业是什么，家人称三太爷。外祖母蒋氏未见过。我母亲大排行第三，故四姨母、六姨母、八姨母都呼她三姐姐，其实四姨母是堂姊妹。这三个姨母我都见过。四姨父朱耀东是宝应人，清末举人，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当过财政部次长；六姨父是商人，家庭早已破落；八姨父是中医。我也都见过。
我母亲的亲哥哥大排行第四，我称他四舅舅，名徐庭瑶（或徐庭义）。亲弟弟的名字忘了，字汉甫，记不全了，叫他七舅舅。他俩都留学日本，都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四舅舅回国后一度当过法院院长或庭长，后来不工作，在家吸鸦片，是个大烟鬼。四舅舅死时在扬州，因遗产问题曾打官司，叫我当证人。我未发表一言，我认为他们都不对。
七舅舅在国民党政府当官，他与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蒋作宾、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5〕等国民党元老是连襟，他们的妻子都是湖南人。七舅父的长子名徐之伦，上海交通大学水利工程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南京教书。他弟妹有六、七人，其中有个在铁道部工作的妹妹是中共党员。
七舅父抗战前不久死于镇江的江苏省立医院，当时任国民政府主计处的官员。我母亲有一位哥哥、一位弟弟、二位妹妹，都是同父同母的，我都见到过。
我父亲有点书呆子气，公孙说她婆婆的父亲，当年与我父亲同时中举，后来分配在山东当县官，大概是贪官，所以较富有。她们老家在镇江大港，公孙说她的婆婆见过我父亲，他们都可能参加过康、梁的维新党，搞过“公车上书”〔6〕。当我母亲未进京前，父亲他们都住在扬州会馆等会馆里。扬州会馆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那是个兼有刑场作用的地方。谭嗣同〔7〕被杀害大概就在那里。我上小学时，学校就在菜市口南面北半截胡同江苏会馆内。
1945年，我们华中分局联络部刚成立时，部长扬帆〔8〕命令我到前沿地带考察对白区的交通情况，我到过邵伯最前线；但没有想到找什么亲戚，那时可能还有人在世，如今与我同辈的人恐怕已难觅了。
我虽然到过邵伯，但未定居过，故现在邵伯虽然还算“原籍”，却丝毫没有故乡之感了。相反我很惦念北京宣外（或称“宣南”），可是也没有人承认我是北京人了。
我平生未出国门一步，今生想也未必还有出国可能，我是中国人就得了，道地的“土包子”。
2004年6月6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辟第二战场即诺曼底登陆60年纪念日，也是我和洪英结婚62周年纪念日。大砥、小范约我们去扬州一游，结果洪英未去，我们三个去了，但当晚便返沪，未去邵伯镇。
注 释
〔1〕永光寺中街，位于北京宣武区东北部，南北走向，因街内有永光寺而得名。永光寺始建年代无考，在元为大万寿寺。永光东街北起方壶斋胡同，南至椿树下头条，1965年将永光寺北街和永光寺中街合并，改为永光街。自元代以后，这里多有历史名人居住，原15号曾为清代浙江会馆，街中部曾有重庆会馆。
〔2〕科举制度为隋以后各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明清两朝主要考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度改变科举办法，废止八股，变法失败后复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
〔3〕我记得我母亲“属蛇”，照我母亲生我时年龄较大推算，我母亲应生于1881年，生我时为34岁。父亲属虎，与母亲年龄相差较大，故推算应出生在1866年，我出生时他已经48岁。1895年参加北京会试时为29岁。1928年父亲去世，按推算应为62岁。
〔4〕公孙洁如（1926-2003），我弟弟赵子晖的妻子。她在世时，曾说她现在的婆婆曾见到过我的父亲，因她父亲是和我父亲同年中举的。当时这位老人还神智清楚，故很想与公孙同去看她，采访一点旧闻。但不幸她后来早于公孙去世。殊深遗憾。
〔5〕邵元冲（1888－1936），浙江绍兴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1913年参加湖口反袁起义，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青年部长、立法院代理院长。西安事变中受枪伤，死于医院。
〔6〕公车上书，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7〕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中国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1896年参与戊戌变法，后被捕下狱，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同时被杀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8〕扬帆（1911-2003），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32年考上北京大学文理学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后任新四军政委项英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