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关于《抗战期间的日伪特务贸易公司》一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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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期间的日伪特务贸易公司》一文的说明
1985年春节前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要编《抗日风云录》，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要我也写点什么，也就是征稿吧。我不禁想起，抗战胜利时我正在上海，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得一些苏联国籍的原白俄青年，夜间在马路上狂欢歌唱的声音，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可是写什么呢？40年来，写的人何止千万？在淮阴时，新华社的姚溱听我谈了点重庆接收人员“五子登科”情况，他马上就发出了电讯。这还有什么可写的呢？炒冷饭无聊。于是，便联系到当时的“民办”公司出台，想提请大家注意被敌特利用，就匆匆写了这篇短文——《抗战期间的日伪特务贸易公司》，供热衷于搞公司的同志们参考借鉴。笔名“肖金”是征稿的屠良章代我取的，意思是我姓名的一半。我不能文，尤其不善写应景文字。此文写给政协的经过，如此而已。
文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早已派出党员打入他们的内部，掌握他们见不得人的种种活动”的记述，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上海“孤岛”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地下党组织江苏省委号召党员群众注意敌伪汉奸、重庆潜伏特务以及国民党地下组织等的活动。当时我在“三行补习学校”（现淮海中路淮一小学原址）学习，系江苏银行行员，经过“反疏散斗争”来的，又是“学员”，又是群众推选出的“学生会主席”，在党内也是负责人之一，经常与罗惠民一道或我单独去中国企业银行同夏继演接头，我们汇报请示，他帮助分析问题和传达上级党组织精神。但是贸易公司事情他不了解，因为自从1942年江苏省委把史永和我们一批人交给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以后，我就不属于江苏省委系统的地下党组织了。
江苏银行出了个叶耀先，他是李士群之妻叶吉卿的侄儿。李一到上海就叫他帮助拉人经营运输业和银钱业，很为可疑。夏叫再了解，于是又通过倪季祥和岳光烈两同事了解到：李住大西路，家中有保镖、电台，有汽车，李认得国民党二陈、共产党周恩来等人。更是可疑，更要详细打听。最后，上级组织决定派党员打入。
同时，党内号召到“江抗”去参加游击队，“三行”同学中的共产党员都报了名，最后派去高芝寿、宋湘泉二人。“打入”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其实我并不与叶耀先熟悉，而是岳光烈的“好意”介绍，相反是高芝寿与叶耀先较熟，但他面孔比较红。去前曾在夏家表决心宣誓，交待与朋友割断联系等等。这都是1939年年中的事，故上文说“早已派出党员打入他们内部”。
关于“东南贸易公司”，文中已简要交代了，不过该公司的孙某即孙时霖，也是江苏银行行员，与叶耀先同时进银行，他们较熟，孙便当了副总经理。因孙是持志大学毕业，与校长何世桢有师生关系，所以何和重庆有关系也与孙有关。孙与军统陈恭澍的关系也密切，抗战胜利后曾随陈到华北活动。孙借口拉存款曾到唐生明（妻徐来是电影明星）〔1〕金神父路家中去过，因我也去过唐家，所以还碰到过他。陈恭澍于抗战接近胜利时，由于重庆的关系，也先藏在唐家，再从唐家逃往浦东“忠义救国军”陈默处，而陈默却是我们的人，现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
孙时霖在杭州东南公司时，与上海实业银行杭州分行经理卢某经常在一起，卢好像也有我们的关系。而我们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曾打入国民党的第三战区，他们也与东南公司有交往。这真是一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斗争。我也曾几次到杭州，与卢经理、东南公司洽谈业务。实际便是文中提到“肮脏的政治交易”，即所谓蒋、汪勾结的问题。
这一段时期日伪特务活动，据我所知还有，日特梅机关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都一度计划往杭州迁。为此，它们曾在杭州设立“青白训练组”（在原杭州青白中学旧址）训练青年特务。另外，又让己投日伪的陈恭澍等，带一批武装特务往金华南面活动。更重要的是借口“清乡”，打算在杭州（或浙江某地）设立所谓“四省（苏浙皖赣）行营指挥部”，名义上是汪精卫军事委员会的行营，实际上是由日特梅机关和伪“76”号特工总部掌管。它们编了一份计划、预算书，首先由汪精卫自己批准，可是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杨惺华，他是周佛海的小舅子却向叶耀先表示，汪批了还不行，还得由日本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批准才行。叶耀先自己又不去，要我以伪调查统计部代理第一厅厅长名义去找这个日本顾问。为了能说得清楚些，我请当时任伪感化院长，早年曾用杨登瀛名为我中共特科工作过的鲍君甫充翻译。这个日本顾问很藐视汪精卫，看了他的“兆铭”签字，一口否定了这件事。现在回忆，只记得他的冷笑了。汉奸傀儡有什么屁用？李还自鸣得意说什么有了“政权”？可恨亦复可笑！这样，日伪特务企图东南“大干一番”的阴谋，就此无甚结果。
所谓法西斯轴心的德意日等国，是将要彻底失败了。但日特梅机关等日伪特务并不死心。他们一面希望南京伪政权对重庆蒋介石劝和，一面又令伪“76”特工总部改组，在李士群死后它便改为伪政治保卫局，由万里浪当正局长、胡均鹤〔2〕当副局长。而后“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这其实也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所谓战略意图。
我作为打入的中共党员，怎么对付呢？文中讲到他们的组织形式是“四股”合作搞一个“海通贸易公司”。四股股东之一兼经理的即孙时霖，财务负责人包玉持是上海实业银行稽核部主任，他也是原江苏银行同事。包曾在大夏大学和“三行”学校兼授财经方面的课程，因此与我既是同事也是我的老师。另外两个副经理，也都在伪调查统计部当过上校科长的两个副经理是，一个是卞默声，又名卞劼静，也是江苏银行的同事，并兼过“三行学校”的教师，还在上海伪江苏地方银行分行当副经理。另一个副经理就是我了。我当时辞去上海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来上海总行当业务部副经理，是因为李士群死后，我在南京己不利于活动。对此，南京银钱业界朋友曾通过上实行副经理许缄三口头劝我说，希望我留在南京与他们共营银钱业务，我也谢绝了。因为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与南京地下党从未发生过横的关系。而我回到上海向史永要求组织批准我到解放区去学习或工作，他不同意，回答是组织上叫我“搞经济情报”。并且，他从淮南回来告诉我说，我们情报部长是刘长胜，刘告他，他是团级干部，我是营级干部，又说刘曾查询我每月开支多少，说解放区经济困难，命我注意节约等。实际上，他还不了解情况，我自入党从未领取过工作、生活费，完全是“以战养战”，量出为入。
当我与卞默声接受日特梅机关的任务，同往苏北调查“如何与新四军地区作贸易”时，史永嘱我万一与解放区人员发生接触有麻烦时，只可同团以上干部讲是刘部长的部下，切勿暴露真实身份。我与卞到南通后，即设办事处于城里，随后乘汽车沿公路到扬州，再到江边码头过江，在镇江上火车返沪，就算是打发日本人的“调查”完毕，根本未同解放区人员接触过。运往南通的桐油、福建土纸卖给当地商人，向商人购进土酒、土布等运回上海。实际上卞是盐城人，老家大概是财主，他根本不敢去盐城。日特梅机关塚本大尉的所谓“谋略工作”，便由孙时霖去搪塞应付完事。
可是日特梅机关并不罢手，他们提出用土布缝一批统一式样便衣，式样有点类似夹克衫，并借到一座空屋作秘密作坊兼仓库，那间房屋好像是在嵩山路附近，是一座老式洋房，也好像是被杀的流氓头子张啸林〔3〕的公馆。抗战胜利后，这些衣物如何处理，我便不知道了。而我分析，这与日伪特务密谋过的，在盟军登陆后去东南沿海“打游击”应是一回事。不过，孙的口气里不大在意或不以为然；陈恭澍也不表示赞同与否；万里浪迎合日本人但也不积极。现在看来，如果抗战结束前的形势不是后来那样，很有可能有些日伪武装匪特，会逃往东南沿海去垂死挣扎。那样老百姓可能要遭受另一种伤害。或者他们逃往国民党的第三战区，由顾祝同去收编。抗战胜利消息传到上海后，史永传达我们准备迎接解放，由刘长胜当市长。但后又改变方针了，这是众所周知，就不必赘述。然而，有一件事想起来很蹊跷，即东南公司驻百老汇大厦办事处的日本嘱托川村打电话来，说日本驻沪陆军部的某某希望我去商谈，我请示史永，史嘱算了，不去理他们了。究竟是为什么？大概永远无法回答了。
还有，海通公司四股之一的陈恭澍（此人情况这里从略）逃到台湾，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46卷第6期上写道：“李士群很嫩，单凭他一个科员、干事的职位，居然三下两下就能闯出个名堂来，不能不说他的确有两把家伙。所以我始终怀疑在他背后，必有‘捏线’之人”。他“怀疑”什么呢？其一，他先拿伪“76”号特工总部的构成分子来说，“大部分是已脱离组织关系的老共产党暨共青团员”。另外，“尚有一些藕断丝连的共党分子摇摆于奸党与汪伪之间”。他又“举一个例子为证明：伪‘特工总部’自开张以来，前前后后不知残杀了多少抗日分子，可是连一个共产党也没有杀过，这说明一个事实：不是共产党不抗日，便是伪特工总部与共产党相勾结。”这当然是他的反共攻击，其实也正说明国民党特务的无能。
总之，这篇小文当时除了应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外，也因担心有些人无目的或有其它目的搞什么贸易公司，结果反被人利用。我想以此文引起他们的重视。
注 释
〔1〕唐生明（1906-1987），湖南东安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原国民党将领唐生智（1889－1970）的弟弟。大革命失败后曾对共产党同情和支持。后任国民党政府中将高参，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0年秋，奉蒋介石命令参加汪伪政权，做地下抗日工作。1946年为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将设计委员，1949年参加程潜、陈明仁举行的长沙起义。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2〕胡均鹤（1907－1993），妻子赵尚芸系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妹妹。1925年入党，1932年在上海被捕，当上了国民党特务；抗战后当汉奸，在伪“76”号特工总部二处任处长。抗战胜利后被判10年，1949年释放后又投靠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1954年再次被捕。1984年平反，享受17级离休干部待遇。
〔3〕张啸林（1877-1940），浙江慈溪人，原为杭州地痞。1912年到上海，与黄金荣、杜月笙同为上海租界青帮头子。1927年参加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上海工人。曾任国民党军司令部少将参议、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长、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1939年参加汉奸活动，次年8月被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