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奉命打入敌伪内部
-
奉命打入敌伪内部
夏其言生前曾同我说过，“当时（1938年）江苏银行的地下党是我领导的”，还说过“有亲友（同事）愿意介绍你去敌伪机关（好像是76号）……”等之类的话。因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批斗，吃过“生活”（上海土话，即被打）。从夏其言口中知道，是他代表中共地下党领导江苏银行党组织的，方式是单线的，故彼此当时并不了解。我们相识是在江苏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上海绸业银行三行补习学校成立之后，“三行”的党员（党小组或支部）开始仅罗惠民、我和已病故的童明纯，由我或罗经常到中国企业银行老夏的办公室“碰头”。当租界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传达党的指示，要求党员注意敌伪活动，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这样，我就谈了同事倪季祥说他哥哥倪农祥为叶耀先开设立泰银号，以及另一同事岳光烈说叶搞轮船公司可以介绍我去当职员，还有“三行”校长吴任沧在校长室开国民党的会等情况，最后决定，一面选送一批人到新四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去参军，一面决定派遣我打入敌伪内部。
但等到我去时，李士群已经从大西路迁到极司非而路（即今万航渡路）76号了。
临行前一天，在夏家由夏其言向我交代任务、注意事项，并命我宣誓。夏的信件复印件中写“宣辞”是笔误，这时他已病入膏肓了！
我头一天住到忆定盘路（即今江苏路）35号的汪伪“76”号的第二大队，是先参加它的原银行同事岳光烈带我去的。伪正、副大队长杨杰、裘公白（又名裘君牧）陪岳午餐，我也同桌吃饭，杨或裘曾对岳说，现在就怕共产党打进来（大意），我心中已有准备，所以能沉住气，一点也不慌，他们丝毫看不出我正是共产党派遣打入的。回想当时，我们这批青年人不少人有“吾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打算和日本人拼命，一个换一个够本，能多换几个更好。我国人多，日本人口少，他们拼不过我们。当然这种想法很幼稚，但很朴实。
四十年代初在上海
我认为，我们国家如今还是可以动员群众随时反映情况，集中起来会成为有用的东西。当年，派遣有条件的党员打入敌伪机关内部，收集情报是个重要信息来源，所以，组织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即使“广种薄收”也是“合算”的。当然另一方面，处于第一线的情报工作人员应该提高分辨能力，但切不可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忽略了看似点滴消息，实际是敌人重要的动态而不报，这就给组织带来损失。所以，党的这一任务是一定要以党性保证来努力完成的。我想，这是对所谓“无名英雄”的起码要求。有人说，儿子大学毕业时，他指点儿子什么工作都可干，就是不要做情报工作。我听起来非常反感。当然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有感而发的。老夏吃了三次“生活”，他死而无怨，当笑话一说了之。这是值得钦佩的。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的经验之谈，说给谁也不愿听，只好三缄其口。人说你什么“明哲保身”，也无所谓。
其次，我想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组织上原来规定我是单干（既不领导谁，也不发展谁），但也有例外。1940、1941年间，沪西准备新建一个“三不管三都管”地区的“特别警察署”，如果搞了对我们党的工作不利，如果不搞说明日本已与公共租界不妥协了。结果，果然不搞了，传说是由于日本军队将要进占租界了，于是汪伪“76”号中人都想吃这块肥肉，传说纷纭。可是，没有想到这是太平洋战争的前奏，日本与公共租界当局即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已尖锐到不能调和的程度。日本主子对傀儡汪精卫、李士群等大小汉奸们一点风声也不透露，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李士群才表示这是东条英机的大错误。现在想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再加上发现日本关东军已进关，就可以得出日本战略上已决定不北上进攻苏联了，而是将要南下，与英美争夺东南亚地区了。这是我今天的断想，当年并不了解内幕，也不具备分析能力，但向组织汇报了。今天总结，也算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话说回来，当年我按指示，首先要站稳脚跟，一是靠叶耀先、岳光烈等的关系，在杨杰、裘公白（裘君牧）等人眼中，我属于“李士群太太、叶耀先系统的关系”；二是靠自己近十年的社会经验去应付；三是靠没有经济任务，我自己“量入为出”，不与人争利。这样，相反当他们要搞钱（贪污）时，我一概帮助，却也得到某种程度的“信任”。问题也有，一是王心明，二是倪季祥，幸好他们不出问题，我也就获得主动了（王、倪问题另详）。此外，宪兵队的走狗可能曾注意或怀疑我，但抓不到把柄。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一面设法站住脚，同时应积极收集情报。老夏没有对我解释何谓情报，更没有可能接受任何训练，凭我的水平当时只能做到“有闻必报”罢了。故没有什么重大成绩可言。
我在“三行”曾选修德文，组织上曾介绍一位日本回来的同志教我日文；此外，根据广告，我曾与汪伪“76”号里的张纪，同向一个墨西哥人学英文（在“三行”英文是必修课），但都没有学会。有客观原因，但现在想来，主要还是由于我不努力，遗憾终身了。
我弟弟赵子晖因为会一点德文，就被万里浪临时借去监听陈恭澍与德国人会见的谈话内容。因而得到蒋、汪勾结的情况（见后），这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到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大事。所以干情报工作要懂外文，懂几国文字更好。无疑现在我们有条件训练一些人才了。
那么，打入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收集到了什么情报呢？首先，我要把这个特务组织内部的情况，弄清楚报告上级。这里便有三个问题：其一，最初它的前身，即李士群刚投敌到上海时，因我还未调到隐蔽战线工作，有些事还要通过侧面来了解；其二，是李士群与丁默邨是如何投靠日特梅机关的？其三，是李、丁与汪精卫是如何合流的？这里面的详情，可参考黄美真等写的于1980年代出版的《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还有史永寄给我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魔窟》，以及上海市档案馆陈正卿访问我的《访谈录》等。我打入“76”号的时间可分为两段，从1939年5、6月间至1943年李士群死前，这是前一阶段约4年。从1943至1945年撤到苏北根据地之前是后一阶段，约二年。这二年中，主要是日特梅机关想用海通公司做我新四军地区的谋略工作，和它打算在盟军登陆后，撤往浙北、苏北一带“打游击”，搞土匪武装。我按照上级指示，以谋略对谋略，了解了日特企图和蒋介石、顾祝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皖南事变策划人之一）的三战区勾结等情报。这也可参考陈正卿做的《访谈录》。
这样，四年加二年，合计六年。我离开上海到苏北正好30岁，从事隐蔽的地下情报工作，我才24岁。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一名小青年的初步革命工作而已。
1943年9月，李士群死了，当时我想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因为我的情报来源是他，于是要求组织上批准我到解放区进党校学点理论。我认为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论应当认真学习或叫脱产学习。但是组织不批准，说在白区能够站住脚不容易，离开“76”号以后，还可以借这家银行经理的背景、名义搞经济情报。组织上这么说当然是对的，我只好服从。
日特梅机关要搞所谓“谋略工作”的贸易公司，由曾任“76”号情报科长的孙时霖兼经理，邀卞默声和我当副经理。这样，从1943至1945年这两年，可以说我主要任务就是作日特梅机关的反谋略工作。详情另述，我这里不再重复。
下面是断断续续想到的另一些情况，我补述如下。
奉命打入时，领导曾交待我是单线接受领导，不领导人、也不发展人。然而，情随势迁，后来，新四军军部在淮南时，需要在外围设两个联络点，组织上就命令我设法在安徽的明光或江苏的六合，搞两个买卖。后来我了解下来，明光只是津浦铁路上的小站不行，而蚌埠当时倒是安徽伪省府所在地，于是我就请上海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的副经理许缄三，去兼在蚌埠新设的银行办事处主任。他在蚌埠有熟人，很愿意去兼任。可是搞起来之后，发挥过什么作用，我就不知道了。另外，在江苏六合搞了一个南北货土产行，由地下党交通员张子良曾去挂名当过伙计。但起过什么作用，我也不必问了。上海靜安寺的荣康药房，是我帮助我兄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赵子晖拉股集资搞的，其作用现在他们都说了，当时我也不具体了解。
由于这家荣康药房与德国药厂有联系，以及使用的是药房业内行的地下党员当店员，对买禁售或称军用的药有办法，但送到解放区还是有困难，组织上曾命我到南京去时的半路上，下车送到扬州。这样，我与在书店工作的地下党华青禾认得了。
这一期间，我除了介绍赵子晖给曾任职“76”号的岳光烈，请岳帮助打入沪西特警署及“76”号财务科之外，还叫我介绍过一位地下党员汪晓云打入南京伪调查统计部，并要求带枪，当时任警卫可以带枪，就介绍去当警卫了。
当时，我的上级史永公开职业在中学教书，学校有学生收到从解放区寄来的家信（哥哥写来的）而被捕，校长也连带被捕了。史永也因此一度在我家住了几天，东躲西藏，幸未追究下去。他在我家是洪英接待的。
在史永的直接领导下，我打入“76”号工作到1945年，只是一名京戏中的“探子”式的具体工作者。那么在敌伪机构内，任过哪些伪职呢？
1940年，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还都”时，我没有去那边，仍在忆定盘路“35号”伪第二特工大队充一名会计。1940年下半年，李士群当上了伪警政部长，杨杰被任命为伪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他从原“35号”中带去的人里有我，名义是伪特种警察署第一厅总务科科长。1941年伪警政部撤销，李士群改充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杨杰充政务次长，叶耀先当第一厅（总务厅）少将厅长，孙时霖当少将副厅长。不久，孙时霖调上海实业银行当副总经理兼杭州东南贸易公司副经理，叶又不常到南京去，李便决定由我以上校会计科长代行叶的厅长职务。由于李士群等有意要架空伪调查统计部，所以虽然牌子很大，而实际特务活动仍在上海伪“76号”特工总部及苏州特工实验区。另外，伪南京特工区长马啸天是兼伪政治警察署署长的，这样南京一切活动均在他那里。叶耀先于是叫我用赵伯开名字（以便“官不兼商”）同时兼任上海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后又兼管辖蚌埠办事处。这样一来，我在南京的活动范围是扩大了些，可是汪伪政府本不过是个傀儡，他的那个“草台班子”的所谓委、部，都基本上是摆摆样子的，没有什么作为，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了。除此而外，南京、苏州的小银钱业曾邀我投资，甚至不必投资也送我一个董事、监事名义，互相利用而已。
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它的第378页上海通贸易公司副经理赵伯开就是我在银行中用的号（名骅，字伯开）。第393页上立泰银行对外称私营，虽不是“76”号直属机构，赵伯开也是董监事会一员。再，第395页上的“财务科”，实际是没有这个科的。并且，所载的“会计科长赵承鑫（即赵铮，后升任厅长）”一条也有误，赵只代叶耀先执行过厅长职务，并没有升任厅长或副厅长。
另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150页至151页上，所载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统一委员会委员兼书记吴开先，被日寇逮捕”等字样。关于这件事，我要更正的是吴被捕是事实，但不是日寇直接捕的，而是伪“76号”里李士群命人逮捕的，捕来后关在苏州。我还去看过，然后向史永报告。据我所知，吴开先与日本皇室的一个特务系统有联系，是日本与蒋介石之间秘密联络的另一条线。李士群抓捕吴，就是为破坏日本与蒋介石联系的这条线。按照当时日本大本营交待的规定，与日本有联系的蒋方人员是不许伪“76”号特工逮捕的。所以，后来日军又派飞机把吴开先送回了重庆。据说，李士群之被日军毒死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据我分析，李士群捕吴开先事先不会不商得日特梅机关的同意。可想而知，日特梅机关也可能不知道日蒋之间的这一联系通道。所以，日方和伪方的特务工作也并非铁板一块，是有空子可钻的。我们党实行统一领导，例如，我后来在大连工委时的工作，就完全同时接受中央社会部驻旅大的肖立领导，连我们党支部也挂在他那里的党总支下面。
注 释
〔1〕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1924-），美国第41任总统。1975年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2〕佐尔格（1895-1944），苏联情报员。父亲是德国人，母俄国人。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年入苏联并加入联共（布）。1933年以德国记者身份去日本，次年秘密组织情报小组，曾多次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关于日、德动向的重要情报。1941年被日本警方逮捕，1943年被判死刑，次年处死。苏联政府于1964年追授他“苏联英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