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我眼中的云南农场留守知青
-
我眼中的云南农场留守知青
-
孙万慷
2015年3月，我与妻子再次回到了第二故乡原云南东风农场八分场看望曾经一起工作的老同志。期间有幸与留场的4位上海知青相聚，在与他们的交谈和接触中，走近了他们，了解了一些他们在农场的生活状况。
他们的农场生活与城市相比是那样的简单，甚至可以用单调来形容，但在我和妻子听来却是那样的亲切和动人。因为我们曾是同事和战友，是从西双版纳红土地走出来的知青，有着共同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他们我们有特别的情感，他们也是我们知青中不可游离的一部分。
在八分场七队王军队长的帮助下，我和妻子在八分场老一队路边的傣族鱼塘餐厅，请来了四位留场知青相聚。他们分别是原八分场六队的刘驯龙、七队的张圣华、八队的姚凤英、九队的殷纪根。交谈中得知，东风农场现在约有100多名上海、北京、重庆等地的留场知青。我们八分场仅存4名上海知青（三男一女），是留场知青最少的分场。他们都成过家，有了自己的子女，现在都已年过6旬退休了。
交谈中他们深有感触告诉我们，79年大批知青回城后的十多年，是农场生活工作比较较艰苦的时期，也是他们想念亲人和思念上海最伤感和苦恼的时期。后来随着橡胶大面积开割，农场的经济发展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下一代，相思之情才慢慢地稳定和淡薄。
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到过农场，去了九队看望殷纪根。他问我，退休后我能否回上海，我说，政策是允许的，关键是你在上海要有落户的房子。我告诉他，当时花八万元就能在浦东买一套小规格的两室一厅房子，但那时老百姓手中没钱，不要说留场知青了，就是在上海工作的工薪阶层对自己买房也是望而却步。殷纪根当时的想法也真实地反映了一部分留场知青叶落归根的想法。
2012年底殷纪根携夫人来上海探亲，我在上海接待了他们夫妇，重提了九十年代的老话题，他说：现在农场搞承包了，去年的胶价很高，我们农场职工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很多人都买了新房，不少家庭还添置了轿车。他说我们八分场的四位知青中，有三家买了车，两家买了房，我是又买车又买房，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多了。
今年3月我们在农场再次相见，他告诉我已退休了，退休金有2000多元，另外他还在一家企业帮忙做门卫每月还有2000元的收入，加上妻子的退休金和自家的一些橡胶收入经济上还过得去。他的儿子也在身边（景洪）工作，日子过得还是其乐融融蛮不错的。
六队的刘驯龙现在是单身，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热情好客，性格开朗，行动无拘无束的上海知青。他有一个儿子在景洪搞设计工作，人很聪敏，这也是他引以为豪的人生的骄傲。前几年在农场政策的帮助下，他在农场部的修配厂旁买了一套一两室一厅的住房。现在他是连队农场两处有房，进出自由方便。
他告诉我们退休金有2700多元足够他花了。这些年来令他最开心的事，是与上海的亲朋好友人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他说他的老父亲曾两次到农场来玩，和父亲在一起他最快乐最幸福。另外知青到农场和他们相见时，心情也特别愉悦。农场50周年大庆时，他见到了许多从上海来农场的老同事老战友，心里感到甜滋滋的，有说不完的心里话，道不尽的知青情。他说去年他老连队的知青来看望他，那是他人生记忆中难以割舍的亲情和友情。也是我们无法修改的共同知青缘份。
这次他探亲来上海，我们相聚时，一些知青问他是否考虑以后来上海定居，他告诉说，已经习惯了版纳的自由自在，不拘小节的粗旷生活。他爱上海，也非常爱自己的亲人，但已不习惯和不能融入上海的生活节奏了。
张圣华是4位留场知青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位，年轻时他在农场有过一段艰难的日子，现在也已正常退休，有了下一代。他说现在的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却也平静稳定，他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感谢我们还想到他，关心他。
姚凤英是八分场留场知青中唯一的女知青，她与原八分场八队的副指导员老自结婚，现有一女一子。大女儿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在同队知青的帮助和呵护下已长大，在上海成家立业。儿子留在了他们身边，在农场工作。她和老自退休在家。她们也像农场其他退休职工一样，有一些自己的橡胶树，有一块自己的自留田，养了一些鸡鸭，家门口种了一些果树，空余时间还和左右邻居打打麻将，日子过得还顺当。
这次我俩在农场，她和老自还请我们在她家吃了顿午饭，由留场知青刘驯龙掌厨，我们品尝了她们自家酿的酒，自己种的菜和养的火鸭，虽然简单，但却是最经济、最卫生和最环保的绿色食品。午饭后，姚凤英还和老自在家门口的果树上摘了许多杨桃，把它和老自家乡带来的大叶茶一起送给我们带回上海品尝。
我们八分场的4位留场知青都是农场第一线最普通的职工，当年我们知青如潮水般离开农场，走向新的城市人生道路时。他们都承受过回城知青难以想像的伤感和苦恼。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留场知青也从过去的伤感和苦恼中走了出来，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平静和稳定的。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向这些“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留场知青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