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1日和4月4日出版的《学习时报》继续刊登美国出版的《习近平时代》节选，涉及邓小平时代以及在面临的形势并不完全乐观的情况下习近平如何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 该书主编熊玠（James C. Hsiung），1935年7月23日出生，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新闻系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著名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中美关系和亚太政治研究领域资深专家。 《习近平时代》的编者是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同时也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老师。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美]熊玠 主编 《习近平时代》绪论（二） 邓小平生前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1926年，邓小平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担任教官。红军时期，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立马太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的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大刀阔斧主持军队整顿。 1981年，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与其显赫的军功相比，邓小平更是以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被中国历史所铭记。 中国有句老话，叫“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虽已年过七旬，但仍然踌躇满志，竭尽全力要把中国这艘巨轮引入正确的航道。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现代化建设千头万绪的开局工作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他的深入思考。这就是：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中国究竟该选择走一条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在邓小平看来，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首要问题就是准确判断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的改革，正是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开始的。庆幸的是，中国这条路子摸对了。 苏联改革失败，因为没有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同时还是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自1985年3月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以后，他提出了“加速战略”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等改革口号，逐渐引发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动荡。在其任内，苏联最终于1991年12月8日宣告解体。至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依然充满争议，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他是“民族罪人”，他自己对此声称感到委屈；西方则出于自身的喜好，于1990年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2004年，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戈尔巴乔夫用一句话总结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在几位国际政要的回答中，作为亲历者的戈尔巴乔夫最为特别，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独特而符合中国实情的改革道路。 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也确实不能否认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关键人物往往会对历史的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有些人推动了历史变革，有些人则阻碍了历史变革。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并未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然而，他执政不到7年，苏联便走向解体，即便不能把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其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教训至今令人深思。 1989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时，曾有记者就苏联的改革相继提问，戈氏答曰：“苏联首先解决的是迫切的经济问题。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发现，问题比我们预想的要深刻得多，不改革政治，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我们着手政治改革。” 超前于老百姓需求的改革，注定得不到人民支持，而极有可能成为政客们争权夺利的一种游戏。这是世界范围改革史屡见不鲜的案例。苏联和它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恰恰重蹈了这一覆辙，使改革失去了民众支持的基础，最后让苏联变成泥足巨人，顷刻间轰然倒下。 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带领下，实施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这种改革路径设计紧紧围绕民众的需求展开，比如先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让农村包产到户，每个农户都允许自挣口粮，其次解决工人的效率问题——推进企业改革，允许国营企业工人搞承包，企业经济效益好的可以将利润留给职工。 “摸着石头过河”本来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指的是在没有前人经验、没有现成的桥和船的情况下，要想过河就必须以身试水、摸索前进，民间歇后语“摸着石头过河——稳稳当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把“摸着石头过河”这句民间俗语引入社会工作方法领域，其含义就是指在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先经过试验、摸清规律、评估风险、稳步前进。 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完全认同。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不可能在马列主义本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醒中国的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他还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 他还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由此看来，邓小平的思路就是要让改革在稳妥有序的轨道上运行。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摸着石头过河”视为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法论，也成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心得。 要敢走老祖宗没有走过的路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尊崇老祖宗。连毕生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历史学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一书的末尾也感叹：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奋力冲破老祖宗的陈规陋俗，但到了晚年老祖宗的阴魂似乎不可避免地又缠绕到他和中国人民的身上。 如何对待老祖宗？中国人往常最经常的做法就是“两个凡是”——凡是老祖宗说的话都得照办，凡是老祖宗做的决策都得遵循。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继承人华国锋对待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基本上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思路。 但邓小平就不一样，他对老祖宗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说老祖宗的话要分析，对的就继承，不对的就放弃。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老祖宗”不同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些“洋老祖宗”，这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这些外国来的“老祖宗”占据着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也需要认真地去研究和分析。 “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是邓小平对待老祖宗的第一个态度。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这里说的“老祖宗”，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导师所创立的主义和思想。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指导执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党的先进性的根基所在。丢了这些“老祖宗”，就丢了思想的根本，必将引起人们思想的大混乱。 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中坦陈心迹，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后来说过，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非常鲜明、坚定并一以贯之的基本认识。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他多次表示，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们必须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他晚年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原则的坚定性以及分析问题的科学性、分寸感，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稳定的政治方向，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人们仍然必须承认邓小平没有丢弃老祖宗留下的正确理论，是一种远见卓识。 但是，邓小平非常清楚：“老祖宗”并没有为中国如何改革提供方案，换句话说，中国往何处去？从“老祖宗”的书本里找不到答案。所以，邓小平鼓励他的同事们：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要解放思想。 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说道：“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是新话。” 1987年，在同日本客人谈到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方面尊敬老祖宗，不丢老祖宗，另一方面又提倡讲新话，走出一条老祖宗没有走过的路子。邓小平讲的新话很多，概而言之，有三点让世界人民印象深刻。 第一，邓小平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说出了老祖宗从来没有说过的新话。这一大胆突破和后来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活跃并丰富起来，也迅速发展起来。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果断决策，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和战略主动。这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第二，过去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直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搞了人民公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要求搬到了初级阶段。而这一点，又与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邓小平把中国拉回到现实中，他强调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我们思考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建立了这样的认识，就为我们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第三，过去的社会主义世界曾经固守僵化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体制，简称苏联体制，人们很容易把这种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的社会，从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对改革的作用和意义作这样高的评价，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同时强调，在今天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从而打破国际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使中国能够敏锐地了解到世界上的各种信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从未有过的开放局面。这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总设计师：基本路线要管100年 傅高义（Ezra Vogel），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长期研究日本与中国，曾写下畅销书《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 2013年，傅高义历时10年写成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出版发行。2014年，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前夕，傅高义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专访时称，在“四人帮”被逮捕后，无论谁成为中国领导人，都会走上改革之路，但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能像邓小平那样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如此成功。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傅高义教授则给邓小平冠了一个美国人更熟悉的头衔——总经理。傅高义说，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因此，傅高义教授更愿意称邓小平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 傅高义评价说：“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对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傅高义最后说：“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的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小平在北京登上了去往中国南方的专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巡视谈话。他的这次旅行历时一个多月，谈话是断续进行的，谈话要点后来被收集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篇名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的文章被简称为“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官方著作的压卷之作，被排在最后一篇。所以，这篇“南方谈话”也被视为邓小平为他的政治继承人立下的“政治嘱托”。邓小平的政治嘱托最重要的内容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通篇既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曲折性保持清醒，又对这条道路的最后胜利充满自信；不仅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而且强调社会主义经过曲折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规律。邓小平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南方谈话”发表已过去2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但邓小平的政治继承人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这条“基本路线”。20多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面对新的改革实践，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又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设计图，将中国带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习近平时代》 绪论 （三） 是否具有长远的战略思维，这是衡量中国领导人历史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的很短时间内，他就展现了非常宏大的战略视野和娴熟的政治运作才能，很快就跻身于能够主导国际事的领袖行列。中国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其寄予厚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2014年10月一次演讲中说：我觉得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这个非常重要。 美国《时代周刊》2015年4月16日在其网站公布了2015年度全球一百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入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为《时代周刊》撰文评价习近平称，习近平的成功关乎中国以及世界的命运。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导经济体，同时中国正寻求通过其积极的外交政策将这种经济实力转变成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新的全球秩序。自2009年首次入选以来，习近平已是第6次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位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习近平第3次入选。“革新”“变化”也是习近平前几次入选时代年度影响力人物时的关键词。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入选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写的评语评价其为“中国新一轮革新的中心人物”。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也撰文评价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人，风格稳重自信，促进中国在高度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获得全球思想领袖的广泛关注。 与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点赞声不断升温相比，习近平的铁腕反腐、民主开明、敢于担当的政治家气度，也受到国内民众的高度认可。2013年10月间，中国互联网出现了一段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漫视频，在这则“尺度很大”的5分钟视频中，习近平主席以卡通形象出现，这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以卡通动漫人物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网络舆论场上，习近平大受网民欢迎，被网民亲切地称为“习大大”。这种与民众轻松自然的互动状态，反映出习近平一种开明开放的姿态。习近平透露，“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他还指出，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习近平在推动改革中率先垂范，始终把责任举过头顶、把百姓装在心中，成为敢于担当的一面旗帜、一个标杆和一面镜子。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习近平领导风格中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如何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 习近平是个标准的球迷。北京八一中学是个足球氛围浓厚的学校，少年时代的习近平在此就读时喜爱上了足球。那时习近平作为汇文足球队的队员和一些“红二代”学生球员交过手。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习近平经常在周末回北京时让好友、围棋国手聂卫平找足球票。1983年夏天，习近平与聂卫平在上海观看中国队和英甲亚军沃特福德的比赛，中国队后防线被打的七零八落，被沃特福德打进5球，二人愤愤离场。谈及那场比赛，聂卫平表示，习近平虽然“看得伤心”，“但他一直很关注中国足球”。 1988年，习近平就曾在《提倡“经济大合唱”》一文中，谈到足球赛给他的启示——“经济大合唱”就是要讲协调、讲配合……这好比一场足球赛，仅讲个人技术水平恐怕已经不合潮流了，配合意识已经成为绿茵场上重要的战术意识。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 因为深爱足球，所以，足球比赛的一些术语也顺理成章成为人们比喻习近平领导中国改革的代名词，其中最典型的要算“如何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
自1979年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的最高领导者之后，到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路程。这30多年，可以称为中国改革的“上半场”。 中国改革的“上半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被世界公认为“中国崛起”或“中国奇迹”。 但“上半场”结束后，习近平面临的形势却并不完全乐观。 中国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有这样的描述：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开放时期。现在回头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把一些事想得有点简单了，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什么意思呢？当时，我们脑子里想到的改革，不外乎就是从某个起点走向某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样呢？按照当时的逻辑来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如果最后走到终点，改革就成功了；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改革就失败了。 但是，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它不走了，不动了。它不但不动，还把这种状态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
改革出现了一种停滞，“有人不愿意往下走了”，换句话说，下半场有人不愿意接着踢了。当然，这些还只是表象，中国改革深层次的问题显然要严峻得多。对此，习近平有这样的论述：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2013年11月，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推进改革的形势和困难作了这样详细的说明： “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对如何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习近平似乎已经胸有成竹。2014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打虎英雄”决心打破“腐败魔咒”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指出：除非你尝到过深谷的滋味，否则你就不可能真正领略险峰的情趣。如果你只是站在局外旁观，那么你也不可能懂得一个领导人的动力来自何处。 政治家在面临权力分配和调整时遭遇到的压力之大，特别是清除权力最高层的腐败行为时面临的风险之大，是局外人无法了解的。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意思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免除刑事处罚了，过去的高级官员即使触犯了法律，处罚也多以贬职、降级、批评斥责为主，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面子”。 重组权力，改革弊政，正本清源，依法惩治腐败高官，这些举措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打老虎”。众所周知，老虎是猛兽，一旦打不过它，是会被老虎吃掉的。因此，反腐败就如同猎人打虎，是极高风险的行为，一旦打虎失败，猎人就有灭顶之灾。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在“打老虎”的问题上都是慎之又慎，决策者十之八九的时候是“睁只眼闭只眼”或者“绕着走”。
2012年岁末，当刚刚登上最高政治舞台的习近平向中国民众宣示“打铁还需自身硬”“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时，国内的民众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的。但随后习近平一系列打虎动作的出炉，让老百姓看到了他的“实诚”——仅2014年一年间，中国就有四个特大型“老虎”被拿下，他们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 周永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他是正国级的高官，出外访问能享受首脑待遇； 徐才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是副国级的高官，他主管军队的干部人事工作达10多年之久，徐在军队中的地位高于美国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中国军队中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令计划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案发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也属于副国级高官。令计划担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比白宫办公厅主任更重要更敏感； 苏荣担任过多个省的省委书记，被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副国级的高官。另外，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先后接受调查处分的腐败官员仅省部级以上的就超过100位，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大夫级”高官。 中国的年轻人在网络上给习近平画了一幅漫画像——习近平骑在“大老虎”背上，挥拳痛击猛虎，这幅模仿打虎英雄武松设计的卡通形象，鲜明地说明了民众已经很自然地认可习近平打击腐败的魄力和勇气，中共的纪律检查机关也是一个动真格、不怕事、不讲情面的“铁面判官”形象。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2012年，中国因为腐败问题受到法律惩处的高级官员，总是停留在副总理、副委员长或者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从来还没有一位政治局常委或者正国级官员被法律问责，以至于中国民间传出“反腐有上限”的说法，意思是到了政治局常委这样的级别，就不再有腐败问责的风险了，但这个延续了60多年的所谓“惯例”在习近平的铁拳攻击下，已经不复存在。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是第一例。
今后，不管是谁，不管级别有多高，也不管权力有多大，一旦违反法律和中共的纪律，就得被问责。这条“高压线”在习近平手里被充上了电。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经深刻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铁律。如何驯服权力？如何抑制权力导致的腐败？又如何让权力正确而高效地发挥作用？人类的探索充满艰辛。一部人类政治史，就是一部人类探索正确驾驭权力的历史。 对此，习近平的政治探索是具有独特意义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13.6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权力掌舵者是不可想象的。保持权力运行的统一高效和稳定，必须是第一追求。与此同时，如何防止强势的权力发生蜕变和腐败，使权力始终在清廉的轨道上运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2013年3月，他担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后不久，在北京见到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基辛格，当他介绍自己的职务和分管工作时，基辛格点评说“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王岐山后来笑谈，我理解基辛格博士说的“伟大的工作”，其真实的含义应当是“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理解他的话不像是好话，而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 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如何清除腐败，保持高效廉洁，这被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并不让人奇怪。既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稳固的执政地位，又要防止权力滋生腐败，这种打破“腐败魔咒”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摆在习近平面前。 对于这样的质疑，习近平的回复是“中国共产党还就不信这个邪”。不信邪，就得拿出让人信服的硬招来。从2012年末到2015年初，在不到3年时间里，习近平通过自己一系列的强势表现，已经显示了他具备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勇气、智慧和政治谋略。如果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封建专制传统最长、官僚主义积弊最深的东方大国里，实现政治清明、官员清廉、治理有效、民众欢迎的政治新常态，那将毫无疑问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先前备受争议的“中国道路”也将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 目标直指2049年 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是习近平执政两年多以来，国际政治评论家比较一致的评价。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他2014年10月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一定要考虑长远的目标。长远的目标非常重要。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多数国家的多党制只能考虑我当总统、总理期之内的事情，超过任期就不考虑了。像新加坡的执政党这样的能为长远考虑的党也不多了，越来越少。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这个非常重要。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掌握政权是在1949年。1949年以后他应该搞建设，搞制度建设。很可惜的是他是理想主义者，1949年以后还搞继续革命，所以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就是接受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转向搞现代化建设的30年。现在真正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考虑的就是下面30年的事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014年6月16日，FT中文网刊登《习近平的改革及其使命》一文，作者正是曾任世界银行（WB）行长、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先生。佐利克的观察可谓相当深入： 在上任大约一年之际，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方向日益清晰。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目前，中共正号召干部观看一部关于苏联解体的纪录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被视为英雄。 在把维护中共当作首要任务的前提下，他的改革应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经济改革将不会伴随着政治上的放开。与此相反，考虑到改革带来的风险，他的信念是必须把政治置于控制之下。 改革将把关注点放在经济治理和现代化上。对西方人来说，这些名词看起来或许有些模棱两可。这位中国国家主席的历史任务是：为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中国，构建现代经济结构。” 如果说佐利克先生偏重于观察习近平的经济改革蓝图的话，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习近平的整体改革方案已经呼之欲出。
其中，以香港《大公报》的评论文章最具代表性。2014年6月，就在佐利克先生发表上述文章的几天后，《大公报》以《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为题，再次深入分析了习近平的“棋局”： 习近平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循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其国安委主席、中央网信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使其不仅执掌了宪法赋予的最高国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掌管了政治、国家安全、外事、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便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大幅提升了复杂利益博弈格局下的权力运行效率，为深化改革进行更加高效的顶层设计。至此，习近平作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渐趋清晰，影响力逐渐显现。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至此，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经基本定型。 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指出，在上任两年多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布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次获得大规模宣传，显示其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普遍接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如同围棋上的布子取势。2000多年前，中国的战略家之父孙武就在《孙子·势篇》形象地指出：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取势，就是储备势能。高明的棋手总是善于充分发挥棋子的整体功能和时势与位势的效应，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概而言之，摆在习近平面前的课题有三： 一是在经济上，如何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让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从而让中国晋级到经济富国阵营。 二是在政治上，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国成为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典范国家。 三是在文化上，如何恢复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使中国人成为世界高尚品格的代表，使中国精神能够像灯塔一样驱散黑暗，照亮人类进步的航程。 这样的战略目标已被习近平高度浓缩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犹如灯塔，召唤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行，全力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 定下目标，就得坚定不移，这是习近平很鲜明的一种领导风格。习近平在2015年5月5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再次号召大家都要做“改革的促进派”：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思想，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36年2月，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红军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河东征，开赴抗日前线。为了视察地形，毛泽东登上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高原，当“千里冰封”的大好河山和白雪皑皑的塬地展现在毛泽东眼前时，不禁感慨万千，诗兴大发，欣然提笔，写下了这首名为《沁园春·雪》的著名诗词。在这首诗词中，当时只有43岁的革命家毛泽东纵评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认为古代英雄都已经成为过去，挽救民族命运、振兴国家的使命正属于当代中国人民。 33年后的1969年初冬，16岁的习近平来到与陕北清涧县比邻的延川县，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习近平后来回忆，这7年的知青艰苦经历，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最重要的成长岁月，正是在这片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英雄豪杰的黄土地上，习近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习近平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伟大的历史英雄必须要站在伟大的历史舞台上才能凸显出来。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是人类文明进入新千年后最为重要的时刻，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取决于各国政治家对航向的掌控能力。中国正在演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改革大剧，站在这部大剧舞台中央的习近平，将如何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值得全世界一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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