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拟特赦四类服刑罪犯

　　昨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施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即予以释放。

　　全国人大常委会之特赦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七次特赦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有部分普通刑事罪犯外，其余六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1959年12月4日

　　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值得一提的是，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第二次1960年11月28日

　　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1961年12月25日

　　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1963年4月9日

　　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1964年12月28日

　　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1966年4月16日

　　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1975年3月19日

　　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四类罪犯

　　>>第一类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罪犯

　　特赦的罪犯中，第一类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说，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宪法，国家先后进行过7次特赦。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从党和国家层面看，可以展示我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层面看，有利于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从实际效果看，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表示，此举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统一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将极大地激发全体中国人民（也包括正在服刑的犯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并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目前符合这一条件的服刑罪犯均为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失去了危害社会的能力，而且人数已经很少，除极其特殊情况外，以全部特赦为宜。

　　>>第二类

　　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对外作战的罪犯

　　特赦的罪犯中，第二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正在服刑的罪犯，但犯贪污受贿犯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除外。

　　储槐植表示，对此类罪犯特赦的意义与对第一类罪犯特赦的意义是相同的。但由于这类罪犯的年龄相对较轻，人数相对较多，犯罪情况和服刑情况差别较大，因此在总体上对此类罪犯予以特赦的同时，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以确保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的协调和统一。

　　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对贪污受贿犯罪不予特赦主要是出于建设清明政治上的考虑，以彰显党和政府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但对贪污受贿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性质相对较轻的职务犯罪，仍然可以特赦。

　　>>第三类

　　年满75周岁重残不能自理罪犯

　　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是特赦罪犯中的第三类。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现了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轻处罚的精神。

　　储槐植称，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法制史上一直贯彻“矜老恤幼”的精神。我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此次将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与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赦条件的老年罪犯全部适用，范围更广，从宽的力度更大。

　　需要注意的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只满足其中一个或两个要素是不能特赦的。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特赦，缺一不可。

　　>>第四类

　　不满18周岁处3年以下刑期罪犯

　　第四类为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储槐植表示，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应当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但没有宽恕就难有所谓的“关心和爱护”，对未成年人的宽恕程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宽度、厚度、强度、大度的体现。“对此类罪犯的特赦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这几类犯罪的犯罪性质都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使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全面发挥和协调统一，将这几类犯罪排除在特赦之外是合适的。

　　□特点

　　特赦对象设定为两类特殊类型服刑人员

　　对于此次特赦的特点，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平表示，此次特赦的对象限定为两类特殊类型的服刑罪犯，一类是正在服刑的在建国前或建国后参加过保家卫国和反侵略正义战争的人员。这是此次特赦对象最为显著的特征。另一类是“一老一少”正在服刑的罪犯。

　　此次被特赦的不是刑罚尚未开始执行的犯罪人，而是服刑改造了一定期限，并且经过评估认定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一是2015年1月1日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即已经服刑改造了一段时间；二是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不能特赦。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设定一定的服刑期限，既是为维护刑事判决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也是为了更好地判断其释放后是否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意义

　　沿袭慎刑恤囚传统突出以德治国仁政思想

　　对于新时期特赦的政治意义，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师大刑科院特聘教授高铭暄表示，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将根据惯例并参照各国做法，于2015年9月3日前后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大会、阅兵式、招待会和文艺晚会等，而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无疑也是系列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铭暄表示，通过施行特赦这一重大举措，充分展示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我国的综合国力，凸显了党和国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会显著增强民族凝聚力，

　　极大提升和振奋国民士气。

　　“尽管特赦只适用于特定的服刑人，但却具有辐射全社会的感化、召唤的效应，可以使普通民众体认国家的德政与智慧，从而激发爱国的情怀。”高铭暄称，面对当前我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矛盾解决机制。此次对一定范围内的刑事罪犯进行特赦，有利于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他还认为，作为一项福佑社会特定群体、彰显国家德政的刑事政策，此次所实行的特赦，不仅遵从了依法治国的现代法治理念，也沿袭了慎刑恤囚的历史传统，突出了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集中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分析

　　尘封40年特赦制度或重启

　　对于此次特赦的法制意义，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刑科院教授赵秉志表示，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战争罪犯之后，迄今时隔40年，我国再次依照宪法施行特赦，此举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助于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国人之心中，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并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

　　“虽然我国现行宪法中明确将特赦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先后7次施行特赦，但自1975年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该制度已40年未曾适用。尤其是对于普通刑事罪犯，更是自1959年我国首次特赦将普通罪犯包括其中之后，长达56年之久未曾行赦。”赵秉志表示，此次在特赦制度被尘封40年之后重又启用并对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相信对于赦免制度的法治化重构及其常态化运作必定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他认为，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犯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未成年犯施行特赦，亦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法精神的充分印证，可以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实际行动驳斥和化解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攻击。

　　赵秉志还表示，此次施行的特赦，是刑罚手段的必要补充和救济，完善了综合治理犯罪的对策机制。

　　■释疑

　　特赦与大赦有什么不同？

　　赦免包括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是国家对不特定多数的犯罪人的普遍赦免。大赦的对象可以是整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各种罪犯，也可以是某一地区的全部罪犯，还可以是某一事件的全部罪犯。这种赦免及于罪与刑两个方面，即既赦其罪，又赦其刑。被大赦的人，或者不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部分的执行。大赦与特赦的区别在于：大赦的对象一般是不特定的，特赦的对象一般是特定的；大赦既赦免罪又赦免刑，特赦通常仅赦免刑而不赦免罪，但特赦也有规定既赦其罪又赦其刑的。大赦后犯罪人再次犯罪不构成累犯，特赦后再次犯罪有可能构成累犯。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特赦的罪犯再次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

　　特赦释放后再犯罪怎么办？

　　此次特赦不是免除犯罪分子的全部刑罚，而是只免除其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未执行部分。就是说对特赦的对象，是免除刑罚的未执行部分，应当按照特赦决定规定的日期予以释放，而不是免除犯罪人的全部刑罚予以释放。经特赦免除其剩余刑罚执行的犯罪人，视为刑罚已执行完毕。

　　以后无论何时，都不能以先前的刑罚没有执行完毕为由，而再次对其追诉。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特赦的罪犯释放后再次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要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