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知青养老困境的原因 中國地廣人多，國情復雜，進入老年社會后面臨的養老問題越來越多，當局和社會都深感困擾。就知青养老問題而言，筆者认为當前存在“四大缺位”，即主体缺位、政策缺位、资金缺位、资源缺位；还有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贫富差距过大。 (一) 养老主体缺位 中国傳統歷來強調“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人进入老年必然產生依赖感，究竟能依赖谁？80年代曾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变成，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新世纪后大家的共識是，养老不能靠政府。 中国的傳統养老理念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這對當代的中国社会已很不现实。因為1979年后中國實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普遍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三口小家庭，他們的独生子女结婚呈現了“4+2+1”的倒三角模式。一對年轻夫妇要同時赡养四个老人和1个小孩，自己还要工作挣钱，導致很多年輕家庭的负担很重，照顧老人往往力不从心。有人戏称，中國独生子女的一生是：无比幸福的童年；无比沉重的中年；无比凄惨的晚年。 在當今中國，要實現“养老靠社会”是很不现实的。因為“养老靠社会”的实质就是要依靠政府或社会慈善公益组织，而中国的社会公益慈善机构组织現時很不完善，國民整體慈善意识不强，老百姓也好，企业家也好，他們的捐助慈善多是發生大灾大难的时侯，依靠廣大民眾的善举不可能支撐永久性的社会慈善开支。2014年3月的“两会”代表曾這樣回答记者：“社会养老不能靠政府，要靠家庭”。這显然是推缷责任的套话，社會必须负起養老的全面责任。中国政府是一個大政府，擁有无所不包的权力、财力。政府的錢都是來自纳税人的，當然對社會養老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社會養老是去中国政府當前要面對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之一。 (二) 养老政策缺位 許多社会研究專家都強烈批評當前中国政府的养老政策，如認為养老金的双轨制不合理，养老保险替代率過低，缴纳社会保险金的比率过高等等，他們一致認為，當前中國的這些養老政策極不符合人性化，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1养老保险替代率过高：养老是當前中国民众都面對的首要问题，其中以养老保险替代率问题最為突出。养老保险替代率是衡量老年保障程度的关键性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的平均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从一個职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可得知他的退休生活大致在一個什么水平。現時中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的替代率，已經下降至40％以下。而根據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應為为55％，中国已经低于国际警戒线。而机关、事业单位由于沿用财政包揽的制度，养老保险替代率約為90％左右。 2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过高：現時中国社会保险金缴费率在全世界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为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香港、台湾的4.6倍。現時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已經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更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社會學专家普遍認為，中国現時企业职工负担的社保缴费過高，以政府規定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保五险”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0％，企业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占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已经是最高的。 3、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实行双轨制： 現時中国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釆用著二套方案。一套是在國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在職時不缴付养老保险金，全部由國家财政支付；他們退休后能拿到退休前工资最多90%的退休金，此稱“免缴型”。另一套是對企业现行职工实行的社會保險统筹制度，基数是根據个人每月的税前工资，由企业负担20％，职工本人负担8％，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月約为在职工资的40-50%，此稱“缴费型”。 这种不平等方式意味着企业职工要拿他们缴纳的养老金，为國家党政機關和事业單位的员工“买单”。据统计，中國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务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了为218亿美元，达當年GDP的5.4%。作為老知青的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這樣认为，“养老双轨制”是一个带有严重歧视性的剥削制度，强制性的把中国人给划分成了不同等级。“养老双轨制”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公，对社会的就业平衡、人才流动也造成严重影响。事實上，為什么同是中國在職人員，普通职工缴纳的养老金要占工资的28%，而政府公务员卻无须缴纳；但退休后，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却可以是一般普通职工3倍。如以江蘇省的处级公务员為例，他們从不用繳納社保，但所拿的退休金可高达七、八千元，一般職工只有二、三千元，明顯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三) 养老资金缺位： 中国政府的财政对社会养老保障的投人较少。王锡锌教授曾經指出，中國政府对社保的整體投入太少，現時的社保投入水平僅占财政指出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然而现時中國政府每年的行政经费開支，却高达20％。 据有關媒体报导，中國政府最早于2001年决定做实8％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时，最早曾以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做试点。8％由财政补贴5％，其中中央财政给3.75％，辽宁省拿出1.25％。到2002～2003年黑龙江、吉林两省加入该试点后，也沿用此比例；但后来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扩大到13个省份时，对上海市、广东省这样的财政富庶地区，中央财政就不再补贴，全部要由地方财政全部承担。另據《华夏时报》报导，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养老金缺口达1.7万亿元，2011年的养老金缺口比这个数据还要大。 由于养老金缺口日益扩大，中國政府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6月公开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延遲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并稱将进行深入研究，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建议。正考慮2020年逐步将退体年龄推迟到65岁。根据郑秉文的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全國的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而据《新快报》报导，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則強烈反对延迟退休政策。他認為，要解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应该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入全國養老基金中，以及在养老金基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來弥補补养老金的缺口，不應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做文章。社会学专家唐钧也认为，一些官员、专家主张延迟退休，或提高職工繳交养老金的标准，是撇开政府的责任。事實上，现在全國的养老金總額存在巨额债务和缺口，是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对社保投入太少的結果。 (四) 养老资源缺少： 养老资源是指社會的养老福利院床位、治疗器具、护理设施等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物质短缺的社会，许多物资還要凭票证计划供应。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物质越來越丰富，早已經是买方市场，但社会福利性的养老、医疗服务资源仍然十分紧缺匮乏。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每100位60岁以上老人，国家财政承担的公益养老福利院床位，达到18-20張床位，非洲国家也达到12張床位。然而中國就是經濟条件较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才达到6-7張；內陸一些条件差的城市，只有2-3張，有的地区更几乎空白。有關數據顯示，現時中国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复盖面，仅占老龄人口的56%。北京市老人排队等侯公办养老院的床位，一般要輪候几十年，最久的甚至要輪候100年。很多城市老人輪侯公立老人福利院的床位，己經排到10年至20年后。 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中國社会的特出问题。国务院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表明；城乡低收入的病人，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比例占41%；应就诊而未就珍的患者，自行進行医疗的比例，佔了城市居民的47%。各地医院都存在人滿为患，一床难求的情況。以江蘇省扬州市为例，市级医院的住院病房長期都在走廊加铺，男女混住。民办医院的住院床铺也很少，各病科的病床經常要调剂互用，如心血管科的男病人要调剂住到妇产科病房，这不是笑话，而是現時看病难、住院難的严酷亊实。 (五) 贫畗差距过大 2012年9月23日，由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执笔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01，在国际上属于少数收入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基尼系数是用来定量测定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標，其数值在0-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越接近1就表明越不平等。按照国际的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已表示該國收入水平差距较大；0.45以上就表示社会贫富很懸殊，容昜引起社会动荡。王小鲁称，中國0.501的基尼系数测算尚未包括农村居民，由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很大，鄉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无疑高于城镇居民。但因为缺乏城乡统一的收入数据，无法对中国居民整體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计算。但仅就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情况看，中国貧富懸殊已经处于一个危险水平。 此外，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根据住户调查得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基尼系数为0.60。2013年3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调查显示，近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200元，最高10000元，最高相差50倍。 （作者是江蘇社會文化研究學者、揚州老知青研究會秘書長）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