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援疆青年的年龄大都在16岁到20岁之间，单纯而又富有幻想，加之当时的兵团是准军事组织，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怀着浪漫情怀和好奇心情，踏上支边的道路去了新疆，都是那一首歌，一身黄军装把他们引到了新疆。 援疆青年中，还有相当一批是所谓家庭成份不好的青年，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们高考“不予录取”后，怀着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的想法，毅然支边去新疆兵团，是想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寻求实现自我价值。 更多的“社会青年”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选择援疆，还有在1966年的招生中一改常规，用墨笔涂掉了招生简章上“非在职在校人员”几个字，公开在一些中学里动员在校学生报名支援新疆。当时“文革”已经在校园展开，出现了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现象，一群对“停课闹革命”产生厌烦情绪，又明知升学无望的的青年学生，选择了脱离这种环境，报名去了新疆兵团。 这批人离开城市到了边疆，确实减轻武汉市的就业压力以及粮棉油供应短缺的负担，缓解特殊年代的社会矛盾。大批闲散在城市的“社会青年”走上了“援疆”的道路，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减轻其家庭困难，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殊年代的社会矛盾。 他们还充实了兵团保卫祖国的戍边力量，缓解兵团发展中的人力资源不足的矛盾。1962年新疆伊犁与塔城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5.29伊塔事件”，几万边境居民被煽动外逃，农牧业生产无人管理，中苏边境有边无防 1962年至 1966年，农四师在伊犁地区边境420 公里的国界一线，新建农场7个，需要大批人员充实。武汉支边知识青年主要集中在农四师，充实了这些边境农场屯垦戍边的力量。 他们的到来改善了兵团年龄结构，提高了兵团文化层次。从有些数据可以看到，武汉援疆青年中的高中生比例约占总人数的23.47%。他们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兵团总体文化层次，大大改善了兵团人口结构，为兵团补充了新鲜血液。 他们在兵团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培养了新疆兵团的第二代。当时兵团的师资力量极端的贫乏，教学条件也异常艰苦。武汉援疆青年到来，使这个难题得到缓解。在兵团各师农场里的援疆青年中，出现了不少如易中天、方晓华那样的优秀教师。 他们为促进兵团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当城市支边知识青年到达以后，几乎每个团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甚至有条件的连队也成立了不脱产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活跃了文艺生活。 当年还有相当一批援疆青年，他们在农场农机战线、城市的工厂企业单位，努力学习生产本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并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大搞技术革新，不仅仅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且给兵团一成不变的生产技术带了了一股革新的风尚和新的观念，在促进了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兵团人才智的开发。以后他们在兵团成长为各级管理干部，为兵团建设贡献力量； 在新疆的武汉支边青年的返城没有形成规模性的群体行动，他们的返城是个体的独立行为，而且涵盖的时间长。最早由于“招工”政策的出台，武汉支边青年当中就有一些人采取退职还乡再从农村招工抽回城市的“曲线回城”的方法，从1971年到1975年，每年陆续都有兵团农场支边青年退职回乡，彼时的退职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知青老家公社一级的证明，就可提出退职回乡申请，经兵团师一级劳资机关批准就可获得退职费准予放行。 很多人回到乡下却在“曲线回城”中错过招工机会，他们又抱一线希望回到城里讨生活，他们拖儿带女生活非常艰难，为了能继续在城市待下去，他们不惜帮工地打短工、踩三轮、拖板车等重体力活；也有些头脑灵活的做起了被当时称之为“投机倒把”的长途贩运，赚取两地之间商品的差价；较其次之的，干起了买菜卖鱼的营生，起早进货，卖到夜幕降临。他们还经常免不了“市场管理（现在叫‘城管’）”、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干涉，总让他们感觉到不踏实。 当时很多支边青年的父母还不到退休年龄，为了使自己在新疆的子女返城，他们中很多人提前退休，以换取子女们顶替回城在自己工作单位上班。在1975年兵团撤销至1981年兵团恢复这6年的时间内，是武汉支边青年大批离开的的时间段。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期采取各种途径离开兵团的人数约占全部人数的一半以上。这个数据说明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四、新疆情结与归属感，也有别于知青上山下乡，他们普遍认为，经历过磨难也有收获，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一种爱恨交织说不清道不明情感，以至于他们的一生无论身处何方，永远忘不了那遥远的地方。时间跨入到二十一世纪，这一群离开兵团的当年武汉支边青年们，每年都有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返回被他们称之为“第二故乡”的新疆兵团。 武汉援疆青年这个群体在1996年成立了“新疆兵团老战友情系天山联谊会”并在当年11月在武汉剧院召开了首届联谊会，参加者甚众，会场气氛相当踊跃，据不完全统计，当天有1500余名当年的援疆青年参加。此后的1997年、2000年、2004年分别在湖北剧场、武汉体育馆、江城大酒店连续举办了三届联谊会。武汉市各种媒体都作过相关报道，在武汉市社会上激起巨大影响。 他们曾于年协助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湖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援疆史料选辑》在武汉支边青年中征稿，使得他们的十几篇回忆录载入史册。 他们曾于2011年2月份出版了武汉支边青年第一部回忆录书籍《西眺烟云》。这部书的出版，填补了武汉支边青年没有文学作品的空白，真实记录了他们那段非凡的经历，记录了他们的艰辛与痛苦，也记录了她们的收获与幸福，字里行间无不浸润着泪水与欢笑。 2012年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经过与武汉“情系天山联谊会”联系与安排，在武汉举办了“知青文物”征集活动。博物馆一行自2021年2月27日至3月10日在武汉12天的时间里，召开了大型座谈会4次，群体专访1次，人物专访14次，接触总人数在七八百人次之间。他们带着捐出老照片624张，实物262件等三大箱征集到的文物胜利返回新疆，并在短时间内调整兵团军垦博物馆内部布展，建立了知青文化的展厅，填补了军垦博物馆缺少知青文化的空白。 2015年武汉援疆青年协助并积极参与兵团博物馆编辑出版一部上下册的集体回忆录《青春的选择》，收录了武汉支边青年百余篇投稿，该书以大量历史图片与访谈记录，再现了武汉支边青年当年曲折而又坎坷的经历。 另外，武汉支边青年个人编写出版了没有正规书号的自传体、小说体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概括起来有王可钧的《深浅在绿洲的脚印》、崔啟建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 现在，他们通过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和武汉市地方志，申请了一个课题，撰写《武汉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援疆史初探》本书探讨研究了武汉支边青年当年支边的各种心态；探讨研究了当年返城的历史背景及起因，返城的各种方式及其影响；根据对武汉支边青年返城后在各岗位各种职业分布状况和生活、工作情况的调查，探讨研究了武汉支边青年回汉后的的社会活动及其意义； 本书以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叙述了整个支边返城的全部经历。本书还附录了大事记、从1964年开始直到1966年三年中多批次进疆的武汉支边青年名册、所在学校或区街、在疆分布单位人数、历来有关领导的讲话原文及出处、历来的有关文件原文和影印件、历来媒体报道的报纸等原文和影印件、有关这段史实的旧照片、老文物照片等。用大数据与图像资料展示了武汉市历时三年的援疆史。 本书是武汉市第一本比较详尽叙述武汉市援疆史的书籍，它的出现不仅填补了武汉市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段历史记录的空白，还填补了在军垦文化中缺乏知青文化的空白；本书还试图对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发展与结束进行探讨性的研究，为今后国家在援疆工作中提供参考，它将在武汉与新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预计在今年内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希望大家关注。 崔啟建 2021.03.28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