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农村地下教会的蔓延和发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讨论。他们往往以基督教为外衣，实际上却严重颠覆基督教教义，简直是现代版太平天国式“基督教”。 出于实用和迷信而信教 在苏北D村调查家庭教会，完全是个偶然。  进村的第三天下午，被访者因有急事，突然结束离开。4个人闲来无事，就随机找村民聊天，一个叫潘梅的妇女在家门口没说几句，便讲起了信教经历。 潘梅以前患有鼻窦炎，每当病情发作便会头疼，有时甚至全身不舒服。潘梅先后去了县市多家大医院，反复治疗也无效果。一嫂子知晓此事，便向她传扬信教好处。既然患难的人都进了教会且看起来不错，天天吃药打针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见效，信一下不要钱的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潘梅进了教会，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她感觉身体好了些，混沌的心理产生了对宗教的好感。2005年，潘梅家计紧张，她就托人在南京找了家工厂，收拾妥当后准备第二天出发。没想到出门那天，家里养的8只鸭子突然趴下，任凭怎么驱赶都站不起来。这些鸭子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为何她只是决定暂不信教就出了事。她突然间感觉到对神不忠的莫名恐惧。 那天刚好是周三，教会照例要做祷告，她赶紧到教会祷告并忏悔，希望神不要怪罪她的鸭子。等她祷告回来，家里鸭子竟然正常，她认为神在对她警示，自己不该出去打工，于是就留下来，更热烈地信教。 D村还有很多或者因病因贫和天灾人祸信教，或者是因祈求家人平安而信教的故事。当然也有特殊原因，如有个妇女，第一胎生了女儿，她极其想要生个儿子，邻居就劝她到教会祷告，没想到后来果然生个儿子，她觉得这个儿子是神的恩赐，专门定制一面锦旗送到教会，不仅逢人就夸儿子的“天命”，而且也进了教会，且带上4岁的女儿。 信教的故事林林总总，信教的主体却是妇女和老人，据知情人透露，D村有70%~80%的人都信教。现在D村不少妇女老人都养成进教会的习惯，家人（包括自己）身体不好的，家庭矛盾不休的，现实生活受挫的，都会到教会洗涤内心，念念经、做做祷告。 受村庄信教氛围的影响，教会扩张速度很快，现在20~30岁的人也会信教，他们平时去南方打工，一到节假日回来，都会去教会祷告。家家信教的后果是，有些小孩很早就受教义濡染，心智成熟后就成为笃信的教徒，村民也极易将生活本身迷信化，对奇迹或变故进行神化解释。 有个30多岁的教徒“做见证”时说，她年轻时曾一度困惑和迷茫。乡村路灯为了节约，平时都不开。有天晚上她走夜路，突然路灯全部亮了，顿时眼前一片光明，她坚信是神的指示，带她走出光明，勇往直前。 教会的发展与纷争 D村是普通的农业型村庄，在村的人多是妇女儿童老人，村民主要靠打工和种田来谋生。对于在村的老弱妇孺来说，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实在是件要命的事。 有老人反映说，在家里待久了，不仅浑身疼痛，还会憋屈和烦闷。但去村里走走，又为无人可聊天、无地可坐下而失落，还是要无奈地回家。D村的红白喜事上也会有歌舞和小曲，但那些露肩膀、露肚脐，甚至有淫歌艳舞露天表演，尚有羞耻感的妇女老人不屑观看。 D村最早信教的人叫刘祥，他今年71岁，信教40多年。开始信教是因为妻子失去理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有时说见到了鬼。刘在亲戚的介绍下，偷偷陪妻子信教，不久，刘自己也信教了，开始他们还偶有聚会。 D村所在的S县于1950年就成立了“三自”教会，在各乡镇片区有负责人，50人以下不设教堂，只设立祈祷组联系点。凭借执着的信念、灵活的策略及秘密的机制，刘祥度过了艰难时期。1988年国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S县的地下教会打着“三自”的名义暗地里传播。S县统计的全县信徒有10万人，其实还有很多教会没有上报。我们在D村调查的4个教会只是规模较大，还有一些分散流动的聚会点，只有刘祥的教会经过上级认可。 刘祥1988年到邻村学习，那里有个20多人的教会，因为对负责人的脾气、做事看不惯，另外，刘觉得负责人讲授的不合真理（其实是刘与负责人争夺领导权失败）。一个月后他就回家，随后找到另一个教会。教会发展到30多人时，“奉献”开始增多，遂设立会计、保管员，当时经常有撬“奉献”箱偷钱的情况，没过多久该教会宣告解散。 刘祥待了几个月后，又开始在家里搞教徒聚会。邻村的村长批块地给刘祥，主要是他的家属也信教。然后，刘祥鼓励信徒“奉献”和家属捐赠，很快集资上来7000多元，并盖起3间房屋。他的二次组教成功了！ 因为有正规场所，又有村长支持，刘祥的教会发展很快。刘祥为了扩大影响，积极支持村庄公共事务，还帮忙村里做宣传。在农业税时代，村里下达任务，刘祥要求信徒带头交，赢得村干部赞誉。 1993年，刘祥的教会得到宗教部门的批准，主要是他所从事传教活动正常，且规模比较大。 但他的教会后来也出现了分裂，教会内部争夺权力，有骨干人员带走了一批人，成立新的教会。前后有两批人自立门户，总共带走100多人。 分裂的教会相互不来往，刘祥说，“忠诚的信徒，拉也拉不走，就算出去了也会再回来。要是去了其他的教会，神不会保佑他的”。 教会的邪教化倾向  刘祥最自豪之处在于，他的教堂及设备全是教徒的“奉献”，教堂每年还向县“三自”交300元，宗教局交300元。他的教会有100多信徒，每年的“奉献”就有1万多元。每到年底的时候，打工的人回来，教堂也会暗示要“奉献”，每次至少要20~30元。 村民对教会邪教化的认识是从不断的“奉献”开始的。有些老婆婆本就家庭困难，她们省吃俭用，每次聚会都要5块、10块的奉献，甚至会偷家里钱，家属因此很反对，觉得教会在骗钱蒙人。有的教会信徒不稳定，有人信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去，与教会要求奉献有很大关系。 D村有个教徒后来退出主要缘于奉献。他说，“信教的每次聚会都要带钱去，就是骗钱的，没钱不让你去。什么好事都说是神在保佑，有病上医院治好了，也认为是神治好的，到教会去放鞭，感谢神，说如果教会不保佑他，病就治不好。他们挨家做工作，劝人去求神，说神能保佑一家平安。实际神在哪里？也看不到，交钱就是骗人”。 钱梅7年前与全能神搅和在了一起，她曾经帮全能神信徒印册子。她的侄子发现了宣传册，告诉了刘祥，刘祥遂向上级部门举报。县领导的处理是，撕了相关的文本材料，并找钱梅谈话，看她态度不错，就把她放回去。 钱梅回去后又走上原路，她把一部分书籍私藏了起来，被传道员徐洋发现，并打电话举报。钱梅又表示自己悔改了，向当地的宗教领导人写了保证书。其实，徐洋举报钱梅与内部权力争夺有关。 公安机构很重视打击邪教，但要抓邪教徒并不是易事，常常是教会头目之争，才会带来举报和发现。只有天天看圣经，体会很深的堂委才能分辨邪教，只听不看的人很容易上当。 真正的邪教如果不“地上化”，很难发现证据，主要是其活动极其隐秘。他们做礼拜的仪式是： （1）信徒进教堂后朝西跪下，做祷告，相当于一次精神洗礼，让信徒们的心安宁下来，聆听神的教诲，祷告时间可长可短，一般几分钟。 （2）找个地方坐下，集体唱诗，由领唱员带着大家一起唱，印有专门的册子，大概持续一个小时。 （3）祷告，大家都跪下来向神念祷告词。 （4）做见证以及奉献，感受到神恩的信徒们向神奉献。信徒在奉献之前向大家陈述自己所蒙受的神恩，如神保佑度过了难关，给了自己何种启示。 （5）布道、传道者引经据典，给大家解读圣经，并通过现实生活引导教育大家，布道过程持续一个小时。 （6）再次做祷告，礼拜结束。 教会的活动很不公开，不接受上级监督，也少与其他教会交流，做见证环节极易神化信教或者再迷信化，有时甚至会邪教化。另外，讲解的圣经本身，也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引导性，容易滋生邪教生长空间，上述的将奉献与信仰挂钩也易敛财。对于那些不识字、资历浅的教徒来说，很难觉察出传教的真伪，他们又因现实困境，急于获得保佑而信教，因此很容易被邪教鼓动，误入歧途。 D村的邪教组织除宣扬反动思想，也有发展教徒的任务，发展到一定教徒后有回扣，初始信邪教者还会得点化妆品。有些人因此没日没夜地传教，被他们鼓动的人不顾农业生产，平时到处流窜，长期不回家，带来的是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如果真信上邪教，陷进去很难出来，只有被打击的命运。 教会也会偶尔“地上化”。2012年底，正是社会上流传的“世界末日”到来时间，D村有些神秘的教会开始活跃，他们散发小册子，到处给人讲“世界末日”，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不是耶稣时代”。 得益于民众的举报，派出所抓捕了一个邪教小头目。自此之后，有些教会更加隐秘化，不仅不再公开传教，而且聚会也很神秘。 教会充斥的农村未来 在调查行将结束的那天，我们采访了一位60多岁的老党员。他不无忧虑地说，到处都有教会，有病不去医院，求神保佑，有的本来小病，硬是给拖成死病。教会发展教徒，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天到晚找我老伴，进行各种传教活动。我老伴身体不好，肚子里长了肿瘤，差一点命都送掉了。我送她到医院，检查出肿瘤，做完手术就好了，之后再劝她也不信。神能把她的肿瘤拿掉？可惜的是，老党员的经历及告诫在村庄中并不占主流。 有个不信教的村民说，村里基督教派太多，他也分不清哪个正哪个邪，自己平时又忙，是否信教以后再说。我们还在为他的半信半疑庆幸时，没想到他继续说，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有人来劝，她后来又患了胃癌，有时还伤风感冒，劝的人就更多了，说是祷告一下就好。身体不好了，有人说能保你平安，保你不死，你能不信吗？何况还有人经常说信教的好处。 知是非、辨正邪的村民不少，但基层组织本身的治理涣散，为正邪难分的农村教会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其未来影响尚待观察。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