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地名普查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据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3月份的决定，本次普查，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重点清理整治居民区、街巷存在的“大、洋、怪、重”地名。《人民日报》也在4月份刊文表态：“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

此次地名清查的核心主旨是“文化保护”。其实呢，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有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改名潮，取消了一批被认为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

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①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理念不论）。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比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但是呢，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200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实无必要更改。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②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1952年）。③

第二次改名潮，是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因为汉字简化本身乃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故当时在更改地名时，并未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鬰林”更名为“玉林”（“鬰”是森林繁茂之意，和“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鬰江”、“鬰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郁南”，独独“鬰林”非要更名为“玉林”，当地又不产玉，简直是毫无道理可言）……④

第三次改名潮，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依次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⑤

北京不是个案。统计显示，文革期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70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比例更是高达98.7%……⑥这种“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终于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地名一片红”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革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
 

第四次改名潮，追逐经济利益，成功者少，很多成为了笑柄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80年代末开始。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或许可以算作其一，但用外语词汇之汉语音译作为中国地名，终究显得有些奇怪。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1988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辖内与青城山利益相关者即相当不满；2001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周恩来故居。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⑦

现下的第五次改名潮，应吸取经验教训，遵循“能不改者尽量不改”的基本原则

现而今正在推进的这场地名普查与整治，预测或将成为1949年之后的第五次大的地名更改风潮。前鉴不远，有两点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1、地名更改的基本原则，是“能不改者尽量不改”

地名存在的首要价值，乃是为民众日常生活服务。政治需要、文化回归之类的东西，都要靠后站。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地名的更改都会产生巨大成本。2010年底“襄樊”更名为“襄阳”，即有学者预估“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至于民众要承受多少成本，则未考虑在内（此次更名实际产生了多少成本迄今并未公布）；石家庄市区划地名办则在2009年对外界透漏，如果石家庄要改名字，“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⑧这些成本，最终会回摊到民众头上。网络上很多人以恢复文化传承为由，支持修改地名，但往往忽略了这种巨大成本。况且，为恢复几百年前的传承，而抛弃近几十年的文化、情感沉淀，得失也未必能够算得那么清楚。所以美国地名委员会的立场是：仅仅为了纠正历史错误或者回归历史传统，并不构成更改地名的理由。⑨简言之，能不改者就尽量不改。

2、小区、楼盘名称变更与否，当以居民利益为依归，而非文化品位的高低

更改小区、楼盘名称，是这轮整顿的重点。确实，中国现在很多城市的小区、楼盘名称，存在着“大、洋、怪、重”的特点。像北京就有加州水郡、塞班假日、中海安德鲁斯庄园、特区808、DBC加州小镇……等。不过，楼盘名称，既是地名，也是财产，用学者陈耀东的话说，就是——“由于楼盘的不动产属性，使得楼盘的名称具有商品房的商业标识与地名双重属性。”⑩作为地名，需遵循《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不以外国人民、地名命名我国地名”。作为财产，需尊重业主意愿不得随意更改；一旦更改，业主需修改各种证件、资料（如房产证、房屋租售合同、银行抵押登记等等），影响生活、工作甚巨。况且，许多已建成的楼盘，其名称虽不合《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确是经过了地名主管部门的批准，才成为所谓的“标准地名”，楼盘也才能对外出售。当年批准，如今整顿，产生的行政成本以及对居民生活、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至于楼盘名称文化品位低下，实难构成其需要整顿的理由，正如李二狗愿意叫李二狗，只要不违背法律，是谁也管不着的事情。
 

注释

①参见：《建国以来地名更改简表》，收录于：《1949-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P21-25。②《国务院关于同意将榕峰县改名为宣威县给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9年第29期。③《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关于“额菲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的通报》，人民日报，1952年5月27日。④《现行县以上地名中的异体字》，收录于《异体字规范字应用辨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390-392。⑤陈徒手，《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读书文摘》2014年第12期。⑥曾世英、杜祥明，《试论地名学》，收录于《地名学文集》，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测绘出版社，1985，P08-09。⑦《地名更名热》，《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12》，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商务印书馆，2012，P197-199。⑧参见：张宏伟，《襄樊更名为襄阳 一字之改成本过亿》，华商报2011年1月8日；《石家庄若改名 损失将超10亿》，解放网-新闻晨报2009年8月17日。⑨美国地名委员会官网：http://geonames.usgs.gov/ ⑩陈耀东/主编，《房地产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P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