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也许是中国最被高层重视的民间会议。 9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研讨会。 50人论坛1998年由中国知名经济学者发起成立，是一个非官方、公益性的学术组织。成立至今，国内外权威机构相信它对中国经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副总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者齐聚一堂。 他们开会的方式很特别。 不论多大的官，主宾席提前帮你摆上名签已经是特殊待遇。本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百忙之中赶来，没有致辞、没有讲话，听了两个发言，就悄悄离去。他可是论坛的发起人哦。 会上的讲话方式是这样的—— “消灭私有制是一种不和谐音”，“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中国宏观税负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 由于讨论的问题常常是中国发展的根目录问题，所以火星直冒便成了常态。批评政策或者不同意谁的观点，都是点着名直来直去，很少遮遮掩掩的。 此次会上发言部分流出后，很多人评论说，这个会议真敢讲话。 其实，这次会议没有大胆的前瞻与研判，更多的是审视和反思。发言主要围绕过去几十年深刻塑造中国经济的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在国家当中，政府与市场如何共处？ 在市场当中，私企与国企如何共处？ 在私企当中，寡头与小微如何共处？ 这些问题谈了几十年，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落定。难怪，这些发言这么容易产生共鸣。下面我们就来做一番归纳。 01、五级行政变三级，政府管住自己的手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过去40年里，中国似乎总会周期性上演同一幕场景。 经济冷了，加点油；经济发热了，踩一脚。每次这种历史性的交替，或多或少都伴随着一些问题的出现和震荡。 比如93年海南房地产的崩盘，比如今年去杠杆下的股债汇三杀。中国的经济在循环反复中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实现波浪式的前进。 这也是吴敬琏所说的“翘翘板式”的运行状态：中国的经济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出现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 之所以会进入这样一种局面,就是因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比较模糊，行政之手干预起来不讲客观规律。最典型的比如这两三年的环保风暴，风来了，安全标准、技术标准一刀切，不达标就直接关停，常常连个过度、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凯恩斯主义早已渗透进中国的骨子里。每逢历史的关键节点，政府更习惯于大手大脚的包揽，牢牢把控住财政、货币大命脉的开关。而民众也有一种巨婴心态，股市下跌了，希望国家队出手救市，理财产品爆雷了，希望银行机构能刚兑，银行倒闭了，希望政府能够兜底……这种心态无形中也阻碍了有形之手的后退。 在以前，有形之手力量强一些也不妨，毕竟中国是在快速前进，总量不断扩大。但是这两年，中国经济已经换挡迈入新常态，社会财富蛋糕的分配慢慢从“增量”分配转向“存量”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有形之手如果进一步膨胀，很可能会造成资源的集中、垄断和分化。唯有让市场来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才能推动今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这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了！ 为此杨伟民提出了几个建议： 减政。横向上正在落实大部门的改革，纵向上应该减少行政层级，从五级行政改为三级行政，变成中央—省—市（县）。 减权。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 减税。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 行政层级过长，历来是官学两届很受关注的一个弊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谁都是乡镇的上级，谁都可以让乡镇汇报。基层政府承担了最繁重的治理任务，一年当中有非常多的时间在写材料、开会、接受检查，而不是在搞公共服务，形成巨大的行政浪费。 要走出大部制改革部门、人员越减越冗的怪圈，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或许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中国的行政改革不一定会按照中央—省—市的结构走，但简化层级确实是一种思路。 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再进行减税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因为民众需要供养的公务员数量减少了。如此，帮助中国税改彻底走出“黄宗羲定律”。 而不管减政也好，减税也好，最终都会落到减权上——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藏富于民，让底层有更多的获得感。 02、给民营经济更重要的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现在出现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初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 最近大半年来，中国集中出现了一些容易产生误解的现象。我们说减税降负，政府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却比GDP要快，比重一直在增加；我们说去杠杆去产能，淘汰的更多是民营企业，国企仍在加杠杆。 据证券时报报道，今年已有约16家上市民企计划或已通过协议转让股权，引入国资背景股东。其中，实控人可能或已变更的民企有新筑股份等7家公司。民营企业纷纷“借靠大树”。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吴小平抛出私营经济退场论，之所以遭到舆论巨大反弹，就是因为他打破了最后的平衡感。 私营经济创造了中国60%的GDP，70%的出口，80%的就业岗位，地位十分重要。80年代私营经济在萌芽的时候，中国体制内将它视为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未来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在论坛上说：“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对民营经济的地位进行巩固加码！？！如果是别的专家学者提出来，也就算了。关键是这个人是直属国务院的智囊团的领导。在这个历史性节点上提出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了。 今天，民营企业家对产权保护的需求，对减负的需求，对融资的需求，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的需要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若能给私营经济更重要的地位，企业家无疑会有更强大的信心。 杨伟民的建议很直接：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真能做到这一步的话，就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是一样的了，消灭了歧视，消灭了垄断，大家都可以进来玩，谁输谁赢凭真本事说话。 不过，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难度总是很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杨的建议就更温和些—— 民企寻找国企做庇护伞，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 “在最困难的时候进入，好了之后再卖回去，再还给私人企业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走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路”。 03、地方“保护主义”如何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在中国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很难，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白重恩的“特惠模式”，说白点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中的激励扭曲现象。 地方政府掌握资源有限，而官员晋升考核中GDP的权重又大，就非常倾向于花在见效快的企业身上，没有太多耐心慢慢孵化。而法制机制的不健全，也让地方政府有了漏洞可钻。 以前有什么税收“两免三减半”，土地零成本，发展到后来，几乎什么手段都能上。最近社会上吵得火热的社保新政，中央将社保征收从社保局改为税务局，其中有一个原意就是对地方政府的纠偏—— 很多地方为了招商引资，曾出台政策为降低社保缴费费率亮绿灯。来吧来吧，来这里开厂招工吧，社保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缴纳就行了，这样你们的成本就会很低。地方看中效率性，中央更注重公平性，最终促成了这场社保费改税。 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特惠制推动一些企业发展壮大，带来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最典型的就是寡头垄断。很明显，如果地方政府给一些企业特殊待遇，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按白重恩的说法，这会带来挤出效应，造成资源错配。 今天，中国的消费层级为什么会分化，同时出现消费升降维，方便面榨菜大卖，奢侈品、豪华车销量也在增长。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还没有打破“特惠制”，造成了马太效应，寡头活的滋润，小微活的惨淡。像每一轮大放水下，受益最多的还是那些在地方有话事权的龙头企业。 大企业变强是好事，但不能是牺牲小企业的利益来换来的，否则就变成了零和游戏，变成了强者收割弱者韭菜。 8月前后的国常会和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合理充裕，央行也几次给小微企业定向降准，原意是扶持实体经济。特惠制不打破，中小微企业拿到的红包就永远存在疑问。 其实中小微企业容纳了这个社会更多的就业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内外形势错综复杂，贸易战、税制改革、去杠杆等，本身小微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就有所下滑。在这个关键时刻，普惠制的时代更应该加速到来，尤其是这个普惠金融制度，不能好处都给地方上的寡头拿了。 其二，“特惠制”也造成我们今天的环境问题非常突出。珠三角黑臭水体，华北平原空气污染，就是当初地方政府对一些创收大的寡头睁只眼闭只眼，把选择性执法当成了给企业的一种“特殊优惠”。 当下，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两个千年大计非常突出的短板。关这一块的整治，就会耗去我们巨大的社会资源。这笔历史账能否还清，直接关系着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关系着我们追赶世界级城市群的起飞能力。 在普惠制度没完善的情况下，特惠制度或许是次优的安排。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的。 唯有普惠制，才能打破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打破大财阀的“套利空间”，赋予整个社会机体以活力。 火力全开背后透露的是“着急”。 着急当然首先在于当前的形势。 50人论坛论坛成立于1998年，当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形势极为诡异，经济负增长，走出通缩成为最迫切的问题。 1998年的底限是保八，但到底是动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国内分歧严重。 经济学界甚至对中国是否还能长期保持高增长也分歧巨大。 于是，刘鹤和樊纲在木樨地一个小快餐店里一拍即合，发起成立了这个论坛，让经济学者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的、开诚布公的讨论。 20年过去了，吊诡的是今天中国面临的形势、财政部与央行的政策争论……都与当年神似。 但解决方案呢？ 中国从来不缺清醒的大脑，听一下会上的讨论，或许我们能够从中得到自己心中的解决之道。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