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在深圳举行的2018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黄奇帆以重庆市原市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身份，建言大湾区发展。
黄奇帆认为，保持粤港澳大湾区现有格局，可以有力促进湾区内各城市差异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而推动湾区建设，当务之急是破除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障碍，实现交通、关检、人员、规划“四通”。 他表示，对标世界级湾区的发展路径，经济融合发展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前提，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仍有较大差距。另外，目前，区域内城市间主导产业差异化程度还不明显，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各城市的核心功能，整合产业集群，用产业链的思维参与全球化竞争。 以下为黄奇帆的演讲摘编： 审视全球，湾区经济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彰显国际竞争力的新载体。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全球经济新支点的作用明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前景广阔。 从运行机制看，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有着明显不同。 世界三大湾区是“一国一制”，即在同一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下运行，由此形成的产业较为单一，其中东京湾区定位于“产业湾”，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纽约湾区定位于“金融湾”，是世界金融的心脏；旧金山湾区是“科技湾”，拥有举世闻名的硅谷。 粤港澳大湾区则是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的“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背景下、三个关区、三种法律、三种货币，由此形成了多产业格局，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等行政区划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港等经济区域叠加，以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制造业为主导产业，集合了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的主要功能。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走向，目前探讨比较多的是，如何实现整个地区的全方位一体化。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体制已经显示出巨大优势，这样的体制决定了，我们用不着也不能走东京、纽约或者旧金山湾区的发展路子，必须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湾区经济发展模式。 一、保持“一国两制”背景下“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体制，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潜力所在、动力所在、特色所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须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不追求同质化的特区、关税区、货币区。这至少会带来5大好处： 一是实现各优其优。湾区内城市资源禀赋各异，坚持特色、精准发力，“禀赋”就能转化成“优势”，“比较优势”就会变成“核心竞争力”。香港经济孕育于高度的市场化环境，在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服务等方面极具竞争力，“超级联络人”角色突出。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在加强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深圳是世界领先的科创中心，广州是大湾区联系内地、辐射内地的桥梁和纽带，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都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成长起来的。这些优势的彰显，是基于“一国两制”背景下制度的多样性造就的。未来，保持现有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会更加各优其优、各美其美。 二是促进互惠互利。制度的差异性，给贸易和产业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益于毗邻港澳，既有国内市场为依托，又能借助港澳的国际平台快速联通世界，实现了飞跃发展。2017年，广东对港澳进出口额、实际吸收港澳投资和对港澳投资分别占全省的17.3%、82.8%和57.5%。 香港因为内地的改革开放为后盾，其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和提升。比如香港资本市场，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机遇，快速甩开台湾、新加坡、韩国等资本市场，现在市值差不多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A股和日本，内地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港股全部市值的比重超过65%。如果香港只有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没有内地企业支撑，其资本市场不可能具有如此地位。总之，在现有格局下，粤港澳各地区是互利共赢的。 三是优化资源配置。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关键是要优化资源配置，使其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香港、澳门最缺的是土地和人口资源，而广东有比较大的地块、比较多的人口。港澳地区的制造业可以到广东扩大规模，从而腾出宝贵的空间和人力专注于金融、贸易等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主攻方向之一，香港和澳门有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校和科学家，有很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和配置全球创新资源能力，而珠三角地区在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有巨大优势，各地各展所长，就能实现“1+1>2”的效果。如果在管理制度、管理方式上把整个湾区同构化，所有这些资源将趋于平均分布，资源配置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四是避免同质化竞争。湾区经济同样遵循竞争与合作的天然法则。按照过去经验，如果把粤港澳大湾区搞成同质化的区域，这看似和国际接轨了，但恰恰把大湾区天然的体制优势和潜力给抹平了，最后极大可能是深圳抢香港的优势、珠海抢澳门的优势、广州抢深圳的优势，导致九个城市竞争大于合作，九个各具动力特征的发动机变成一个普通发动机，造成内耗局面。比如，香港的金融制度使得港币与国际货币是一体化的，也让香港成为一个独特的国际金融中心。 如果湾区金融制度一体化，不仅不能增强湾区内各城市的金融竞争力，反而会束缚和绑架香港金融，甚至影响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应当说，保持现有格局，可以有力促进湾区内各城市差异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五是有利于更好发挥“一国两制”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须确保“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如果实行统一的关税、统一的货币就一定牵涉到改法立法。从这个角度讲，保持现有格局，不至于伤筋动骨，是对“一国两制”的最有力保障。 总之，正是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制度多样性、互补性的优势，才有效促进了人才、技术、资金的汇聚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了在世界湾区中名列前茅的地位。 二、努力推动交通、关检、人员和规划“四通”，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高效互联互通，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当务之急是破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克服不利于融合发展、不利于更大范围有效配置资源的硬件制约和制度瓶颈。最重要的是“四通”： 一是交通互联互通。“对标”世界级湾区的发展路径，经济融合发展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前提的，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仍有较大差距。在这一点上，要向东京湾区学习，其庞大的港口群和世界上最密集的轨道交通网，对发展城市工业群形成了巨大支撑。 首先，要高效通达全球。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优势，带动大湾区其它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形成铁水联运、公水联运、公铁联运、空铁联运等综合交通优势。 其次，要强化与内地联系。优化高速公路、铁路交通网络布局，加强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中心城市和泛珠周围省市的紧密联系。 再次，要畅通湾区内部。完善环大湾区的城际轨道网，尽早建成“一小时城轨交通圈”，发挥好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等对空间优化的引领作用。总之，要通过提高通勤效率，促进大湾区经济交流和资源整合。 二是关检互联互通。从全球和国内贸易实践看，关检的互联互通是经贸融合的重要手段。比如，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营，就得益于各国海关实现了“互通”。推动关检一体化，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营商环境的重要突破口。关检一体化，不是要把三个海关合并成一个海关，关键是要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口岸管理服务更加便利高效，但依然是各自的法律、各自的关税。 当前，尤其要抓住内地关检机构整合的契机，大力推进粤港海关快速通关，实现“一个窗口、统一受理、互联互通、并联审批、同步作业”。要推动粤港澳产品检验和认证结果的互认，推动内地与港澳在教育、金融、文化、医疗等领域进一步开放。 三是人员互联互通。人是决定性因素，在湾区经济发展中也不例外。推动人员互联互通，不是要把湾区内所有人都变在一种关境区域内，关键是要满足居民频繁往来的需求。数据显示，目前香港居民经深圳出入境日均40万人次，深圳居民往来香港日均12万人次，这个数字今后肯定还会上升。最基础的层面，是确保人口进出的便利化。现在，湾区内人员进出粤港澳，还需要简化通行证之类的证件手续。 我认为，可以实行这样的政策：只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学习、工作、生活的人群，就可以有特别通行权，在湾区内来来回回、进出自由。比如，可以白天在深圳工作，晚上住在香港，也可以白天在香港工作，晚上住在深圳。 更进一步的层面，是提升湾区内居民就业、就学、就医、安居等方面的便利化。粤港澳三地应进一步深化合作，放开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限制性规定，真正实现生活在港澳、学习工作在广东，或者反之都可以，消除人员流动的后顾之忧。 四是规划互联互通。湾区经济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规划引领，注重政策协调，提高区域发展的整体性。 首先，产业发展要错位。目前，区域内城市间主导产业差异化程度还不明显，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各城市的核心功能，整合产业集群，用产业链的思维参与全球化竞争，把本地区最能发挥优势的产业搞上去，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其次，科技创新要协同。大湾区内有173所高等院校，多于旧金山湾区的73所，东京湾区的120所，仅次于纽约湾区的227所。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推动四地加强科研合作，促进创新资源共享，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 第三，合作领域要拓展。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还要在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加强标准对接和资质互认，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总之，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坚持“一国两制”背景下“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体制，实现交通、关检、人员和规划“四通”，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就能乘风破浪、潜力无限，建成世界一流湾区，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展现出“一国两制”新实践的勃勃生机。 来源 | 每日经济新闻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