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摩擦很可能导致 “贸易失速”现象再现。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表面来看，历史上的这次“大萧条”源于选举周期的短期政治行为。一战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水平比战前显著提高。1914年至1922年，美国平均关税率为 28%；1923年至 192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38%。 1930年，美国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仍打算提高关税水平。1930年 5月，1028位经济学家给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写了一封公开信，力劝他否决关税法案。但胡佛并未采纳，原因之一就是他在竞选时作出了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的承诺。最终，这个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平均关税率增到47%。 美国的举动，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引发了各国的贸易报复。1929年至 1932年，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经济衰退随即演变为 “大萧条”：1933年，国际贸易额降至1929年的35%；1930年至1932年，美国经济增速年均下滑9.3%；世界各国的失业率迅速攀升，美英德加四国1932年的失业率均超过20%。 本质上，大萧条是由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陷入了“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之一。他认为，美国一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仍奉行“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发挥领导作用，才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简言之，如果崛起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如没有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高效的金融市场、防止冲突与战争的安全机制等，从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乱局可主要归咎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而非绝对衰退。美国极力利用国际资本的流动和逐利的本性，对崛起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实行遏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但是，由于美元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能力或“信用创造”能力，美国没有任何意愿发起或参与体系改革；经济体量最大的欧盟，由于成员涵盖多个国家，政治、经济利益难以统一，不具备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也就只能默认美国的“胡乱作为”。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开始更积极地承担大国责任，而且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意在通过陆上、海上和空中道路连接欧亚大陆。一方面，对冲“逆全球化”潮流而引发的资本、技术回流；另一方面，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纳入全球价值链，以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更有效地发挥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比较优势。 同时，中国还连续成功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一系列理念先进、举措务实的会议；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也即将于9月份在北京举行峰会。在美国为世界制造一堆又一堆麻烦的情况下，中国努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动，为避免“大萧条”的重现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出了积极信号。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