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资制度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没有制度。”刘植荣直截了当。

这位曾立过三等功的军校前优秀教员、留法多年的埃塞俄比亚世界银行Woreta--Woldiya项目主任、如今致力于研究中国分配制度的独立学者，一直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即便是在他新书《85%的人应该涨工资》的作者介绍里，他都毫不犹豫地加上了这样一个“头衔”：优秀共产党员。

他1980年参军，在部队考取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课堂永远挤满听众，因为他勇于传播新知。1994年他考取中法友好奖学金赴法，此后辗转欧洲、非洲工作，也熟练掌握了两门语言工具：英语、法语。在国外时时听闻祖国经济蓬勃向上的消息，两年前母亲病重归国侍奉，却忽然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幸福感缺失的焦灼？”

他在农村出生，对老家农民的生存状态自然有所了解，但他接触的又绝不仅是底层：当年的部队战友、军校同僚，如今不少位居要职，也有人属于改革开放后的“先富”。但是刘植荣并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幸福”。通往幸福的道路，在哪里开了个岔？

探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使刘植荣开始聚焦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比照世界。他将所思所想形成众多文字报告，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改革报》、《羊城晚报》等官方主流媒体广泛刊载，并为国家发改委所留意。

他立足于一手数据调研，言论却并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在《85%的人应该涨工资》里，他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足以引发一场社会大讨论，比如：中国相对最低收入比很多非洲国家还要低；比照巴黎，北京的合理房价是2134元/平方米；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考公务员热”；“高地价导致高房价”是个伪命题；中国根本不存在中产阶级；新加坡从未“高薪养廉”……

专门在工资高的单位进行采样

世界多数国家以法律来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状况定期或不定期调整。“中国有七亿多的从业人员，却没有一部工资法来调节分配关系，都是各行各业自己说了算。这是非常罕见的。”刘植荣认为，没有透明的制度，导致了分配的无序。他首先给国家统计局挑毛病：“我在研究世界各国工资分配制度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各国政府统计部门正式发布的资料。在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时，我发现了一个荒唐的结果：中国，人均工资超出人均GDP的31%，工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2倍。这种极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在国际上只能偶尔出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债务国中，因为它们能够借外国钱给本国国民发工资。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因就是工资统计范围过窄，搞的是片面的定性统计分析。为了出政绩，要证明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于是，统计部门就专门在工资高的单位进行采样。这就出现了人均工资超出人均GDP好多的笑话，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平均工资在人均GDP的65%-85%之间。”

刘植荣在《统计年鉴》的说明里找到这样一句话：“《劳动统计报表制度》的调查范围为法人单位（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也就是说，这个全国性的工资统计只涵盖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及公有经济单位职工，不包括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工作的劳动者。“这样的统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77480万人的就业大军，只统计11515万人的工资，还占不到就业人口的15%。”流动性强、社会保障不全的保洁员、快递员、保姆、发廊女的收入，更不在平均工资数据的调研之列。

这样获得的数据，偏差是不言而喻的。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09年5月19日发布的《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记载：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9229元，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为31005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为18338元，其他单位职工为28387元。“但如果更科学、全面、真实地进行工资统计，囊括全部七亿从业者，我估算全国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仅在10000元左右。”刘植荣说。

央企高管年薪并不高？

“工资高低是比较出来的。”刘植荣认为，如果没有准确、有效、公开、透明的参照系，就会造成普遍的困惑。

他举了一个例子：2010年1月9日新华网发表了《李荣融：央企高管年薪并不高，平均60万元左右》一文，文中引用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话：现在央企高管年薪定得并不高，平均薪酬也就是60万元人民币。

年薪60万元到底高不高？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刘植荣觉得应该与本国的人均GDP、人均工资、最低工资标准作比较。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22252元，全国范围最低年工资为6000元左右。这样算来，央企高管的年薪至少是人均GDP的30倍，是全国最低工资的100倍。“中国央企高管的60万薪酬还没算上一般百姓享受不到的福利。外国企业高管都是用自己的私车、住自己买的房子，而在中国，这一切一般都由公家负担，公家配车、配司机、提供住房，把这些福利加进去，那更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收入。”

在刘植荣看来，“60万年薪不高”事件，正反映出我国工资制度和工资判断标准的混乱，行业、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过大。国内的很多高薪行业都属于国有企业，这和国际惯例恰恰相反。西方国家的高薪均在私营企业：私立学校工资高，私立医院工资高，私立科研所工资高。国外公务员和政府注资企业职工工资都明显低于私企。“中国一些人总把国内企业高管的工资与外国极个别私营企业CEO比较，其实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一是因为国家财力不同，二是因为人家的老板是私人而不是国家。”

“新加坡不存在高薪养廉！”

“考公务员热”的现象唯中国独有。而在近年来的各类“幸福”调查里，公务员也频频“登顶”：2008年4月，西安市统计局对该市公众幸福感专题调查显示，幸福感最强的是公务人员；2008年12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市在党、政、军机关工作的市民总体幸福感最好；今年初一份由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提供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指出，公务员自认“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现在公务员，就算是零工资也有人干，甚至假设要倒贴钱，我相信都有人干。为什么？原因还是分配制度没建立起来，不公开，不透明，公务员的真正收入究竟有多少，现在是谁也说不清楚。”刘植荣对“高薪养廉”这样的提法不以为然，“公务员工作稳定，工作环境优越，有一定的地位和声誉，这是工人无法比拟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利益均沾是社会分配的基本原则，公务员不能把所有好处都揽进自己腰包。这就是新加坡、美国、挪威、瑞典等国劳动强度大的工人工资高于公务员的原因。”

“新加坡不存在高薪养廉！”刘植荣认为中国公务员工资改革总喜欢拿新加坡说事，是一种误导。媒体总报道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如何之高，实际上，领取高工资的只是总统、总理和部长，新加坡高官的工资与普通公务员差距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而且新加坡并非毫无根据地给高官高工资，是法律根据国情和劳动力市场决定的。新加坡在1994年就用法律形式规范、约束了高官的工资，规定部长工资是全国48个薪水最高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和企业总裁的中线工资的三分之二，其他级别的公务员工资也参照此标准制定。因此尽管新加坡高官的工资比其他国家高，但与本国私企相比，还属于中等偏下。“公务员工资的高低不能与外国比，而要与本国私企同等职位的职工工资比较，这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比较。”

福利，应是“穷人优先”

考察劳动者收入，工资性收入不能作为唯一标准，还应考虑通过转移支付获得的收入。“如果社会福利能惠及所有百姓，能像世界不少国家那样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公交免费，能按照联合国规定的合理房价标准，凭个人3-6年的工资收入能够购买一套舒适的住房，百姓就不会因为工资偏低而感到生活艰难。”

刘植荣判断的方式依然是比较。他首先搬出的例子并非北欧高福利国家，而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10年内还清政府垫费，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

福利制度的目的，应是弥补第一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中国却存在某些不合理的特例。“就拿住房公积金来说，甚至有的地区公务员自缴与政府补贴比例为1：6，也就是说，个人缴纳1000元，政府补贴6000元，最后个人可领7000元，而中国还有很多劳动者根本就没有享受到住房公积金这项福利。”另一个例子是养老金，“很多地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几乎是在职时工资的100%，而企业工人的养老金还领不到工作时工资的40%，企业工人工资本来就低一些，这样一来，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已迫在眉睫。刘植荣将当下物价的飞涨比喻为一场麻将：“比如四个人打麻将，大家本来只打得起一块的，可是其中一人非十块的不打。少数人哄抬起的豪赌，最终会由所有人共同承担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