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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鞠建东（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主题：安泰•问政——去全球化是我们的未来吗？ 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时间：2016年12月21日 【编者按】 12月21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在安泰·问政论坛上表示，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已经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全球治理新框架的未来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价值链的“三足鼎立，互相合作”的G3体系。 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鞠建东认为，“一带一路”，以横向调整促布局优化；亚洲/华夏共同体，以纵向调整促产业升级。两者互补，构成中国在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一体两翼”，将会是中国开放的新战略。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鞠建东发言的摘录： 
鞠建东
全球贸易新常态首先，我用数据来说明结构的变化。国际贸易的增速在2012年之后急剧下滑，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在2012年之前国际贸易的速度是7%左右，是全球GDP增长的两倍，2012年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已经低于全球GDP增长，尤其去年的增长，今年好一点，但是仍是负增长。 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的下滑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理解，这个下滑本身，不仅有周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结构性的原因，最主要是全球化的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但是到2015年数据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知道从2013年后，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2015年中国全球贸易的占比达到了11.92%，美国低于中国，11.48%了，德国是7.17%，是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也变成全球最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24个国家，美国是21个国家，德国是21个国家。 我总结一下，全球贸易结构已经从以美国为核心转变成美、中、德三足鼎立。再去看全球贸易的网络结构，1995年全球前30大贸易国之间的关系。第一，欧洲国家的贸易在1995年更多的是区域贸易的概念，就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以另外一个欧洲国家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部分是以德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当然法国、英国也有一些。 在美洲，美国是那里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亚洲，日本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从数据上可见，亚洲和美洲的联系非常紧密，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还是以美国为最大伙伴，所以不是很清楚，美洲价值链和亚洲的价值链是不是能分得开。   从联系来看，亚洲对美国的依赖性在逐步地减弱。所以如果我们去分析2014年的数据，差不多能看到全球形成三大价值链：欧洲、美洲、亚洲。 从数据结构看，全球贸易结构变化已经是长期相对稳定的态势。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这三大地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完整地区域，欧洲有科技发达的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同时也有相对劳动力富裕的东欧国家；美洲有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有相对劳动力富裕的墨西哥等；亚洲有日本、韩国、中国，有相对技术前沿的国家，同时又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地区。所以三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链体系。 旧常态是“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新常态是“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过去高度增长的全球化由是中国驱动的，这里总结了四个原因：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两到三亿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我们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沿线、沿海的这些城市，大部分是进入了全球的价值体系，大家不要小看，我们二三亿的劳动力进入市场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全球化这个力量是最主要的力量。 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或者航海的技术在过去二三十年有非常大的变化。 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正是由于中国低成本劳动进入全球体系，和美国的外包、美国全球价值链建立是相一致的，主要大国一起推动了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制度成本的大幅下降。1980年代关税45%，现在的关税在发展中国家是15%。 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以美国和中国所代表的价值链的两端迅速推动了全球方面发展，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同时带动资源市场国家巴西、澳大利亚的发展，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但是，这四个因素到了2012年左右全部没有了，其变化的核心是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不存在了。中国的经济过了路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已经很少了。 越过劳动力拐点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土地成本也迅速上升，这本身改变了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中国、印度、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贸易利益不再一致，所以在WTO框架下，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了。同时，全球价值链开始呈现出区域价值链的状态。 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 基于这样的状态，它就要求我们的全球化进入新的变化，我更愿意叫全球化新阶段。 简单回顾一下，全球的经济治理新框架，首先是美苏对抗，苏联解体之后变成了美国独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搞不清楚，我提出我的观点，我说的是经济，不是政治也不是军事。我觉得在经济关系上，美国独大的局面是不现实的，也不是最优的，所以G1不行。 第二个G2，中美两个大国对全球进行治理，我认为这也不一定是最优。原因很简单，美国、中国各自所代表的是什么国家也不清楚，而且G2容易演变成中美之间的对抗。我觉得从数据上更符合的是三足鼎立、互相合作的局面——欧洲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价值链。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希望出现这样的三足鼎立局面，在亚洲的我们很尴尬。在北美是已经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欧洲有欧盟。在东亚，事实上已经形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或者亚洲经济结构，但是在亚洲并没有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治理框架，也没有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是中日之间的矛盾，日本提出亚洲自贸区，美国反对。后来还提出亚太自贸区，如果美国参与进来，这和WTO就差不多了。 我的看法是，对中国而言，在亚洲地区形成深度的经济合作，符合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利益。指望亚洲的主要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而区外的主要国家，比如中国、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一起合作推动亚洲的经济深度一体化是有困难的。所以对中国来说，更加现实的是以亚投行的形式，去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包括有意愿参加的亚洲国家，形成一个开放的亚洲经济贸易合作区域，这是我的看法。 哪些国家我们认为是有意愿参加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合作区域的？我用“华夏共同体”的概念，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要想形成深度地合作，需要有价值的认同，比如欧盟，欧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民主体制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如果在亚洲也要求这些国家有相同的政治体制是不现实的。但是抛开政治体制的貌似形式上的不同，亚洲文化是相联系的，尤其东方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是相联系的。 所以我的倡议是以东方文化、儒家文化或者华夏文化、亚洲文化为纽带，来推动亚洲国家以中国为核心的大市场的深入经济合作。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用华夏共同体的概念，或者用亚洲共同体的概念，也不一定要求是本来有密切文化联系的地区，哪个国家只要愿意参加我们的共同体就可以，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都可以。如果用比喻就是用亚投行的方式做一个贸易版的亚投行。 为什么提出三足鼎立的框架呢？我觉得这是最优的。实际上，现在全球化结构性的变化，深刻反映了全球人力资本的变化，整个全球经济是由人力资本在驱动。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是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相对下降。 如果从人力资本来看，自然而然全球的人力资本形成三大板块，美洲、欧洲、亚洲。整个全球在经济结构本身是有内在的区域化治理要求的。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是应该具有这样四个要素的：代表性、效率、合作而非对抗、多元化而非霸权。 中国人怎么看全球治理？我们不要霸权，我们也不要中美对抗，我们希望的是三足鼎立或者多元化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反映全球生产经济结构的治理。 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 在刚才提到亚洲共同体的框架下，我们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就可以叫“一体两翼”。“体”重要是纵向深度的开放，亚洲共同体，“两翼”主要是“一带一路”。 现在整个对外开放有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产能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一带一路”主要解决的是这个。但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技术升级，产业结构向上的调整。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要想进行结构调整就需要有大的市场空间来实现的技术升级，因此亚洲共同体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必须的。 我的说法是，要打造亚洲价值链，冲破技术升级阻碍。“一体两翼”就形成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我觉得对中国而言，全球化的结构性变化既是趋势的发展，也代表了我们国家整个结构的变化。我们提出以中国为主导，推动这样一个“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我觉得新阶段的全球化是大有作为的。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经演讲人审定）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