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龄,1921年9月生于上海,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笛子演奏艺术家。没有人能想到,一代笛王的启蒙老师,是邻居皮匠。就像没有人想到,在解放前,高档住宅林立的淮海路街区,还曾有钱家塘这样一个平民世界。 劳动者自娱自乐组建的小乐队,为相同境遇的人们带来无上欢愉。这种对音乐的热爱,发自肺腑,是用劳动本身连接着对艺术的理解。 小小一支“竹管筒”,也为这个叫“海根”的男孩插上翅膀,带他去到陋巷里的人想也不敢想象的宽阔世界。 陋巷也有乐声。陆春龄闭上眼睛回忆说,那乐声交关美妙。 每到夏夜到来,一天工余之后,聚集在小路空档处吹拉弹唱的,不是训练有素的乐手,而是白天在外修理鞋子的、给人开车的、工厂做工的……他们演奏《欢乐歌》《云庆》,有时是《慢六板》,握鞋楦子方向盘的手,此刻灵巧地在琵琶、笙和笛子上跃动。闻乐而来的邻居,便也搬着板凳、打着赤膊、扇着衣襟来听。 这是1927年的上海,在当时还叫霞飞路的淮海路的路南,在当时还叫环龙路的南昌路的路北,有一个钱家塘。没有人能想到,在钱家塘的街巷里,一个叫“陆海根”的男孩对这丝竹着了迷。就在这一年,他拜皮匠为师,正式学笛。这一根“竹管筒”将为他插上翅膀,去到陋巷里的人想也不敢想象的宽阔世界。 钱家塘 淮海路欧式建筑林立,两边梧桐成荫。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这条马路过去法式风情浓郁的样子——解放初期,沿街还有外侨兜售马奶,路边的西餐店和女装店也足够让人眼睛“开洋荤”。但在这样一个高尚生活社区往南一转,竟藏有钱家塘这么个自成一格的棚户区。 画家贺友直画过钱家塘,他说:“钱家塘的地方却交关闹猛,其处有虞永兴南货店,有混堂(澡堂),有酒店……住在这区域里的中国人多是苦恼的一群。这地块首先是淮海大楼消失了,再后来连转角处的第二食品商店一起被扒平了,这中间也曾闹猛过一阵,办过襄阳市场及小菜场。现今沿淮海路建起现代气派的大楼,南昌路一边是地铁10号线的进出站口了。其变化之大足以令人呆脱!” 老报人秦绿枝笔下对钱家塘的记忆,也离不开西餐街背后的“混堂”。1956年的一天,唯恐自己要发烧的他去陕西路的钱家塘环龙浴室泡了澡,闷出一身大汗。再到小木屋吃奶油蘑菇汤和炸猪排,还买了一小扁瓶装的张裕白兰地喝了两口,回家倒头便睡,第二天居然好了。 解放前,在淮海路街区,大部分洋房和新式里弄里,多住着富裕阶层和职员家庭,但钱家塘的居民则多是底层务工者。弯曲复杂的弄堂,显示了这里自然生长的痕迹,对一个初来乍到者,这里几如迷宫一般。 陆家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靠着祖上流传下来的一亩地过活。陆春龄的祖父以卖鱼为生,祖母种菜卖菜,父亲陆金生起初在跑狗场为狗放笼子,后来又去黄浦江边做小工。一次陆金生在淤泥中打桩,不慎被浪头卷进江中,工友们吓得惊呼,以为陆金生就此丧命,好在一个巨浪推上来,竟又把他托了上来。劫后余生的陆金生身上多处骨折,回家后卧床不起,也不敢再去江边工作,后来经人介绍当了汽车驾驶员。 1921年,陆春龄降生时,深爱长孙的祖父,特意请人算了八字,为他取名“海根”。小男孩的到来,也给家族带来好运。有个建筑包工头看中了陆家的地,拟在这里建造石库门平房,条件是各得五分。就这样,陆家告别了一直栖身的棚屋,第一次住进了砖砌的房子。陆金生和弟弟陆山男各得一半,这就是后来的南昌路551弄乙支弄11号老屋,如今这里已经又建起了高档住宅大楼。 音乐家 陆家虽然生活拮据,但却和睦抱团。同住一屋的叔叔陆山男,能吹笛子和芦笙,堂叔陆妙福也能弹琵琶。陋巷里还有个老皮匠叫孙根涛,虽然靠修鞋为生,但琵琶、洞箫、笛子、二胡无一不精。这样几个人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支以陆妙福为首的小乐队,每天晚上收工回家后,就在陋巷里吹拉弹唱。 笛子,如同乐队里的王子,声音最明亮突出。听着叔叔伯伯们乐声长大的小海根,对这乐器着了迷。有时乐队不演出,他也会寻到孙根涛的修鞋摊前,缠着老人吹笛子给他听。大家看小海根这么如痴如醉,就怂恿他向孙根涛拜了师。海根恭恭敬敬对皮匠鞠了一躬,师傅则回赠一支竹笛。 1930年,陆海根入市立比德小学读书,改了学名“春龄”,与此同时,已经能吹出许多曲子的他,开始加入叔叔伯伯们的乐队,参与陋巷里的露天音乐会了。 祖母起初是反对的。 她追在春龄背后说:“侬这个小囡,介勿懂事体,饭也吃不饱,吹个笛子,长大了能靠这根竹管筒吃饭吗?真是没出息。” 但春龄还是曲不离口。在小学里,他吹笛子的名气渐盛。解放前儿童节是每年4月4日,1934年的这一天,在比德小学校长的推荐下,陆春龄第一次登上了西藏路南京路口的一家商业电台,演奏了《虞舜熏风曲》。消息一传出,钱家塘轰动了。陆春龄的堂伯家有一台收音机,闻风而来的亲友聚在收音机边,边听边叫好。连过去反对春龄的祖母也乐得合不拢嘴。只有孙根涛一言不发,他静静听着电台里陆春龄演奏时的技法、速度,等到春龄回来后,孙根涛一一指出纠正。然后,师傅对徒弟说:“你会成名的。” 陆司机 尽管成了点小名,但陆家还是贫困。读到初二,春龄辍学回家,跟随父亲,去祥生出租车公司做司机。 为谋生计,后来,陆春龄到江南造船厂做过工、踏过三轮车,解放后还开过卡车运送病人,但不论去哪里,他总是随身带着笛子。在开车载客的间隙、在日本人抵赖车钱之后、在“拿摩温”工头不注意的时候、在目睹法国巡捕打人的时候,静静吹上一曲。借此抵抗命运,也由此守住内心。 一度,他还给滑稽名家姚慕双、周柏春的师父何双呆和沈笑亭开自备车,接送二人演出。时间久了,何、沈见陆春龄开车稳妥、做事仔细,又会吹笛子,就让他在他们滑稽戏双档开演之前,先来一段江南丝竹暖场。有心的陆春龄十分感谢提携,解放后遇到姚周,还开玩笑说,大家差点就做了师兄弟。 在那段日子里,笛子是陆春龄谋生的帮手,也是工作之余的精神寄托。只要一有空,他就去民间各路丝竹名家家中拜访切磋。为了去当时紫韵国乐社笛子名家朱少梅举办的家庭音乐会学习,节省车钱的他从南昌路一直步行到杨树浦,最后第一个到了现场。这股毅力和好学的劲头,为他赢得了口碑。 展翅飞 1952年,苏联芭蕾舞团访华,提出要听一下中国民乐。由此,上海市文化局火速从民间艺术人才中挑出吹笛子的陆春龄、拉二胡的许光毅、弹琵琶的凌律等人。这就成了日后上海民族乐团的前身。 正在华东空军后勤部卫生处开大卡车的陆春龄,从此正式走上职业演奏家的道路。后来,凭着这支“竹管筒”,陆春龄先后八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出访过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让英国、法国、罗马尼亚、印度、泰国等国家首脑,都聆听过笛声的曼妙。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陆春龄去江苏大屯煤矿、山东莱芜铁矿、南京九四二四铁矿、江西安源煤矿、海南石碌铁矿等地慰问演出。为了让不能到剧院的一线矿工也听到演奏,他匍匐进入井道,每到一个作业点,就拿出笛子,为矿工吹唱。一次转了六个巷道回到矿上后,听说一位老矿工因为身体不适没下井,陆春龄又拎起笛箱,找到老矿工,为他一个人一口气吹了七八首曲子。 这是钱家塘的经历教会陆春龄的事。不是衣香鬓影的场合,座中也没有挑剔懂行的耳朵,但这些辛勤的工人,比任何专业人士都发自内心地懂得音乐的力量。
搬着板凳,坐在皮匠修鞋摊前听笛声的时候,陆春龄就明白了:这劳动中的抒情,质朴纯粹,一如生命本身的喟叹,也比任何渠道,都更接近艺术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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