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作家孙志敏的《我的返城前夜——明夷》，这是一篇很好的散文。作者用朴素流畅的语言，深情又略带伤感地回忆了一个老知青人生的一段经历，呈现了一个时代中东北小兴安岭的一方水土人情和大上海的一方水土人情，最可贵的是，他对往昔岁月进行了思考，达到了极高的觉悟，并且用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符号——“明夷”来表现。 这篇文章吸引我的还有一点，就是孙志敏的现生活地——上海杨浦。因为我是一个“老杨浦”。几十年前，我家迁居上海后居住的地方很多：原北四川路区的昆山路、山阴路、四达路、漂阳路、长春路、原提篮桥区的熵潼路（现均属虹口区），住的时间都不长，少则数月，多则一二年。最后搬到杨浦区，先住军工路，新世纪动迁，迁到附近的控江路。虽然我长期在大西北工作，但心理上总认为我的家在上海杨浦，这和孙志敏总想返回上海的情结是一样的。我外地小家的户口迁回上海入籍也费了不少的周折。那个时代，杨浦区工厂多，大学多。杨浦区的职工子弟分派到全国各地去插队进兵团农场——如分到艰苦地区也过着和知青差不多的苦日子。我对知青及知情的生活太熟悉了。我下乡曾做过知青管理工作，亲友邻居中每家每户都有知青在全国各省各地。我的妹妹在江苏南通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外甥女在内蒙，一个外甥在安徽，另一个外甥在吉林延边；我妻子的外甥女婿在贵州凯里，侄子在上海崇明农场，她的女同学在黑龙江嫩江农场；我家邻居的几个小孩都在江西弋阳；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给上海知青带队到了黑龙江的逊克县，也就是知青金训华、张勇牺牲的地方，他们都是杨浦区的青年。我家每年春节亲友或邻居聚会时，知青生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话题。所以，我对孙志敏的知青经历感到万分的亲切。 我也发表了一篇散文《知青青春无悔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实际上已被千百万知青及全国人民基本上否定了。这是一个民族的悔，这是一个国家的悔，几乎就叫中华民族断了代。千百万青年人，该上学的时候不能上学，该工作的时候不能工作，该成家的时候不能成家，该安度晚年的时候不能心安。到现在，也有一些人对知青运动的认识还停留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敲锣打鼓喊万岁”的水平上，一些精英、一些成功人士中的老知青还会炫耀“知青”这块金字招牌。我是一个尊重他人思想自由的人，我不反对这些人的表现，就像我不反对一些人喜欢唱喜欢听文革时期的革命歌曲，因为这些歌曲旋律好听，节奏昂扬；他们是唱着这些歌曲度过了漫长的永远不会重返的岁月的，这些红歌已有了“革命”的纪念意义。但我最尊重像孙志敏这样的老知青对知青运动的历史性叙事及反思后的觉悟，而且孙志敏的个人叙事与觉悟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孙志敏以迈过坎坷后的平常心对坎坷往事进行了回忆。社会地震响声已经远去，尘埃落定。革命风暴止息，水面平静。旧规则已被破坏，新秩序嵌入人间。青春烈火缓缓熄灭，中年温情持久随身。历史是不能推倒重建的，但可以回忆并在回忆中找出实相。“遵四时已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陆机《文赋》）。老知青孙志敏亲历了很多不寻常事件，并没有在其中堕落沉沦，也没有加以利用飞黄腾达。他以这些经历打下基础，沉稳地进入中年，获到了一颗豁达澄明的平常心，背靠着当下的环境，再回头看过去，就能用一种历史主义眼光看待那时的社会、政策、人和事。因之他的叙事态度就不偏激，不夸大，不冷嘲热讽，不隐恶扬善或隐善扬恶，而是平静温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去伪存真，照事情的本来面貌说事，还免不了有些乐观主义的幽默诙谐调侃，近似寻穷开心。因此孙志敏的这篇记事散文，就出现了一种恬然淡定，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他在这种心态中用这种风格写人生，才能做到大事存而不忘，小事纤毫毕露，实相伸手可触。 孙志敏对知青生活和回沪过程的记录，是知青运动的民间历史。虽是一人一家的历史，却也是历史。孙志敏写个人小历史仍然继承了写国家大历史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他的回忆录具有“信史”的真实性。孙志敏从上海到黑龙江林区当知青，他不是一般的知青。一般知青有1968——1978年的10年知青历史，多数是光杆去光杆回。 孙志敏有1968——1990年的20年的知青历史，在当地参加工作和当地女子结婚生子，是一人去一家回，麻烦特多。历史事件不以虚构无中生有，但细节是可以编造的。事件大框子里塞进假冒的细节，可以美化或丑化事件大框子里的形象。恩格斯最重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指出“现实主义的思想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知青运动掀起过上山下乡和返城两大高潮，这两大高潮及中间过程是典型环境，在两大高潮中共同沉浮的知青，如孙志敏们和有关的一般人是典型人物，两大高潮中的个人行为与个人心理各各不同，表现出来的就是细节。孙志敏分派到东北先劳动锻炼，后参加工作，结婚成家，助人受伤，妻携子回沪，病退返城，动迁分房，户口转入上海……这20年中的大事件是真实的，是在典型环境中由其中的典型人物推波助澜发生的，孙志敏个人行为和心理的细节，如坐车帮助他人、对领导的机智应对、灰色的假离婚等等，也是真实的。中国的文学善于造假，人们见到真实的那怕是有些粗糙的文学就觉得可喜可读。 孙志敏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有独特个性的上海老知青。老知青的人格是在三个阶段形成的。一是阶级斗争天天讲、以阶级划分人群的文革前阶段，这一阶段他们埋下了当知青的宿命；二是广阔天地炼红心、红心由热到冷的阶段，这一阶段他们承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也有助于他们的成长，知青人格在此时已经成型；三是一切向钱看、一些人先富起来、一些人先贵起来的改革开放阶段，这一阶段构造了他们最后的生存格局，同时也滋育了他们的觉悟，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老知青”由此也出现了。三个阶段的生活烙铁都在老知青的心灵上烫出了永远不能抹掉的烙印和伤疤，这些精神的奴役与创伤在每一个老知青的身上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老知青孙志敏身上也有，这是共性。他的返程记，自己写自己，写出了知情的共性，最重要的是写出了、写活了一个上海老知青的个性。上海人天生有一种优越感，瞧不起外地人，“阿拉阿拉侬侬侬”地排外，不管他的祖上是不是从外地农村来上海乞讨、流浪、打工、住草棚棚的。上海老知青已经和老上海人不一样了，很有些瞧不起一辈子都在弄堂里混的老上海人了。上海老知青出过远门，长时间闯荡江湖，见过世面吃过苦头，脑子里装进了思想，感情丰富也复杂起来了。当然他们还是爱上海的，上海有家有亲人朋友好邻居，有熟悉的马路和饮食。上海经济发达，服务业繁荣，有了钱就能享受好生活。不可否认的是上海老知青不论在哪里都带着上海人的聪明灵活与行事方式。作为上海老知青孙志敏自然也遗传有这种特点，但他身上还有自己的个人特点。和孙志敏相识相知的黑龙江诗人沈学印（他的家乡就是孙志敏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小兴安岭林区，那里森林浩瀚，绿海无边，人也粗犷豪爽，性情豪放）告诉我，孙志敏在东北20多年，很像一个东北人一样，豪气正直，爽快刚烈，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实在的厉害！看来孙志敏是把东北人的豪迈和上海人的精神都揉进自己的性格里了，小兴安岭红松的品格和大上海白玉兰的品格兼而有之。孙志敏厚道重感情，和为数很多的知青为返程与当地的妻子离婚有所不同，他和当地妻子一同返沪，相携相老，有一种少见的贫贱夫妻不下堂的中华民族的古老道德。妻子住院细微照料，每天送鲜花，这种即使在上海也不多见的洋派举动也是值得提倡的风尚。孙志敏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有优秀的表现，但他不把自己当成英雄模范。他是一个凡人，为了更好些的生存，为了子女前途他费尽心思回到上海；为了在上海能报上户口分到几间房子栖身，他使出了不少巧妙且有效的妙招和算计，虽不值得表扬，但也不是劣迹。如形势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假离婚；对病退依势而行；在动迁组住宅办派出所协警面前，不怒不骂，以礼说理，柔中有刚，用透政策，还施小惠等等。孙志敏等一些老知青，说到底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顺民；虽然也做出一些有伤大雅的事，但一般不走极端。他们对亲人子女有很强的责任心，维护了家庭的稳定，从而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政府对此并没有付出很高的成本，老知青们也有了小小的获得感。其实，我们周围大多数人都是孙志敏这样的人，社会基本是由这样的人组成，我们对这样的人感到亲近安全。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说来，眼下即使是最底层的老知青也不是失败者，他们是社会的载体，是历史的载体。离开他们社会就残缺一块，历史就陷落一段。 孙志敏当知青20多年，回上海后开户口分房子又过了很多年，他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这些人的善良人性在他近30年的回忆中闪闪发光。没有这一片善良人性光芒的照耀，他不会有能力在上海安居的较好的结局。即使用另一种方式达到目的，他自己的人性也将受到损伤，因而孙志敏的人性在他人给予的温暖中更善良了。小兴安岭林区的父老兄弟和各部门的领导同事给予他的温暖，到现在还是他体温中的温度。上海的亲人们没有像有的家庭一样，为了几平方米面积父母兄弟姐妹闹上法庭，而是以亲情血缘之爱，从各个方面施以慷慨援助。医生被他对妻子的细心照料感动，不收他的红包。同在天涯混迹过的装卸队长给了他回上海的第一份工资。孟子持“性善”论，荀子持“性恶”论。中国人是相信孟子的“性善”论的。孟子“道性善”，以心论性，指人人皆有“恻隐之心”、“著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中国人一般都具有着四种善心即四种人性。但在文革及以后时期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一般人在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或可能巩固的情势下，善良的人性才能起作用。东北的所长、局长、书记，上海的动迁组 住宅办、派出所的人员，这些执行政策的人在执行政策时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他们自己也有对个人及本位利益的想法；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善良的人性萌发，利用政策中的人性成分，帮助弱势者解决了困难。只有那些兽性或所谓阶级性发展到极致，完全丧失了党性，彻底丧失了人性的人，才是我们社会的坏人。如文革中夺人生命的人，新时期的大贪官大奸商，社会不是非黑即白，人不是全好全坏。当今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不完美但有人性的人，他们使社会保持恒温。1976年祖国秋天的落叶啊，砸到了7个社员两个知青一个下放干部，这种疼多少改变了他们的人性。我们芸芸众生已然知道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无力全靠自己救自己，只想上面有好的政策下来，使草民能平安是福。 孙志敏在东北白山黑水红松林中修行证悟，在上海高楼大厦弄堂中马路边修行证悟。他的坎坷人生“处处遇贵人，化险为夷”。最可称道的是他终究取得了一种大觉悟——《周易》明 夷卦第三十六：利艰贞。 “利艰贞”是一种经历与结果的隐喻，将其破解，可更使孙志敏的人生轨迹与过程清晰显现。 第三十六卦明夷在《周易》下经。明夷是卦名，利艰贞是卦辞，第三十六是卦序，略去卦画爻题与爻位，全文（包括卦辞、爻辞、占断辞）如下： 明夷卦第三十六 明夷利艰贞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住，主人有言。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前往庭。 箕子之明夷：利贞。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第三十六卦的卦辞和六段经文，在对中国历史上无数事件和人物做出预言的3000年后，又喻示了当代一个普通人孙志敏的经历和结果。是他的经历和结果的象征，孙志敏应该是细读并读懂了这第三十六卦的，因此他领悟后很有眼光地把这一卦作为自己人生的总结。 “明夷利艰贞”喻示文革发生光明受损，孙志敏必须克服艰难，守住贞洁志向，迎接利好前途。 第一段“明夷于飞，垂其冀，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住，主人有言”；喻示了孙志敏到东北当了知青，低眉顺眼，忍饥挨饿，受人非难。 第二段“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喻示了孙志敏受伤，但得到救援，很吉利。 第三段“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喻示孙志敏回南方的上海办户口与住房的事情，有大收获，但不可急，慢慢达到目的。 第四段“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前往庭”，喻示了孙志敏妻子腹中有疾，查明病情无忧，家庭得住房和户口。 第五段“箕子之明夷：利贞”。喻示了孙志敏在光明遭到损伤之时，要像商贷贤人箕子一样，守住贞洁美好品德，必对自己有利。 第六段“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喻示了文革时期，一片晦暗，太阳升起又落下了。 《周易》第三十六卦明夷卦，完全符合孙志敏知青生活的里程碑式的主要经历。这时古老预言和现代实况冥冥中的历史性对接暗合，更是孙志敏根据自己的人生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慧眼识卦地有意选择，成了自己二十多年知青人生的主题词。 《周易》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经”分上经和下经，记六十四卦经文。“传”是阐述经文的十篇专著，即《掾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合称《周易》十翼。 《掾传》对明夷卦的阐释：“内文明而外柔顺……内难而能正其志”，喻示了孙志敏内智外柔，艰难中其志不倒更能正立的人品。《象传》对明夷卦的阐释：“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喻示了孙志明在前途不明的困难时期，察人观事行动，内心深藏谋略而不外露的襟怀。 孙志敏选择明夷卦作为隐喻，隐喻中的人就是自己，一个上海知青。 《系辞下传》解析《周易》要旨：“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就是变，《周易》是研究变化之书，指出社会、自然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斗争，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极泰来，福祸相依，同化异化。上天文，下地理，中人事一切都依规律变化着，从来没有永恒和静止。人类社会最明显。中国式大夫和普通百姓对此都有相同的说法：“君子之泽，三世而塹”；“富贵不过三代”；“一代发，二代垮，三代连根拔”。社会人事巨变很是可怕。大独裁者秦始皇梦想后代万世独裁，不料二世而亡变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乞丐出身，后代又从风阳跑出来讨饭吃。严蒿、和珅、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古今大贪官大奸商，当代就完蛋了，还搭进儿孙。二十四史与《清史稿》及现当代史中的史实，都是《周易》的注脚和实证。中国人自有历史就推演变化之理，就有《易》。夏之易曰《连山》，商之易曰《归藏》，被周文王规范化的《易经》就是《周易》，又经孔子修正编定，是最完备的《易经》。由于李斯将其焚书劫火，延续流传二三千年成为指导中国人思想的国宝。《周易》是辩证法百科全书，给人类预言报告未来的信息。马克思比孔子迟生2000多年，只能以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的来源。其实《周易》辩证法更应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块基石。可惜，马克思没有读过《周易》。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更丰富锐利。在迅猛变化令人眩晕的当下的时代，普通人怎样才能安身立命，《周易•系辞上传》也有指示：“方正而不流，知天乐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行为端正不任性，懂得变化规律而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命运，安于环境不奢求，对人敦厚仁爱，就能无忧无虑，生活在充满爱的和谐世界中。孙志敏既能将《周易》明夷卦作为自己人生的一个文化符号，他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 每一个知青都在《周易》所占示的变化中变化着。有的知青在广阔天地中当场当时就死去了永远年轻了；接下来返城前后的知青们一个接着一个死去不再年轻；剩下的知青也都逐次走进老年人行列蹒跚着曾经年轻的脚步。广场上扭秧歌跳集体舞的老大妈的主力军是补青春课程的老知青，公园里骂大街发牢骚最盛不怕肠断吹胡子干瞪眼的是追时代潮流的老知青。一朝当了知青就是终身制，虽老犹称“老知青”。上海有两种“老青年”，一是文革前支援新疆建设的支内青年“老支青”，我堂兄的内侄在阿克苏放马20年；二是文革中下放到各地的知识青年“老知青”，比前者更多。在上海（也在全国各大城市），老知青凭着一声“老知青”就能找到同志；就像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前半叶共产国际时期，无产者不管到哪个国家，凭着一曲《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现在国内外关于老知青的书籍与文章实在是太多了，这是大好事。人们更爱看知青自己写的回忆录。因为不论从资产阶级的文学“摹仿”说来看，还是从无产阶级的文学“高于生活”说来看，文学作品所反映的都是被作家以某种意识形态改造过的生活，而老知青们的回忆录（如孙志敏此篇）则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生活实录。人们对历史与文学的第一要求就是真实性。其实，全国各大城市街头巷尾走动的老知青们就是一部活着的大书，人们都愿意贴近阅读。老知青孙志敏经历丰富，有思想，有觉悟，文笔也好，也并不算老。我希望他把自己全部的知青生活写下去，写出来，写成一部纪实性文学的大书，这对老知青自己，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中国现代史真实的修史，都是很有益处的。 一代中国人都知道，知青毫无例外都是历史的胜利者，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因此，知青应当写自己，更应当把自己写进知青的历史，让后代中国人也知道知青，了解知青，永存知青情感，永驻知青精神。 2015年4月15日 深圳•围岭山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