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从初到农村的情况看，知青在与当地人交流中首先面临的是语言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带来的对交流的妨碍。当然，这种情况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 急用先学 显然，知青到农村首先面对的是日常用语，这些用语对知青的生活也最重要。我们先看北京知青在陕北（注2）的情况。北京话几乎就是普通话，当地人对北京话在理解上几乎没什么问题。但陕北话在中国方言中难度较高，这也给刚到陕北的北京知青出了难题。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山丹（网名）在回忆录中提到：刚到队里的第一天，她们几个女生想上厕所，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儿，便走过去询问厕所在哪。女孩有点胆怯地摇摇头说：“害不哈。”她们听不懂，只好用肢体语言表示。女孩终于明白了，把她们领到一个坡下的厕所。后来她们才知道陕北老乡把“解”读作“害”，把“下”读作“哈” ，而“害不哈”就是“解不下”，不懂，不明白的意思。当地如厕用的是大水缸， 埋坑里，与地面找平，当地人把厕所叫“茅缸”。后来。赴陕北知青们慢慢知道了老乡管“现在”叫“尔格”、“昨天”叫“夜格”、“说话”叫“言传” 、劳动叫“受苦”、父亲叫“大”；老婆叫“婆姨”。...... 其实，北京知青在陕北遇到的语言障碍和去南方农村的一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位南京知青下乡前什么苦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与南京只相距不足一百公里的丹阳话听不懂。（注3） 他首先发现口音有异，“哪里”叫“喔里”，“怎么”是“迪高”，“非常”是“一唯”，等等。还有许多用词也不同，“叔叔”叫“约约”，“女婿”叫“布袋”，“水渠”叫“洋弄板”，“锅盖”是“釜盖”，滑稽装傻逗人笑的人是“小儿佬”。这位南京知青差不多一两年后才大概能听懂村里人的说话。而且，他后来还发现，相邻的村子讲话也有细微差异，离得越远，讲话差异越大! 以上的语言差异只是在汉民族语的范围之内，原赴云南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遭遇的可是傣语(注4)。由于傣语已经离开了汉民族语言，刚到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好像是到了外国！ 每逢过年过节，家家都要“京好帅”，即吃米线。知青不会做米线，队长一声令下，每家送一碗，积起来一大盆，只要说声“宰里宰里”（谢谢）就行了。 ...... 除了“吃饭”、“睡觉”，老傣们教我们第一句完整的傣话就是“京好米桑刚，暖拉米桑拐。”前半句很快就理解了，即吃饭没有菜，后半句他们一说就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处长了，才告诉我们这是傣家的俗语，“吃饭没有菜，如同睡觉没有女人抱”。女人们从来不说，因为这是一句“荤话”。 原昆明知青邓启耀遇到的也是汉语和傣语的交流问题，但交流对象却不仅仅是当地的傣族村民（注5）。他发现，语言不通非但难以和当地人交流，连耕牛都不听话。在地里，他叫它走偏不走，还歪着头翻白眼；到了叫停时它又不停。当犁歪翻在地上时，它却很有快感地拉着走。邓启耀徒然地对着老牛大喊大叫，牛仍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邓这时真体会到什么叫“对牛弹琴”了。看到邓启耀手忙脚乱，蹲在田埂上抽烟的宰竜（大哥）老远用傣话一吆喝，牛就乖乖站住了。 邓垂头丧气坐回田埂。归结失败的原因：不会说傣语，与人无法交流，牛都听不懂汉语! 同中之异 细分起来，有些语言差异可以称为“同中之异”。尽管两种语言差异不大，最初的交流也会出误解，闹笑话。 在笔者下乡的黑龙江农场，由于上海知青与黑龙江知青处于混居状态，绝大多数语言交流发生在各地知青之间。实事求是地看，由于东北话从发音到用词非常接近普通话，而上海知青普遍会说普通话，上海知青与黑龙江知青的交流没遇到太多的问题。不过，差异还是有的。 黑龙江人往往嘲笑上海知青说话舌头大，黄王、曹赵不分。他们发现上海人把量词统统缩减为“只”，在食堂买饭时说“两只馒头一只菜一只汤”。香烟是抽的，上海人偏说“吃香烟”。更麻烦的，是上海人到食堂买馒头，卖饭的东北知青怎么也弄不清他是要买四个还是十个馒头!他们发现上海人管肚子叫“肚皮”，于是肚子饿成了“肚皮饿”，肚子痛成了“肚皮痛”。他们还发现上海人甚至连“走”、“跑”都不分，明明是“走来走去”，上海人偏说“跑来跑去”。东北人说“顺便”，上海人说“顺带（念大，阴声）便”，让人听上去好像是“顺大便”! 东北人还发现上海女生有时严重用词不当，她们想让骑车人带一段时说“你荡我一段”，让人听不懂，或者干脆说“你骑我一段”，又让人背后偷着乐！ 由于东北方言接近普通话，上海知青对东北话总体上容易接受，只是在对某些词语的理解上最初有些困惑。最让上海知青不解的是东北人把“很”说成“贼”，如“在上海，人贼多”。后来上海知青慢慢知道天“贼拉冷”就是天很冷，“贼能摆乎”是“很能说”。另外当地人说“埋汰”是脏，“得瑟”是张扬，“唠嗑”是聊天，开始也让上海知青头疼。另外，就像当地人说上海知青说话“舌头大”一样，上海人说当地人发音有“大碴子味”。有上海知青记得，当地人将“日头热，晒人肉；炕头热，烙人肉”念成“一头业，赛银右；炕头业，烙银右”。 异中之同 知青与当地的另一种语言交流可以称作“异中之同”，即双方说的是差异极大的方言甚至干脆不是一种语言，却发现有一些相似的成分。上海赴吉林插队知青周培兴在回忆录（注6）中提到，吉林珲春朝鲜族老乡金仁洙以为上海话“你憨大”是“你感动”，上海话“你还来”是“金达莱”！原插队吉林的上海知青范文发在他的《白山黑水》一书中也提到，由于朝鲜语中没有汉语声母“f”的发音，所以很多带声母“f”的字，被读成了类似汉语声母“b”的发音(介于“波”和“坡”之间)。于是当地朝鲜族老乡将“范文发”就读成了“八毛八”！ 周培兴还注意到，朝鲜语和上海话的有些发音很接近，如和上海话一样，朝鲜语的字母中没有翘舌音zh、ch、sh儿 邓启耀提到（注5）的例子意义就重要得多了：昆明赴大盈江的知青初到大盈江后，高中的哥哥姐姐们根据字面选了“新安村”傣家村寨，以为那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安置内地汉族移民的村子，各方面条件都远不能和傣族原住民比，更别说什么电灯电话了。而初中生呢，只好住进叫“蛮胆”的村子，以为那里一定是“野蛮而大胆”。结果却证明至少比“新安村”要好得多！ 以上的交流靠的是运气，下面一个案例（注7）就让人轻松不起来了。一位苏南知青刚到徐州郊县插队，就因为体弱多病要回家治疗休养。他通过各种关系申请到回家休养的手续，最后一道手续要大队书记同意。于是他就找到书记家。书记正在洗脚，听了来意后就起身去办，一边对那知青说“你把那洗脚水huo(读去声）”。知青一听愣住了：书记叫我把洗脚水喝拉？没听错吧？问：你叫我喝拉？书记说：“是啊，你把它huo(读去声）”。知青一想只要能回去，我就豁出去了。于是他端起洗脚水来咕咚咕咚就喝了下去！书记转身一见惊呆了：“我叫你huo拉你怎么喝拉？”知青：“你不是说叫我喝吗？”书记这才想起来：我是叫你把水倒拉。这时知青才明白当地的＂huo＂是倒的意思！我不知读者看到这个例子是想笑还是想哭。知青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误解、窘迫与尴尬，如再加上语言的差异，事情有时会变得很糟！ 一种语言，一个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初期的语言障碍不复存在，知青逐渐对当地语言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们逐渐发现，一种语言反映的是一种生活环境与习俗。知青真正融入当地生活，语言就是路径指引。 根据原上海知青黄建华的回忆（注 8），在东北土话中，不少与“张三”有关。“张三”就是狼，早期在东北农村很常见。当地儿歌中就有“熊来了，虎来了，张三背着鼓来了”。当地有句歇后语叫“张三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说的是某种人做事没分寸，需要有人约束。黄健华的一段生活经历也与“张三”有关：72年冬天大清早，瑷珲公社拉腰子大队的王婶就向隔壁喊道：“不好了，张三起猪了，知青的猪被张三起走了”。黄建华跑到知青食堂边的猪圈一看，圈门被撞开，近100公斤的大花猪没了。这狼趁着夜色打开猪圈门，一口叼着猪耳朵往外拉，还用大尾巴不断地抽打猪屁股。虽说他们最后和老乡一起把肥猪追了回来，但“张三起猪”成了作者终生难忘的一段生活经历。云南插队知青邓启耀知道（注5），每逢过年过节，家家都要“京好帅”，即吃米线。 知青不会做米线，队长一声令下，每家送一碗，积起来一大盆，只要说声“宰里宰里”（谢谢）就行了。除了“吃饭”、“睡觉”，“老傣”们教知青们第一句完整的傣话就是“京好米桑刚，暖拉米桑拐。”前半句很快就理解了，即吃饭没有菜，后半句他们一说就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处长了，才知道这是傣家的俗语，“吃饭没有菜，如同睡觉没有女人抱”。这种话女人们从来不说，因为太“荤”。 安徽合肥下乡郊县知青郜磊刚到农村就注意到（注9）当地人称呼人不叫“同志”，喊“伙计哎——”，尤其是把后两个字连起来，听起来很亲切。他们把做饭叫做“烧锅”，架个土灶，烟熏火燎地煮饭、烧水、炒菜，岂不就是在“烧锅”？吃饭不叫吃，叫“扫”，看他们端着海碗风卷残云般吃饭的气势，可不就是在用筷子“扫荡”。有谁家吃不掉的肥肉给他们，他们也不推辞，统统“扫”掉，快活地连声感叹“杀馋”。他们把自行车叫“脚踏车”，倒是跟上海话一致！他们结伴到人家造访或上街，不叫玩耍、旅游，一律叫“闹闹”，那种热闹劲头，也正合适用“闹”来表达。郜磊还发现老乡是通过方言来了解知青的。比如他们管郜磊等叫“学生”，不叫“知青”。夏天知青干活，热得一身臭汗，穿着短裤跳下水塘游泳，老乡就说：“学生下塘洗澡了！”。回想起来，郜磊觉得这些土话真是活色生香，很“得味”。 既然一种语言代表一个世界，要真正进入那个乡村世界，就得进入当地的语言。换言之，只有进入了当地语言，才能真正了解当地人的心灵世界。原海南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知青永顺羊峰林给出的例子（注10）说明同样的物件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 知青：师傅，我这箩筐的“保护”断了，能修好吗？ 场员：什么保护呀？拿来我看看。 知青；看（指着箩筐的底部竹片）就这个。 场员：（善意的笑了）哦，这不叫“保护”，叫“檣”。不过，它对箩筐就是起保护作用的，你这样叫也没错。 对知青，当地人也有很独到的看法。赴内蒙古武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王海军回忆（注11），当地老乡一开始叫她们知青，亲切一点的干脆叫娃娃了。但随着交往的增多，了解的深入，老乡开始叫一些文雅的女知青“知识女人”，称精神状态不佳又不会干活的男生为：“狗尿尿蘑菇打了个伞，灰了个灰来粘了个粘（zan）”，“能吃不能干，走开就像那野鸡窜”。 在上海赴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知青盛文秀的回忆（注12）中，有的当地社员走得更远。当地社员二哥爱给知青起绰号。有个上海知青叫尹易军，父亲是部队军官。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小时患过脑膜炎留有后遗症。队里派他放牛，他每天赶着牛群去大草甸子时，身上背个军用书包装干粮和书籍，还挎个军用水壶。每见他甩开鞭子放牧牛群，二哥就故意一字之差，叫他“尹将军”：“尹将军，你爸的官有你大么？看你手下这一大群……”小尹就腼腆地笑笑，脸上的酒窝显得很深。上海女知青晓焱在劳动中锻炼的粗粗壮壮，不眨眼就能和男劳力一样扛起麻袋嗖嗖走。二哥管她叫“熊瞎子”，还常常学她走路的样子。 不仅是对知青，邓启耀发现，当地人对时政大事的解读（注5）有时也令人乍舌。 小刘住的是民兵队长家。民兵队长十分关心本职工作：“广播里年年都叫一定要解放台湾，为什么还不去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我们也年年听，为什么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呢？......因为没想过，小刘只好支吾：“大概，不好去吧？” “从小路去呀！”他很有把握地建议。他是寨子里公认的好猎手，山里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邓启耀还发现(注5)，由于傣语与汉语语境的错位，发音的差异，在当地误读十分普遍。在批林批孔时，一位大妈拉着自己的孩子到干部那里，问：“我家老二犯什么错了？广播里天天批判……”原来当地傣族姓孔的比较多，孩子也常按排序叫孔老大、孔老二之类。广播里批判“孔老二”，吓着孔大妈了。 又如民兵队长做报告时说：“毛主席说要七年皆兵，七年，盾盾（全部）都是兵。我们，四年，就可以完成：第一年，男人当兵，第二年，女人当兵，第三年，老人当兵，第四年，小人（孩子）当兵。”想了半天知青才弄明白，原话应该是“全民皆兵”，“全民”被他误听为“七年”了。邓启耀住的是老社长家，发现老社长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他佩服最高指示竟然讲到寨子里了：“毛主席说了，清理阶级队伍，一社要抓紧，二社要注意政策，三社呢，不有说。”原来，他是把“是”听成“社”了！ 语言之“俗” 不能否认，农村的语言具有社会底层文化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俗”。 因为老乡是把脏话当口头语说的，知青一开始往往没有思想准备。北京女知青秦川妹回忆（注2）道：春天耕地的时候，老乡对不听话的耕牛，扬着鞭子呵斥：“日你妈妈的，咯老子不听话，去毬。”知青以为是一种口头禅的表达，男生、女生都跟着模仿，不分场合的说。有一次，妇女队长问知青组长：“你们害哈（知道）‘毬’是啥意思吧？咋男娃、女娃都说哩，那可是骂人的话，女娃娃们可千万不能说呀，叫人笑话哩。”这下女知青再不敢当口头禅胡说了。 原昆明赴大盈江农场的知青邓启耀也有类似的描述（注5）： 一天，安排在草烟地干活，有许多“波涛”（大爹）、“咪涛”（大妈）和“毕朗”（大嫂）在场。我们觉得炫耀的时机到了，就把从“宰竜”（大哥）那里学到的傣话，特别是吆牛秘诀，当众大声说了出来。 话还没说完，毕朗们脸红了，咪涛们脸变了。她们齐声发出惊叹：“啊嘎！说不得！嘎话噻！”其间夹以一些傣话，我们听不懂，但听语气，情况不妙。 我们愣住。波涛问：“你们咯晓得说的什么意思？哪个教你们的？”我们嗫嗫道：“犁田吆牛的时候，大家都这样喊的。”波保过说：“那是嘎话，丑话（脏话），不能在女人面前说的。”说完，向咪涛毕朗们解释了一下，大家笑弯了腰。我们像些傻瓜站在那里，哭笑不得。我们知道，上宰竜们的当了。难怪他们教得那么开心。 笔者记得刚到农场时，因不会说粗话而感到与当地职工有距离感。笔者发现，当地领导甚至在作报告时，也常把“摸鸡儿扯蛋”，“掏裤裆扣腚沟”作为平易近人，没架子的代用语。平时闲聊破谜儿（念“闷儿”），当地人常常将“荤”的“素”的搅在一起。例如“你肚挨我肚，你肚有我一块物。”这叫荤谜儿素猜，谜底是石磨。还有素谜荤猜：“四耳朝天，八抓着地，中间转轴，两头出气”，谜底是“狗连裆”（即俩狗交配）。 既然“俗”是乡土文化的特点，当地人就必然在这“俗”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有时候，这种言必称“脐下三寸”的做法会达到极端。插队湖南汨罗县的湖南知青作家韩少功就这样描写一个当地的厂长的口头语（注13）：夹卵（算了）！搞卵（什么）啊？你咬我的卵（你痴心妄想）！你搓卵（你干什么）去了?你撒尿还没干胯（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你们把屁眼夹紧点（你们打起精神来）。 有时侯，这俗中也会生出“雅”来。合肥下乡到郊县的郜磊（注9）就曾发现，老鳏夫王老头靠养猪配种挣点小钱，还经常和妇女来往。他有点文化，私下里居然能用文词来调侃：“猪行房还挣钱，人行房要花钱。”原北京赴内蒙科尔沁草原插队知青木斋也提到当地的一个谜语（注14）：“万木浪林一老松，悠悠荡荡半山中。有时硬来有时软，阎王造死你造生。”如果上面是俗中生雅的话，下面就是雅中有俗了。木斋提到（注14），当地农民用调侃语调唱“我们共产党人，好像种啊子，人民好像土啊地。” 把男女那点事与耕地、点种、插秧、施肥等联系起来。他还提到当地青年李汉祥新婚夫妇以及一对老年夫妻的作诗和诗： 妻：小小荷包，四四方方，飞针走线，戏水鸳鸯。 夫：小小砚台，四四方方。挥笔写下，周吴郑王。 老太太：小小土炕，四四方方。老两口儿，睡在中央。 老头：小小土炕，四四方方。日你一个，稀屎冒汤。 这种乡村特有的粗俗自然会传到知青中，常常会引起某些知青的不适应。哈尔滨下乡知青黄春来回忆（注15）道：那是1969年1月23日，吃完晚饭，全排人员挤在宿舍里开讨论会，我坐在上铺，耷拉着腿，不知不觉，碰着一个人头顶，随即传来骂声，什么“缺德”、什么“操蛋”、什么“蹄”，连珠炮似地向我袭来。......决定反击，写一首“骂人小诗”：“闻来骂语不着急，误会说明魏璐琦。脚动谁知头顶碰，岂能骂个‘为足蹄’。”写完就找人送给她。24日，她又让那个人把条拿回来，并附上两首诗，第一首写道：“诗人作诗不出奇，计较小事没出息。犯人缺德口头语，爱咋分析咋分析。”第二首写道：“谁知头顶你脚碰，言语发作骂了你。脚碰头来真生气，请你原谅为目的。”看完回诗，我火气仍然未消，理直气壮，继续写诗谴责她：“今天要把骂人谈，可耻一斤多少钱？‘操蛋’谁来‘习惯语’。‘缺德’那个‘口头禅’。”我写完，说实在的，没有勇气再送出去，因为这件事不只怨她，毛病还在自己身上，所以也就偃旗息鼓，记到日记里，没想到还能见天日。 其实，这样的粗俗语言并非只存在于乡村，大多数知青只是因为刚踏出家门校门，未经市面，才对乡村的粗俗语言有诸多不适。以上提到的冲突其实是文化冲突，知青想保持一点斯文，却又难以避免环境的影响，陷入了用书本上的道理来解读粗话的窘境。其结果，要么是“随波逐流”，“打成一片”，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自命清高”！ 再深入一点，一些知青认识到，从环境中找答案，“俗”也有“俗”的道理。原四川成都郊县赴郊县邛崃农场知青江海平的观察（注16）就很说明问题： 农场工人的语言虽简单但很有力度。如李队长常常对捣蛋的知青吼一声“牛日出來的！”这就比讲道理强多了。对知青有强烈的震撼感。他们工人说话若沒有“牛”，“日”、“鸡巴”、“毬”的语气助词。就象吃大白菜没豆瓣海椒那样寡盐少味。 邛崃市井中，当年婆娘们骂街当惊世界！全是关于裤档里的事。而且要涉及十八代祖宗和三姑六婆。能在大街上同男人打架的婆娘绝非善类，除了尖口厉嘴绝不占下风以外，只要男人嘴里冒出什么“锤子”的赃话，她们会一下冲向男人的裤档。再厉害的男人见此状也会退避三舍。而围观的群众生怕打不起來，在外围大声吆喝。...... 而且她们具有很强的想象力与数据來源，到后來吵架升级了，就会红口白牙地开始诽谤与造谣。当然如果双方实力悬殊，吃了亏或不想吃亏的女方会突然坐在地上开始哭并有节奏的哭诉：你们仗势欺人，西河沒的盖子的！这是暗示可能自杀。然后可能就边哭边手击地面，我那砍脑壳的龟儿子，你咋走那么早，让那些龟儿子些欺负我们孤儿寡母。那种哭声很奇特，有种苍凉的韵律，就是家乡那种秋夜的哭丧，悠悠地、喑人心睥，可以传得很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般就会暗然散去。 是啊，由于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下，当地农民的生活普遍贫乏单调。这种语言尽管俗到了根，却是当地人生活的调料、慰籍甚至武器。木斋的另一个故事(注11)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俗”也许能产生奇效。他听说有个说书的，又瞎又穷，遇到一家人家请他说书，管吃管住。这户人家是寡妇带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晚上点灯熬油的，听瞎子说书。瞎子说了一段又一段，母女俩越听越来劲，要瞎子说段绝活，瞎子就说了个“十八摸”。最后，母女俩一块儿嫁给了瞎子！ 木斋引用草原牧民的话对这类“俗”的解释是：“天太冷啊，再不开点荤腥，怎么熬？” 语言之美 前面提到的一些负面效果多为下乡初期交流不足缺乏了解而产生。懵懂和迷惑过后，知青也开始注意到当地语言的魅力。 安徽合肥下乡郊县知青郜磊逐渐发现老乡描绘知青的语言简洁形象（注9）。新来学生干活生猛，他们叫“烈”。有的女知青身体不佳，比较弱，就是一个字，“瓤”。有的学生干活偷懒，他们贬之为“奸”。对于把麦苗看成韭菜，锄草锄掉庄稼的笨拙，他们讥为“现世”。对于说空话，说假话的，他们斥为“屁磨”。有个王老头，把该干活时睡觉的说成是“挺尸”。对于不干活而四处游荡，他们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游西湖”。 北京赴陕北插队的秦川妹也注意到陕北人说话的几个特点（注2）。第一个特点是善用叠词：如苗格条条、 笑格迷迷、蓝格茵茵等。他们说小孩子不穿衣服是“浑不溜溜”，把喜欢的东西称为“心锤锤”“宝蛋蛋”，说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格外亲切。第二个特点是比喻奇特。他们把丢人叫“背兴”，把劳动叫“受苦”， 把害病叫“难活”，把不正经叫“骚情”。那里的知青还记得，刚到农村时要早请示、晚汇报。那天清晨队长带大家面朝东方说：敬祝俄们的日（尔）头爷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差点把知青给笑翻了。但就是这些奇特的比喻，形象生动，令人难忘! 无独有偶，笔者曾一度痴迷于东北话中的象声词：其中说冷是“冻得嘶嘶哈哈”，表示程度的强烈用“刚刚的”，形容走路是“倔得倔得”、“拧得拧得”、“颠儿颠儿”，听上去直观形象。这种描事状物的形象性词汇俯拾皆是，如说乱七八糟是“皮儿片儿的”，说人上了岁数是“老眉卡哧眼儿”。笔者还注意到，他们极擅用直观形象的语言表达笼统抽象的含义，如说人举止粗糙叫“破马张飞”，说人不谨慎叫“虎了吧唧”，说人不听劝叫“不进盐酱”。最令笔者惊诧的，是他们说人说话做事没有分寸叫“蹬鼻子上脸”，说人做事有章法叫“光腚坐板凳，有板有眼”。尽管东北话以直观外露见长，有时玩起含蓄来，也是“云遮雾罩”的，如右图： 最有趣的是那些歇后语，集中体现了东北老乡善于将复杂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口语化的特点。如“横垄地拉滚子---一步一个坎”，“熊瞎子敲门---熊到家了”，“道南的 兔子---隔路”（指不入大流）。...... 更有甚者，赴吉林插队的上海知青林一平在学习朝鲜族语言时，特别注意到朝鲜族特有的敬语（注6）。他发现，对长辈的尊敬渗透到了朝语的语法中。比如对老人、父母讲话必须使用敬语，而敬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于动词词尾的变化。他认为，汉语中将老人敬称为“老人家”，或者敬称为“您”，是通过改变称呼的名词或代词形式来表达敬意，但这种敬称没有提升，没有形成为日常会话中的语法。他跟着村里同龄的伙伴学习朝语时，自我感觉甚好，尤其是对那些敬语，更是认真模仿，直到运用自如。而这无疑提高了他使用语言的文明程度！ 作者 夏云，上海黑龙江下乡知青 语言背后 语言再学下去，就不仅是发音、词义方面的问题。本文开头就提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隔阂就是文化的隔阂，语言的交流就是文化的交流了。 笔者在黑龙江农村生活期间就发现，东北人遵循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的中华传统，而上海知青似乎辈不清。他们看不惯上海知青一方面对当地人长相老一些就叔叔大爷乱叫，真问到老一辈年龄时又会说：“你几岁了？” 有去过上海的还嘲笑上海父母竟然叫子女“弟弟”、“妹妹”。有坏一点的还趁机占便宜，故意叫某个上海男知青“小舅子”。那个上海知青以为自己当了舅舅，没想到是把姐姐输给了对方!上海人最喜欢的是东北人讲义气，有上海知青受欺负了会找东北知青帮忙。不过上海人最头疼的，大概是 东北人好“急（念鸡，阴声）眼”。“急眼”就是发脾气，就是不讲道理，就是动粗。这也是双方接触初期诸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动因。东北人喝酒后抱着头哭，兄弟大哥叫着；但有时又两句话不对就翻脸掀桌子。 在红色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下乡初期，颇具地方特色的革命歌舞为载体的语言给知青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笔者刚到黑龙江农场时，当地女职工为了欢迎我们一边舞蹈，一边唱道：“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里升起红太阳。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虽俗了点，这种乡土气浓厚的“红歌”却能占领农村舞台。东北知青心记口传的京东大鼓也会时时在田间地头想起：“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朝霞就布满了半边天 路边上走来了人两个 一个老汉一个青年 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 后跟他的女儿 叫张桂兰 ......” 秦川妹也认为陕北方言的特点在陕北民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注2）。在她的回忆中，行走在陕北高原，那山梁峁盖上，沟渠坡洼间，你会听到拦羊老汉的歌声：驴驹驹撒欢羊羔羔跳，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你会听到纳鞋垫婆姨的低吟：高高山上一骨朵蒜，谁也不要想把我俩来拆散。秦川妹还详细描写过刚到陕北听到陕北民歌《夫妻识字》时也有类似的心情：“合：黑格隆咚天上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女：写了字放光明 学习 学习二字我认的清 男：认的清 我认的清要把道理说分明 女：庄户人为什么样要识字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 ......”毫不夸张地说，那种开朗明快的歌声既正面描绘了当时当地的农村场景，又以欢乐明快的乡土风情令知青终生难忘。 部分由于“天高皇帝远”，还有一类边缘化的民间文化也在知青中流传。 笔者所在的农场就流传有一些人们口传心记的故事。故事一:村里的民兵开大会，村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决定给我们发枪了!”底下兴奋异常，一片掌声。“一人一把(停顿、掌声)是不够的，......两人一把（停顿、掌声）是木头的。......”故事二略显粗俗：上级领导给村民作报告时说道，“我是大老粗，粗不粗妇女主任知道。昨晚上我和她捅咕了一宿。......” 这类故事源自部队文化，与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有一定关系，能唤起了人们对逝去久远的农村革命时代的记忆。 也许是乡情难弃，也许是为了抗衡，尽管缺了点地利人和，笔者农场的上海知青也常常把自己的家乡民谣拿出来展示。沪剧《 芦荡火种》就是其中之一：“ 芦苇疗养院 一片好风光 天是屋顶地是床 青枝绿叶作围墙 又高又大又宽敞 世界第一 哪个比得上 ......”笔者也和一帮上海知青在当地舞台上唱过一首上海民歌《社员挑河泥》：“社员挑河泥，越挑越欢喜，扁担接扁担，脚步一展齐。挑过小麦地耶挑过油菜地，菜花剌剌黄，花香透心里。...... ”以上都是“红歌”，有货真价实的政治正确，同时能在知青中广泛流行。 为了表达思乡的情感，排遣身处北疆的寂寞，各地知青才要竭力挖掘心灵深处那些支离破碎、或隐或现的家乡记忆。笔者还记得有个上海知青用地道的苏州话唱过这么一段：“三月初三白相苏州虎丘上，宁三宁海交交里格怪，耐了旁旁额，额了旁旁耐， ......”是的，后面的内容很俗很低下，却也成了我们饭后茶余的一种消遣。 还是因为“天高皇帝远”，一种早已被边缘化的口头文学也偶尔能传进知青耳中。 笔者记得，在70年代初进孙吴县小兴安岭修公路期间的一段经历。那天下雨不能施工，一个“二劳改”（刑满就业人员的俗称）被请进工棚，好吃好喝好烟好酒供着，就为了听他讲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传奇。只见他酒上脸，话不停，把个卖迎风拔毒膏的侠客描绘得如神似鬼，云遮雾罩。 木斋（注14）的回忆也很生动：一天他们在地头歇晌时，一个善说书的瞎子，大家一拥而上，请他说段书，最好是荤的。那个瞎子说书人一方面吓得四处侧耳，连说笑谈笑谈，哪个敢说，一边又说，大家捧场，就说段不害人的吧。于是他来了段秦琼卖马 ，“人穷志短 是马瘦毛长 耷拉鬃呀! 的铃铃--- 那秦琼一听 心里如同落块 冰呀---” 辽宁赴前所农场下乡知青金秋时节（网名）的回忆（注18）中详细提到当地老张的一段说书： 话说绞线虎，身材剽悍，乌发朱颜。二目生光，似豹瞪环眼。一鼻刀削，如剑阁森然。大口一声咳，哇呀呀，大地倾倒一片群山。看他，腰阔膀圆，虎臂熊肩。头戴金盔甲，身披铁布衫。手持赤红电光叉，脚蹬黑紫螯蟹钳。兀地一声吼，吱楞楞钻云天。青雕盖顶，未敢沾边，秃鹫见背，望风丧胆。忽啦啦，一绳坠下，飘飘乎如神仙入凡，踏雪无痕留，走灰不起烟。若道绞线虎真正的英雄处，并非这武功，平少林，灭武当，扫尽天下帮万千，曾叫陈真跪地求饶喊爷娘，绝后空前。而是那滔滔东海水，滚滚长江浪，口若天河的说功强。退敌阵，吞虎狼，黑压压妖魔叩头降。你道死马当做活马医，他云活牛我能说它亡。别人的咱不碰，自己的不让动也不成。啪，小脸蛋这么一拍，过来!谁个不服这虎的威风。 这种根植于乡村文化的口头文学并未被革命浪潮冲刷殆尽，而是通过口传心记流传于民间，像徐徐微风吹送到知青耳边。 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语言承载一方文化。 笔者根据自己在黑龙江农场生活、工作的十年经历，透过语言视点，把东北农村生活概括如下：北大荒历来就是新土地，来到的是新人类，拓荒，戍边，还有罪贬 。由于黑龙江地处北疆，具有“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的其后他点，在农村存在一种“猫冬”文化。 受气候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基本可概括为春播、夏锄、秋收，然后就是漫长的冬闲。到了冬天，雪是干的，地是白的，路是硬的，连没钱午后的泔水、垃圾都冻成了冰坨，倒也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天一冷，外面走道都打滑，活是不能再干了，于是就“老婆孩子热炕头”，抽烟喝酒打麻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猫冬”。“猫冬”的特点是一个“闲”字。一闲下来就要吃要喝。杀猪过年就成了当地人的头等大事。头蹄下水归杀猪的，猪血灌肠，肋巴扇儿切完冻上，回头上了席就是一桌“杀猪菜”。过大年前，乡亲们还会凑在一起包豆包，包饺子。一包就是十几锅，吃不完放外面冻上，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蒸/煮一下。这就是天寒地冻的好处。整个室外都成了大冰箱，冻起来慢慢吃的除了猪肉、豆包还有冻梨、冻柿子、冻豆腐等等。这些东西冻过以后，吃起来也别有风味。“无酒不成席”，有吃就要有喝。尽管全国人民都喝酒，东北的“酒文化”还是有特点的。大碗喝酒，大快吃肉的侠义风范是东北人的生活写照。 消愁解闷都得喝酒。喝酒也是交友办事的必须，“以酒会友”是常态，“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当然，酒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酒后无德”随处可见。酒席上也常常暴露出东北人缺乏分寸感， “喝好了就是喝倒了”，似乎最终目的就是把对方灌醉。“酒场如战场”，“舍命陪君子”，这种喝酒似乎成了玩命。闲了就要闹。东北人能“作”（念阴声）好耍已是全国有名。在当时，尽管民俗传统很难看到，逢年过节的“大秧歌”还是免不了的。笔者记得，刚过年，农场的当地职工脂粉盖脸，腰扎红绸，在齐鸣的鼓镲声中走村串镇，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节日的气氛。不过，由于政治原因，笔者在农场整整十年，却未能目睹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二人转”，甚是可惜。 北京知青秦川妹更是通过几个陕北方言中的常用词与背后文化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注2）。她认为能够表象陕北老乡的生存状态有“熬”、“球”和“菩萨”。陕北人长期以来生活条件恶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认为这是不适宜人生存的地方，认为“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简直是人类生存的奇迹。”在陕北话中，有个叫“熬”日常生活中，煮粥叫“熬粥”，疲劳也叫“熬”。就其抽象含义而言，“熬”字就是陕北人对生存的全部表达。说到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非“球”莫属。陕北地域偏远，天高皇帝远，这使陕北人养成了自由不羁、喜乐随心、无所顾忌的民风。他们把天大的事情说成“淡球事”。他们有时把 “球”用作句首，表示感叹，如：“球，今天真倒霉！”表示祈使，“球！快点给我。”“球”用在句中，只作补字，没有实在意义。如：“这事干球不成。”“你球没事干了？”“球”用在词尾，表示加强语气。如：“这事我不干了，球！”陕北人把“太阳”叫“日头”、“太阳”，还叫“菩萨”。太阳给人们光明和温暖是肉体的，而菩萨保佑人们平安幸福却是心灵的。这种灵与肉的结合，神与物的统一是那么的和谐自然，但你却不得不为陕北人民的想象力感到震撼。北京知青王克明总结道：陕北话是生动的艺术，是富有的文明。它们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蹒跚沧海，文化厚重，加泥带土，沉沉甸甸。以至于，今天很多人都能唱响一曲陕北信天游，也熟悉陕北的秧歌、腰鼓、剪纸。而他希望，把黄土高原破碎沟壑里吆牛踩场的农民话语中那些祖传的俗语告诉大家，让人们从中知道，陕北是一处文化圣地。 再看南方，上海知青作家王安忆是这样描绘她的插队所在地（注19）：在她插队落户的安徽淮北，田少人多，淮河年年泛滥，不停地修改着地貌，治淮的堤坝和土圩切割地表，阻断地平线，视野相当局促。站在堤上，极目望远，这里那里，一丛丛矮树，就是村庄，显出人烟的稠密。倘若到了“湖里”---我们那里将耕地叫做湖，呈现向河洼取地的农耕史，倘若忽略沟渠以及沟渠这边的榆树不计，也许还算得上开阔，可是，很快就接上邻乡甚至邻县的地边。两边的割草的孩子，互相嘲骂口音，入侵领土，征地的械斗时有发生。村里的青壮把着铁器呼啦啦奔向湖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就知道土地的宝贵。在黄淮流域，却是多少年多少代的驻守，离乡背井的人，走到哪里都要回望。岁月积累的生存原则，维系着道德伦理的范约，难免是保守的，同时又是保障。我们那里的人，即便目不识丁，也深谙儒家大义。比如，从不语怪力乱神：比如，闺阁中的女儿谨言慎行，再调皮的后生也不敢轻慢；出殡的仪式我想是脱胎于周礼，白幡摇摇前领，子子孙孙络绎不绝，荒野的田野里，男声女声的哽咽里高唱低吟，刹那间醒悟，这呜咽不就是古制里的“乐”？......现在社会的行政制度重新划分了权利和权威，但依然潜在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阶级秩序。 沟通与融合 不过，误解与冲突是其次，这些语言的主要功能还是交流。为此知青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上海知青卞林富就有这样的记录：（注17）在昆明逗留时，云南冶炼厂的一个在勐海当过兵的朋友教了他们几句傣话。急用先学，其中最适合他们身份、最实用的一句，就是“毛主席门比。”因为，在傣家人眼中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他们随后来到了各自的村落，隐隐地听到了锣鼓声。穿着鲜艳 的傣家妇女，在寨边路旁夹道欢迎，男人们敲着象脚鼓，打着芒锣，小孩们瞪大了眼睛。他们振作起精神，挥着小红书，一次又一次地喊着学到的那句傣话：“毛主席门比 ！” “毛主席门比!”老傣们显然听懂了，也立即喊起来：“毛主席门比 ！”“毛主席门比 ！看来。这是老乡发自内心的呼喊。这句话既表达了对领袖的热爱，也表示了对知青的欢迎！ 邓启耀就谈到他们学傣语的过程（注5）。 首先是发音。傣族人要辨伪，只要说：“你说说‘嘛撇’（辣椒）”，知青立马现原形。 当然，知青也可以反戈一击。宰竜们汉话说得再好，让他用昆明话说“桌子脚”，他们总是说成“桌子桌”。邓启耀还发现，傣语的语法也常常和汉语相反。比如说“把你的刀壳（鞘）给我看看”，傣话的词语排列顺序是“壳刀你我瞧”。 前面提到，笔者所在龙镇农场上海知青东北知青混居。 “阿拉上海宁”大概是很多东北人听懂，并且会讲的第一句上海话。一次，一个叫江波的齐齐哈尔知青问“江波是个大好人”上海话怎么说，一个恶作剧的上海知青说叫“江波拉屋里宁西光”。于是江波逢上海人就说“江波拉屋里宁西光”，弄得上海人莫名其妙。还有一位齐齐哈尔知青比较聪明。他叫郝秀怀，当他知道了上海话把“好”叫“哈嗲”，就活学活用，在上海人面前自称“哈嗲秀怀”，逗的我们捧腹大笑。 当然，恶作剧与搞笑都走不了多远，虚心求教肯定效果更好。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是革命文化的引领。“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老话中也有这方面的教诲。总体而言，上海人学东北话除了发音不太标准，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东北人学上海话最多只能达到听懂，真正会说的凤毛麟角。但凡事总有例外，笔者一位“荒友”李春荣是齐齐哈尔赴龙镇下乡知青，她非但学会了上海话还部分因为这个原因而嫁给了上海知青，下面是她的回忆： 我学上海话也属偶然，69年三月上海知青来到了咱分场，做为本省知青我充满了好奇。那时候很少有人去过上海，看到上海知青吃穿住行确是与北方不同，语言就更不同了。他们分别编了二个排，各自由上海带队的曹菊文，沈明良二人负责。由于语言不通让当时的连长姜书田，杨国安（本地职工）工作很吃力，最后连部决定让我去负责女排工作。于是我就和她们吃住一起，工作也着实吃力的很。他们觉得一个东北人住在排里很不方便，有的人在讲东北人有“老不死”。北方人戴着方头巾，他们也觉可笑，称之为“狼外婆”，“鸡妈々”。一开始叫他们起床，出操都很困难。我开会批评她们大都市来的知青不文明，有意见可当面说为什么要骂人？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老不死”是虱子，鸡妈々狼外婆是说东北女人戴方巾类似卡通画册里的人物。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很多。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觉得语言不通咋能做好工作，就开始学上海话了。学着学着我慢々喜欢上了上海方言，知道好多话都是有典故的，且很形象。语言畅通后我也渐渐发现上海人好多优点：认真细腻，实事求是，勤奋好学。 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越江对此也很有感慨。下乡期间，北京知青是与陕北老乡一起浸润在这语言、文化之中。 不到一年光景，越江已经是满口陕北话了，以至在梦里头都用陕北话跟人吵架！就是返城之后，见到陕北插过队的知青，他们也禁不住拉起当年的陕北话。一位北京知青甚至用陕北方言写了一篇回忆（注2）： 六八年俄从延安回到山西老家，屋里原有几外烂土窑窑子，气捏都有三五憋年了，都快塌了。里头有介有低，经年的烟薰火燎且上丘象荷黑漆漆过一样，靠前头兀一节有旋，还能强点，黑头窑顶都塌了，显迪比前头高了不少，也宽了不少，但列岸缕*得学狼牙锯齿，且上到处老鼠骨轮子，到了黑地老鼠乱窜，亭里同笼就学闹故事一样，走进齐煞劫人，让人都气蹴*迪喘不上气来，不学个人出的地方，不由题想起猿人出的洞穴，俄回齐丘写先把斋出窝修一哈。（释文：六八年我从延安回到山西老家，家里原有的几个破土窑，估模也有三五百年了，都快塌了。里面又窄又矮，多年的烟薰火燎墙上就象用黑漆漆过一样，靠前面那一节有旋*，还能强点，后头窑顶坍塌，显得比前面高出不少，也宽了不少，但两边土掉得象怪兽的巨齿，墙上到处老鼠窟窿，到了晚上老鼠乱窜，叮哩咚隆就象闹热闹一样，走进去非常害怕，气憋地都喘不上来，不象个人住的地方，不由地会想到猿人住的洞穴，我回去就想先把这住的地方修理一下。） 也许知青陈雪鸿的例子（注6）可以算是学习当地语的最高阶段了。刚到延吉县勇新 公社涌泉大队务农时，语言不通给陈雪鸿带来了麻烦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学习朝鲜语的机会。再加上后来在延边大学朝鲜语系的学习，他的朝鲜语水平和对朝鲜族文学艺术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早在1976年他就将其翻译的朝鲜族民间故事《海兰江》发表在全国性的文艺杂志上。他常说的话是：“对朝鲜民族和朝鲜族文学艺术的情结，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的心灵和骨髓。......而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成为民族融合的文化粘合剂。” 长期身处城乡一体、南北混杂的语言环境，有人注意到，在黑龙江等地竞然出现了一种知青家乡语言和当地语言混合的“知青语”(注20)。 这种“知青语”在语音上“各自为政”;在语汇上“精华互补”;在风格上“南腔北调”! 如黑龙江知青张政就谈到他下乡的地方（北岸农管局）几乎没有本地人，一类是家在两广、两湖、闽浙等地的劳改人员，刑满了在当地就业；一类是管教干部，多是河南、山东、四川籍的转业军人；还有一类是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来的知青。 刚下乡是听到这些南腔北调显然发懵，但久而久之，他发现方言自有方言的妙处。上海话“搞百叶结”“花头巾”“十三点”，东北话“整景儿”“糟践”“嘚瑟”都挺有特色。没过几年，就听到上海人说“今朝夜里厢贼冷，风哈邪乎”，北京人说“去河沿儿打衣裳，打好困觉”等乱成一锅粥、却又趣味无穷的语言， 后来甚至包括俄语的“畏大罗”“列巴”、日语、英语的许多单词，以及鄂伦春族的“麻达山”等也跟着混了进来。于是上海知青说“练家子”“猫着”，撞大个子（知青方言：放开量喝），北方知青满口“开大兴”。 想象一下，在烧得冒烟咕咚的大窝棚里，围坐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北京二锅头加酸菜粉条，三阳风干肠配咸菜疙瘩，大白兔灌凉水，南腔北调的话，侃着天南海北的事，这种场合，当然是“知青方言”的天下了！ 上海话中夹杂着北味，北京话里带着吴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令外人惊诧不已，也让语言学家瞠目结舌！ 知青来到农村，是走进社会的第一步，却是语言学习的第二期。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各地方言土语混杂，城市与乡村文化对接的特殊生活环境。他们通过语言接地气，会生活，通过语言懂习俗，爱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他们在这块天地中放下了身段，睁开了双眼，深邃了思考。他们开始懂得，要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唯一的渠道是交流与沟通，重要的原则是理解与宽容。以上语言现象有许多登不上大雅之堂，但语言背后是习俗，习俗背后是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时代可以过去，语言却如水银泻地，根深叶茂，让人至今难以忘怀。 注1：注1：本文中的“语言”未按语言学严格定义，其中许多在严格意义上只能算“方言”。特此说明。 注2：本节有关北京知青在陕北的语言经历都来自 新中知网 --陕北方言、土语的情趣 的秦川妹（网名）、山丹（网名）和山笋（网名） 注3：摘自原丹阳县全州公社西岗大队（西岗村）插队知青回忆录。 注4： 上海知青网，原文标题为《岁月蹉跎忆版纳》作者：晴空一鹤（网名）。 注5：摘自“山寨版人类学”，作者 邓启耀，原昆明赴云南大盈江农场知青，人类学家。 注6：资料来源 “半个世纪的融合”（下），上海知青网 作者： 原上海赴吉林插队知青周培兴 。 注7：摘自“徐州方言听不懂是要闹笑话的”，新浪网，作者 笑口常开 哼哈哈嘿（网名）。 注8：资料来源“张三起猪”，上海知青网，作者 原上海赴黑龙江瑷珲县知青黄建华 注9：摘自“合肥机趣方言土语乡音萦绕”，合肥晚报作者 原郜磊,。 注10：摘自湖南知青网“下乡”，作者：湖南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羊峰林知青 仙人球 （网名）。 注11：资料来源“插队小记”，互联网。作者 王海军，原北京赴内蒙插队知青。 注12：摘自《芍药沟系列》，作者 盛文秀，原上海赴黑龙江呼玛插队知青。 注13：摘自《日夜书》，作者 韩少功，原湖南长沙赴汨罗县天井公社插队知青。 注14：资料来源 《历史的化石》,作者 原北京赴内蒙科尔沁草原插队知青木斋。注15：摘自《青春淌过老莱河》 24 ”“岁月留情”，作者：哈尔滨下乡黑龙江知青 黄春来注16：摘自“知青时代的市井语言”，作者 原四川成都郊县赴郊县邛崃农场知青江海平。 注17：资料来源“知青探亲西双版纳：毛主席门比” 上海知青网 ，作者：上海赴云南知青卞林富。 注18：前所农场下乡知青回忆录（转）作者：金秋时节（网名） 注19：资料来源 《知青回眸引龙河》序， 作者 作家王安忆 ，原上海赴安徽淮北插队知青。 注20：资料来源 引自齐齐哈尔幼儿师范学校和齐齐哈尔幼儿师范学校的李超、张港 论黑龙江的“知青语”《理论观察》 2003年0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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