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是“人生”。 什么是人生？通常认为，人自从一生下地，便开始了他的人生。一般意义上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但在我所体会的意义上，真正的人生是从一个人脱离家庭的庇护而走上社会的时候才开始的。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家庭的一分子，当人意识到他的处境同其他“人”没有任何两样，他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争得在社会上立足成人的资格，这时候，他的“人生”就开始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家庭生活、学生生活都只不过是在为他踏入人生作准备而已。 四十多年前，我初次踏上了人生的旅途，那年我十六岁。当火车启动，载着我们一大批知青驶向那千里之外的都庞岭山区时，我与同车厢的知青摆开“楚河汉界”，开始了虚拟世界中疯狂的撕杀。我们在下棋、观棋中消磨着旅途的无聊，有时歌声响起来，激动起一阵狂热的遐想，铁路边惊飞的大群麻雀消散在天际，有女同学在偷偷地啜泣。我那时年轻气盛而单纯，义无反顾，正好与当时充斥于社会的“革命豪情”迭加在一起，应和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歌声的节奏。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把自己奔向人生的决绝从这种虚假的豪情上剥离开来，而这是很多老知青至今还未能做到的。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决绝正是一个青年在面对自己人生的前途时极可宝贵而又极为正常的冒险精神，那里面充满着好奇、幻想和迷惘，略微有点感伤，但更多地是一种生命力的强烈冲动，它给我带来一种走出家庭扑向社会的类似英雄主义的自豪感，和一种迎接生活的严峻挑战时的激动。  其次是“人格”。 我的独立思考使我有了我的“自我”，正如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在孤独中，我看书，我记日记，我和同学写很长的信，倾吐着自己偶尔冒出来的思想，并力图将它们整理成“思路”。我日益精进，开始有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自己思想的脱胎换骨。那时我在农村，天不管，地不收，没有人关心我看什么书，说什么话，想什么问题，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请教，只有书本。我完全是在自我启蒙。每天的劳动是挣自己的口粮，同时也是练身体，以及体验零距离的“生活”；而每天晚上的读和写，则是把这些体验变成思想，变成灵魂的营养。就这样，我形成了自己封闭的“人格”意识，即一个人的精神独立性，他的物质性生存和肉体生存都是为了一个独立的精神生活服务的。人之成人的标志就在于他有一个人格，这个人格是他时时关注、着力打造、小心维护并坚持一生的，是他作为一个人存在的基础。它给他提供主见、决断、追求的目标和评价的标准，而不在乎外界的成见和众人的关注。 一个有人格意识的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和胆识； 一个有人格意识的人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分得清什么是违背自己人生信条的，什么是自己应该万死而不辞的。 而他的原则经过反复的独立思考，是建立在他确信无疑的自由意志之上的，而不是未经思考由别人给自己安排停当的 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的人在追溯自己的思想根源时总是喜欢说，我从小就受到谁谁的教育，懂得了什么什么道理；与此相反，我则是在反叛这些教育、怀疑这些道理中获得了自己“成人”的经验的，我的原则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或者说，至少是我自己在各种不同的原则中自由选择出来的。如今网络“愤青”们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是思想上的懒汉，从来没有怀疑过那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因而他们很容易成为某种现成势力的玩物，或者打手。 最后是“人性”。 中国人自古以来把人性归结为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模式的等级名分（礼），而把一切违背这一等级模式的行为直呼为“禽兽”。从此以后，中国人便无法懂得把人与自然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标准和界线，因为血缘关系仍然不过是一种自然关系。中国人只是在自然关系内部划分人与兽，因而并不能够真正把人与兽、人性与兽性划分开来。我们由此可知，为什么中国人总是用对待兽的办法来对待人了。正如鲁迅所说的，几千年来我们是一个“吃人”的民族，我们不仅在肉体上惯于吃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总是将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吞噬无遗、化归乌有。但我们对这一点并不自知，因为我们自恃有“五千年文明”，我们可以将一切吃人的痕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天衣无缝。惟有当我们在一百年前初次接触到西方启蒙思想的时候，我们才惊异于一个闻所未闻的崭新的视野展示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西方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视野。人本主义并不取消人的自然性或肉体存在，但它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在人的生存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是人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对于人生的决定性的意义，是一切人类个体在普遍人格上的一律平等。这种人生境界是只有当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人格意识之后，才能够心领神会的。我在近30年前跨进武汉大学的校门的时候，已经初步具备了这种意识。又加之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大量曾遭封禁的中外文史哲著作的解禁，一波又一波的最新国外思潮在最短时间内被翻译出版，美学热、文化热、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依德热、海德格尔热，向我们这一代幸运儿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都提供了对中西人性进行比较的最佳条件。80年代的“新启蒙”，以及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是中国人性论在理论上的一次巨大飞跃。正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人性”的比较中，我开始意识到人类普世价值是不论哪个民族的人性所自然追寻而不可偷换的目标。所以在我看来，人性的话题就是中西文化比较的话题，它将在整个21世纪成为中国学术界或隐或显的核心主题。  邓晓芒，2008年4月2日，于珞珈山。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