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马信芳 在老作家中，书写老上海手法不凡的沈寂先生是我敬仰的一位。家父与柳和清先生（王丹凤爱人）曾是大同大学的同窗。有一天，柳先生告诉我，他和沈寂先生及家父还曾是年轻时的“玩伴”。沈寂先生听我说后大笑道：说明我们缘分不浅啊！ 那是沈寂先生离世前两年，那天我坐在他家正对着八万人体育场（即上海体育场）的窗户前。聊着聊着，竟说到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近年来，令他感慨不已的是，不少熟识的朋友纷纷离去。每每参加告别仪式，痛心之余，有样东西引起他的注意，那就是挂在遗像两侧的挽联。这是活人对死者的评价。读着读着，他竟想到了自己百年后，挽联上会出现怎样的文字？ 先生有了请高手作“挽联”的想法。作为写老上海的行家，他一生著述丰富，三部“大”字系列作品《上海大亨》《上海大班》《上海大世界》是他的代表作。于是，他以此自拟了上联：“大亨、大班、大世界”，征求下联。这本是“增加点难度”，想不到自有高人在。老同事、编剧斯民三很快撰联奉上，曰：“好人、好心、好文章。”沈寂笑着说，斯大编剧过奖了。这“好文章”，我实不敢当，应该让读者来评定。但这“好人、好心”，我接受，因为这是我一生做人的准则。 2016年5月16日，沈寂先生离世。弥留之际，女儿守候于病榻旁，读着《解放日报》上连载的他写的《昨夜星辰》，他安详、平静地走完坎坷而丰富的一生。家人遵从先生的愿望，将这副他喜爱的对联作为挽联，挂于悼念厅之上。 遇到这样一位文学引路人，沈寂甚感幸运 说到沈寂，圈内公认：是个好人。 沈寂,原名汪崇刚，1924年生于上海。 沈寂的父亲是奉化的农民，斗大的字不识一升，13岁到宁波打铁，16岁到上海当码头小工，五六年后成工头。接着，他想，不如自己去当商人。梦想居然成真，他成了上海滩上的棉花商。由于父亲与海上闻人虞洽卿关系深，因此沈寂上的是宁波同乡会办的小学。 沈寂说小时候父母常带他去看戏、看电影。当时,卓别林演的电影他差不多都看了，还看《劳莱和哈代》。他还喜欢看中国片，像阮玲玉、胡蝶等明星演的电影都看。 沈寂还自爆上小学时有一次作文几乎交了白卷，成绩是倒数第一名。这个成绩刺激了他，促使他发奋努力，后来居上。他翻出杂志，指着上面他的一篇回忆文章说，他能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得到了柯灵先生的提携和指导。“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想做人应该懂知恩图报。” 1942年，沈寂将自己写的小说《盗马贼》寄给由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柯灵很欣赏这篇小说，但他多了个心眼，心想这会否是作者的偶然之作？于是他要沈寂再写几篇。沈寂遵命连写《大草泽的犷悍》《被玩弄者的报复》两篇小说寄了过去。柯灵看后，当即决定在《万象》连续三期刊出这些作品，并在编后记中推荐道:“这里想介绍的是《盗马贼》，细读之下，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风致，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初涉文坛，遇到这样一位文学引路人，沈寂甚感幸运。 沦陷时期的上海，形势吃紧，《万象》频遭敌伪审查，柯灵不时受到传讯，直至被捕，刊物难以为继，至第4年第六期后被迫停刊。筹备复刊时，柯灵为不引起敌伪注意，举荐沈寂担当执行主编。沈寂冒着风险将编辑部设在新闸路家里。并且，他将那期《万象》的编辑费和稿费交给他人去打通关节。柯灵终被释放。 “张曼玉还问我，沈老师啊，阮玲玉漂亮还是我漂亮” 1948年夏天，沈寂收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一纸信函，信中说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红森林》和《盐场》被看中，拟购买版权改编电影。这样，1949年初，沈寂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担任电影编剧。他从电影ABC学起，钻进摄影棚，看拍摄全过程，还登门向前辈程步高求教。继而，进一步求教于朱石麟、费穆、岳枫、季萍倩等导演。就这样，一边看电影一边用心琢磨，从剧本分场景到镜头合成“蒙太奇”，他都学会了。 在港不到3年中，沈寂先后为永华、长城、凤凰等影业公司创作了《狂风之夜》《神·鬼·人》《白日梦》《中秋月》《蜜月》《一年之计》《水红菱》等十余部电影剧本。1956年，他与著名导演朱石麟以宣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民间风俗礼节为题材，合作编导的《一年之计》，获得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度优秀影片荣誉奖。1988年，《中秋月》被香港《电影》双周刊评选为中国十大名片之一。 沈寂还与舒适、刘琼、孙景璐、陶金、龚秋霞等演员合作，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这为其后来写作积累了极丰富的资料。 正因为沈寂有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和他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关注，使他渐成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专家。曾任上海市文联主席的吴贻弓导演这样评价沈寂先生：“在现下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同仁圈里，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能像沈寂先生那样手头掌握着那许多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亲历资料，也很少有人能像沈寂先生那样在记忆里留存着那许多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鲜活影像了。所以，圈内有人赞誉他是一部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活字典，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 吴贻弓接手《上海电影志》的编撰任务后，对于编撰这部涵盖一百年上海电影历史的志书，感到最吃力的是对上海影人的评价，尤其一些早期人物，由于历史文字资料不足，常常使他陷于为难。于是，他想到了和中国电影早期重要人物有过广泛合作和交往的沈寂，便登门拜访。沈寂满怀热情，接待赐教。但当吴贻弓有意请他出山担任编委的时候，他却婉言谢绝了。事实上，像沈寂这样的资深人士担任相关编委恐怕不为过，然而，他不倚老卖老。 沈寂还为许多影片中的上海情节把关。影片《色·戒》拍摄时，李安导演也上门请教。李安知道沈寂认识原著作者张爱玲。沈寂毫无保留，为其排疑解惑，不仅详细介绍当时南京西路事件的开枪地点等情况，还为使影片浸漫于上海风情中，大到场景的设置，小到旗袍的样式，甚至连淑女走路时的仪态的相关看法，都一一奉献。 香港导演关锦鹏想拍《阮玲玉》，请沈寂先生参与编写剧本。因他当时手头上还有其他任务，便大气地说，我写的传记是现成的，如果有用就直接拿去吧。关锦鹏说，如此慷慨的作家，实为少见。 沈寂先生还告诉我，那天，在电影中扮演阮玲玉的张曼玉也来了。 “喏，那年她就坐在你坐的地方。” “张曼玉还问我，沈老师啊，阮玲玉漂亮还是我漂亮？我觉得不大好说，说阮玲玉比她漂亮，关导演会失去信心；说她漂亮，好像又有讨好眼前人之嫌。于是我答道，不同年纪不同漂亮。她后来有些镜头演得太好了。当时她才20多岁，不大懂穿旗袍，我就教她。后来她在《花样年华》中，旗袍就穿得非常多姿了。”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就写不出老上海的各色人物” 沈寂创作的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1984年岁末至1985年初在《解放日报》连载，引起轰动。接着，他推出第二部《一代歌星周璇》。两部小说出版首印均十万册，被一抢而空。身在电影界，名在文学界的“两栖作家”，声名鹊起。 沈寂感慨地说:“我对老上海的熟悉，就因为置身其境，目睹其人物故事本身就显得十分生动。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就写不出来老上海的各色人物，即使写出来也未必真实。” 20世纪90年代，一部香港片《反毒英雄黄金荣》把贩毒者美化为反毒人。这激发了沈寂写一部真实反映黄金荣生平的小说的念头。在《新民晚报》支持下，他一头钻进了《上海大亨》写作中。当时沈寂居住在金陵西路一间朝西的阁楼里，大热天伏在小桌上写作，赤膊上阵仍汗流不止，老伴不时地用冷水毛巾为其降温。他一边写作，《新民晚报》一边连载，不到半月，好评如潮。弄堂口传呼电话间里的阿姨有电话来，也不叫他沈寂，就亮着嗓子喊：“大亨，电话！” 在京的漫画家华君武读了《上海大亨》，给沈寂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连载大作《大亨》引人入胜。我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读书、做事，和一般未在上海的读者感受不同。我不认识你，猜你是个老先生，因为写上海社会如此手法不凡，非后生可及。”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在一次文化专题会议上，谈到英国人写的《上海》一书时说，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能也写写老上海呢？到会的柯灵、沈寂发言表态。会后，解放日报社领导将两人留下进一步相商，并希望沈寂能写哈同。哈同是洋人在华从商的成功人士。不久，以《豪门秘史》为题的长篇小说（即《上海大班》）在《解放日报》连载。 沈寂的父亲当年与上海大世界创始人黄楚九是朋友。撰写黄楚九的传记小说《上海大世界》，对于沈寂来说，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于是，“大”字系列第三部小说《上海大世界》在沈寂笔下浑然而成。 自此沈寂更为积极。他想起新中国成立前他的小说由画家董天野、乐小英、米谷等配画插图，非常吸引读者。他的这个想法，与画家戴敦邦一拍即合。两人将《上海大亨》编绘成连环画，并被送去比利时参加连环画大展，大获成功。于是，《上海老城厢》《老上海南京路》《老上海电影明星》等“老”字号文配图相继问世。沈寂与戴敦邦的合作，创作的作品图文并茂，堪称珠联璧合。 接着，沈寂又与贺友直合作，在《哈哈画报》上推出“百年上海滩”专栏，连载三年。为“再现老上海的历史风貌”，留下了精彩的画卷。 2013年，画家桑麟康收到沈寂撰写的《上海大世界》连环画脚本，分外高兴。特别是，90岁的沈寂还带着他到正在翻修的大世界现场“考察”，使他激动不已。老作家故地重游，详细介绍。画家认真聆听，受益匪浅。桑麟康不敢懈怠，查资料，做调查，细研究，精心绘制，终于完稿。 对于这一小说《上海大世界》的衍生作品，沈寂先生十分满意。记得那天，他从书柜里取出连环画签上名，一边递给我，一边高兴地说，这本小书画得不错。 沈寂说，诚如柯灵先生所说：“在声名显赫的世界级大都会中，几乎没有比上海更色彩斑斓，更引人注目的了。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的会合点，古代和现代、新和旧、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曾在这里风云际会，激烈碰撞，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正如美国的著名记者、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