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日升
在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展厅里，还原了一间钱老的书房和客厅：不到10平米的屋子是书房，靠墙摆放着插满书籍和资料的书架，除了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空间所剩无几。客厅摆放着沙发和茶几，一个从美国带回来用了几十年的音箱；一只从美国带回来用了40年的公文包，上面，“H.S.T.”的英文名字缩写清晰可见，包的两侧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破洞，还有缝补过的痕迹……陪同参观的钱永刚馆长对我们说：“生活中，我们家的客厅就是这个样子。” 钱永刚是钱学森的长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南京空军某地空导弹团工作时的战友。他是团技术处助理员，一个胖墩墩、喜欢打乒乓球的年轻军官。恢复高考后，他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再后来，他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总参某研究所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研发工作，直至退休。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建成，他被聘为馆长和兼职教授。那年初春来上海，他特邀老战友汪耀中、李宗坤和我做客“钱学森图书馆”。 南京一别，我们有30多年未见面，当年的青年军官，现在已满头白发，脸上多了几分岁月沧桑。时年66岁的钱永刚面容和身材酷似其父，说话温和但意志坚定。久别重逢，我们相见甚欢。最感兴趣的，还是听永刚讲他父亲的故事。他陪着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做讲解—— 钱学森把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与巨大成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简朴的平凡生活和纯粹的精神境界。无论工作还是休闲，父亲通常穿件简朴的蓝色卡其上衣和军便裤。家里直到2000年才安装了空调。父亲的家国情怀让我们深受教育。1962年，生活条件非常困难，钱学森收到了《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两本书的稿费，数千元可是一笔“巨款”，父亲却把它交了党费。1978年，已故祖父补发了3000多元工资，钱学森作为唯一的儿子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但他坚辞不受，一定要还给组织或者交为党费。1989年6月，钱学森荣膺国际理工界的最高荣誉——“小罗克韦尔奖章”，同时获得“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作为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钱学森不同意举行大规模的祝贺仪式。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祝贺他获奖的小型座谈会上，他说：“不要强调获得此项奖励的16个人中我是唯一的中国人，要强调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人，我不过是个代表。” 说起18岁时他参军入伍，永刚很感慨，已是七机部副部长的父亲没有向军方打过一声招呼。面对高中没有念完的儿子，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你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钱永刚跟同年入伍的新兵一起坐闷罐子车南下，在基层部队艰苦磨砺了9年。 在钱永刚眼中，父亲平时话语不多，是一个嗜书、喜静、乐观的老人。“1986年到1991年那五年我在美国，回来以后一直陪着父母。”垂暮之年的父亲常年卧床，但从来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他不仅发出了“钱学森之问”，还倡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建议大幅缩短学制……在诸多领域，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新论述。 “父亲把毕生智慧和心血奉献给了国家。应该说，没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就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现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永刚饱含深情地说。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