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希涛 初见叶辛，是在1990年10月，一个桂花飘香、枫叶流丹的季节。他刚从贵州调回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出任《海上文坛》杂志的主编。 他个头不高，宽宽的前额下一双晶亮的眸子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衣着随便，若不知他是位作家，还以为他是位朴实的农民或乡村干部……这就是叶辛最初留给我的印象。 1998年8月，窗外，高温咄咄逼人，室内，吊扇呼呼旋转。在上海作协大厅安静的一角，叶辛微笑着和我握手，饱经风霜的脸上，刻着他人生的阅历和生活的履痕。他侃侃而谈，薄薄的嘴唇里讲出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叶辛原名叶承熹，出生于1949年10月，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他在上海一条弄堂深处呱呱坠地。那时的上海，五方杂处，百业纷陈，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1957年9月，和众多满7岁的孩子一起，叶辛背着书包怯生生地走进了住家对面的那所小学。那儿解放前叫作“跑狗场”，解放后改称“文化广场”。小学三年级时，《中国少年报》上连载了陶承同志的《我的一家》，老师每星期给他们念一节，边念边讲解。叶辛嫌老师讲得太慢，等不及，便掏出零花钱买了一本，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从此以后，他在众多爱好中又添了一件——读有趣的书。是书籍，给他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门户。 1966年6月，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中学毕业的叶辛，看到纷纷扰扰的世界露出了它青面獠牙的一面：那些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挥着体操棒、铜头皮带打破了“狗崽子们”的头，逼着“走资派”在熊熊的火堆旁爬。火堆里，烧的都是叶辛爱读的书哇。喜爱思索的叶辛怎么也看不懂，他疑惧地退缩了，就此埋首书堆，并偷偷摸摸地开始写下一些习作，在同学、朋友间传阅。 1969年3月31日，叶辛与妹妹叶文一同离开了上海。倚在南行列车的窗口，前去一无所知的地方插队落户。那是贵州省修文县久长公社永兴大队第三生产队，一个叫砂锅寨的穷乡僻壤，那儿离上海足有五千里路程，火车要开两天两夜。叶辛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奇特的倒春寒，雪花飘呀飘呀，飘落在盘山绕坡的公路上，飘落在送他们的卡车上，飘落在连绵无尽的大山脊梁上…… 就这样，叶辛带着迷茫的热情到达了他的“第二故乡”。在那偏僻的大山沟里，他开始自食其力：从低矮的牛栏、马厩、猪圈的小门里，把猪粪、牛粪挑到农田里去；参加修建湘黔铁路，伐木，下河捞沙，开山放炮，抬石头。晚上，他则守着煤油灯，伴着茅屋外三两声犬吠，几乎每天都要写到夜阑人静。没有桌子，他就掀起铺盖，以铺板当桌；没有电灯，用墨水瓶改制个小油灯，摇曳的光焰，把他的帐子熏得漆黑。 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到一块儿抽烟喝酒、打牌赌钱、偷鸡杀狗、谈情说爱，叶辛心有不甘，一刻不停地写。别人在发牢骚、吹牛皮，他悄悄地带一块搓衣板，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赶场天，别人为打一顿牙祭忙着上街，他就躲在屋里写；有时起大早，赶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 在下雨即漏、刮风就摇的茅屋里，在天天以瓜代菜、以盐巴水充油水的日子里，叶辛整整11个月没尝到一片肉。繁重的劳动，营养的缺乏，让他掉了6颗大牙。在文学这条崎岖的小道上艰难地跋涉，他为心中的追求付出代价，可他什么也不顾，只是一个劲儿地写呀写…… 在热切的期待中，等待叶辛的却是退稿，一厚叠一厚叠，三四十万字的小说稿。外面包扎的牛皮纸已经撕破了，这在乡间的邮电所里是常事。捧着退稿，叶辛失望得掉了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一声不吭。他要面子，可他也扛得住失败。咬紧牙关，勒紧裤带，省下钱来买煤油，并指望上海那些好心的同学给他寄稿纸，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写下去！ 如今看来，文学给叶辛的命运带来的打击，实际是在造就他。命运的重锤在他身上反复锻打，仔细加工，这使他痛苦，也使他成熟，使他身上具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素质。 就在叶辛苦苦挣扎的日子里，他的痴情和执着，悄悄地打动了一位姑娘的心。她叫王淑君，是妹妹叶文的好友。这位温柔俏丽的姑娘动情了，开始为叶辛抄稿子。文学是他们的大媒，第一个发现并支持叶辛的伯乐，就是这位沉稳、充满智慧的姑娘。 1972年9月，公社决定让叶辛到耕读小学教书。除去课本，叶辛让孩子们读普希金的诗，念高尔基的小说……可这儿的孩子见识少，连“面包”也不知为何物。村里没有，小镇上没有，最后，叶辛回上海探亲时带只面包到砂锅寨。面包放在讲台上，他让学生排队上来看。 那一届叶辛教的学生，除几个年龄过线的以外，全部考上了中学。 教学之余所有的时间，叶辛都用来写作。他记气象日记，观察大自然的阴晴雨雪；他留神周围老乡，观察村寨上的世态人情…… 1977年春天，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叶辛在遭遇一百多万字的退稿后（后来他妹妹用这些废纸生炉子，天天烧几张，烧了一年多也没烧完），他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问世了。第一版20万册，第二版17万册，并翻译成了盲文、朝鲜文，改编成了连环画，还改编拍成了电影《火娃》。 那一日，说到这儿，叶辛喝了口水。他用一种深沉的语调对我说：“这本处女作是幼稚的，可它对我是多么的珍贵啊！” 自此叶辛越写越顺。电影《火娃》公映后，1979年的秋天，他躲在猫跳河畔一个偏僻的峡谷里，白天写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夜晚则着手构思一部新长篇《蹉跎岁月》。  197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叶辛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干部子弟，由于父亲被打成了黑帮，关进牛棚，插队落户到了一个偏僻村寨。在那里，他和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相识了。姑娘在生产队里放鸭子，他在河滩上放羊，他们恋爱了，爱得深沉。粉碎“四人帮”后，痴情的姑娘以为命运之神会向她露出妩媚的笑脸，却不料严酷的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官复原职的干部以高压手段干涉儿子的婚姻。儿子抵挡不住大城市的诱惑，抛弃了恋人，酿成了悲剧。 叶辛的思绪泛滥起来，他夜不能寐，决定要写一写“血统论”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戕害，写一本新的长篇小说。不过，他要把它的结局写好，决不写成悲剧。这就是写作《蹉跎岁月》的直接起因。 小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尤其是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光叶辛收到的读者来信就多达一千余封。在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代会期间，代表住地有个特设的售书亭，《蹉跎岁月》很快卖光了，却仍然不断有代表来问，结果大家发现作者就在身边。于是，有11位教授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蹉跎岁月》讨论会，请叶辛参加。西南交大一位姓曹的教授说，他从不看电视剧，有一次见女儿边看边哭，他也坐下来看，一直看到完，一夜没睡好，这是《蹉跎岁月》的魅力。 从《蹉跎岁月》到《家教》，再到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播出，叶辛作品的读者、观众从知青、文学青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叶辛把这种成功归功于“碰到了内行的好导演”。但作品的精彩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叶辛认为，电视虽为一种快餐文化，但它发展至今也需经典之作，作者要以严肃的态度进入创作，才能产生感人的作品。光想着赚钱，一两天就拿出一个本子来，实不可取！  叶辛始终认为，文学创作不仅要写出人物心灵深处的感情和喜怒哀乐，还要写出性格内部深层次结构即人物内心世界里的矛盾搏斗，以及由这种搏斗所引发的不安、动荡、痛苦等一系列复杂感情，更要写出人的灵魂在前进、退却以及堕落时所受到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包括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心理历程。能达到这种要求，方为好作品。 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叶辛，尽管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但他始终牢记自己归根结底是个作家。作家，就要以作品说话。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曾向读者奉献出讲述自己知青生涯的写真集《半世人生》，以及记录与妻子王淑君苦恋故事的《往日的情书》。这两本书，凝聚着叶辛的情与爱。 与大明星们装帧精美的写真集不同，《半世人生》没有矫饰的照片和矫情的文字，一张张昔日的黑白照片搭配着质朴的回忆文字，讲述着主人公人生旅程中真切感人的故事。 叶辛的恋爱季节是在砂锅寨孤军奋斗的岁月里开始的，王淑君慧眼识人，情坚不渝。两人从1969年相识到1979年结婚，苦恋了十年，而其中绝大部分的日子是在两地分离中度过的。在当时根本别想找到一部电话的情况下，维系两人情感的唯一手段就是写信。他们在书信中倾诉着相互的思恋和感情，互诉着插队落户生涯里的点点滴滴。带着被雨水浸蚀而看不清的字迹，这些书信没有经过一点修饰，按当时的原始面貌发表。 “承熹，自你走后，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这里的“承熹”，便是当年的叶辛。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加深，两人间的称呼已由“承熹”“淑君”发展到“亲爱的熹”“你的淑君”，再后来则是“毛头”和“甜甜”。“毛头”是叶辛对淑君的昵称，“甜甜”，不用说，你懂的。（他们的儿子就叫叶田，是要儿子不再像他们那样吃苦太多，甜甜地过一辈子呢，还是要让这昵称也“传宗接代”呢？） 在整理这些“往日鸿雁”时，叶辛的心头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回他的第二故乡——砂锅寨去看看。看看那儿的崇山、峻岭、房屋；看看他们劳作的田块、坡土、小路和桦树林；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是否还像原来一样清贫和苦累。 那年3月31日，正是29年前叶辛从上海出发的那个日子，他终于成行。山，还是那样的山；路，还是熟悉的路。岁月改变了容颜，但叶辛痴情不改，此心依旧。他的岁月，不是空白的。 那一次，听叶辛娓娓讲述半世人生，话语时急时缓，话头或深沉或轻灵，人生历程如一泓甘洌的泉水流经我的五脏六腑……我在想，在作协的领导岗位、在名人的社会角色、在作家自身的创作这三者之间能保持一种平衡，这和叶辛始终拥有一种执着与真诚的心态，不无关系。 从1990年结识叶辛至今，已整整过去了29个年头。在贵州生活21年，使叶辛有了与众不同的观察社会的冷静目光。回沪以来，叶辛对上海的生活形态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把握。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叶辛告诉我，他又一部新长篇《五姐妹》即将问世。  与共和国同龄的叶辛，还不忘“来处”，时常为业余作者与文友鼓与呼。前一阵子，他从江苏兴化驱车300公里赶到上海五角场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与近30位作家诗人一起参加采风，走进陈望道旧居，走进北茶园睦邻楼组，走进由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题写场名的江湾体育场，走过大学路，走进创智坊社区……他用70年的同龄，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五角场商圈发生的变化，并为并非地处市中心的民间文学团体上海出海口文学社，慨然题写社名、刊名，还带头撰稿。叶辛恳切地对我说：“希望文学社的成员写出更多有光芒、有温度、有理想、有筋骨的作品。” 不断用写作表达对国与民之挚情的叶辛，从壮年变成了小个子的老人。几乎每晚六点三刻，人们总能看见叶辛在居家附近的肇嘉浜路上散步。 （本文刊于2019年10月4日解放日报·朝花）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